1926年春，徐志摩接連發表在《自剖》、《再剖》、《求醫》等一系列自剖文字，後收入1928年新月書店出版的散文集《自剖》。徐志摩在《自剖》、《再剖》中，大膽地向他人敞開自己的心扉，毫不掩飾自己思想上的苦悶、矛盾、疑惑，層層解剖自己，真實地向他人袒露他內心的一切和那顆理想破滅後掙扎中痛苦的心靈。
徐志摩在《自剖》中說他是個好動的人。每次他身體行動的時候，他的思想也彷彿跟著跳蕩。他做的詩，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他愛動，愛看動的事物，愛活潑的人，愛水，愛空中的飛鳥，愛車窗外掣過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閃動，草葉上露珠的顫動，花須在微風中的搖動，雷雨時雲空的變動，大海中波濤的洶湧，都是觸動他感興的情景。只要是動，不論是什麼性質，就是他的興趣，他的靈感；是動就會催快他的呼吸，加添他的生命。
但近來他大大的變樣了；他的肢體已不如原先的靈活；他的心也感受到了不知年歲還是什麼的拘束，動的現象再也不能給他歡喜和啟示。先前他看著在陽光中閃爍的金波，就彷彿看見了神仙宮闕，荒誕美麗的幻覺就在他的腦中一閃閃的掠過。現在不同了，陽光是陽光，流波是流波，無論景色怎樣燦爛，再也照不化他呆木的心靈。他的思想似岩石上的藤蘿，貼著枯乾的粗糙的石面，困難的蜿蜒著；顏色是蒼黑的，姿態是倔強的。
徐志摩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這變化來得這麼突兀和深徹。原先他在人前覺得自己是一注流泉，有飛沫和閃光。現在這泉眼，卻彷彿叫一塊石板不留余隙的給鎮住了。他再沒有先前那樣蓬勃的情趣。每回他想說話時，就覺著那石塊的重壓，怎麼也掀不動、推不開，結果只能自安沉默！他覺得自己沉悶的心裡有嘲諷弔唁的諄囑：「你再不用想什麼了，你再沒有什麼可想的了」；「你再不用開口了，你再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
徐志摩說他的思想或經驗並不曾受過什麼過分劇烈的刺激。他自己的處境向來順的，現在更是順了。那麼為什麼會有變化？1925年他到歐洲去時，他就像一隻初長毛角的野鹿。什麼顏色都讓他的視覺激動，什麼香味都讓他的嗅覺興奮。他在義大利寫遊記時，情緒活潑，興趣醇厚，一路來眼見耳聽心感的種種，都栩栩如生地聚集在他的筆端。但第二年的如今，他到南方去，一個多月的時間，眼見耳聽心感的事物也不少。他未動身前自喜又可以有機會飽餐西湖的風色、鄧尉（山）的梅香。有好多朋友也曾希望他在這閑暇的假期中採集一點江南風趣，歸來時，至少也該帶回一兩篇爽口的詩文，給在北京泥土的空氣中活命的朋友們一些清醍的消遣。但事實上不但在南方時他白瞪著大眼，看天亮換天昏，又閉上了眼，拼天昏換天亮，一枝禿筆跟著他涉海去，又跟著他涉海回來，正如岩洞里的一根石筍，壓根兒就沒一點搖動的消息。徐志摩回京後，任憑朋友們怎樣催促，自己良心怎樣責備，自己的筆尖上還是滴不出一點墨汁來。他也曾勉強想想，勉強想寫，但到底還是白費！最可怕的是這心靈驟然的呆頓。
可能是與時局有關係吧。他到北京沒幾天就碰到了空前的血案。五卅事件發生時他正在義大利山中采茉莉花編花籃兒玩。翡冷翠山中只見明星與流螢的交喚，花香與山色的溫存，俗事俗氣是吹不到的。直到他到了倫敦，才知道了國內風光的慘淡。等他趕回來時，設想中的激昂，又早變成了明日黃花，看得見的痕迹只有滿城黃牆上墨彩斑斕的「泣告」。
這回卻不同。徐志摩覺得屠殺不僅是在自己居住的城市裡發生，有時竟覺得它是自己靈府里的一個慘象。殺死的不僅是青年們的生命，自己的思想也彷彿遭到了致命的打擊，就像國務院前的斷脰殘肢，再也不能回覆生動與連貫。但這深刻的難受是無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釋的。這次悲慘的事變引起的憤慨與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時有一個殘酷的事實，那就是，在這根本起變態作用的社會裡，什麼怪誕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殺無辜，還不是年年最平常的現象。自從內戰糾結以來，在受戰禍的區域內，哪一處村落不曾分到過遭姦汙的女性，屠殘的骨肉，供犧牲的生命財產？這無非是給冤氛團結的地面上多添一團更集中更鮮艷的怨毒。再說哪一個民族的解放能不濃濃的染著烈士的鮮血？俄國革命的開幕就是冬宮的血景。只要中國人有眼力認定，有膽量實行，他們理想中的革命，這次羔羊的血就不會是白流的。所以徐志摩個人的沉悶絕不完全是這次慘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愛和平是徐志摩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殘殺的空氣中，他的神經總是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壓迫。還是在奉直戰爭的時候，他就覺得過的是一團漆黑的日子。每晚更深時，他獨自抱著腦袋伏在書桌上受罪，彷彿整個時代的沉悶蓋在他的頭頂上。—直到他寫下《毒藥》那幾首咒詛詩後，他心頭的緊張才漸漸緩和下去。這次又是同樣的情形，他只覺著煩悶，感想來時只是破碎，筆頭只是笨滯，身體也不舒服，像是蠟油塗抹住了全身毛竅似的難過。一天過去了又是一天，他卻又在重演更深獨坐箍緊腦袋的姿勢。而那窗外皎潔的月光，分明是在嘲諷他內心的枯窘！
他不能叫時局來替他思想驟然的呆頓負責，他得往自己生活的底里找去。
平常有幾種原因可以影響人們的心理。實際生活的牽掣可以劫去心靈所需要的閑暇，形成一種壓迫；在某種熱烈的想望得不到滿足時，又能感覺到精神上的煩悶與焦躁；失望更是內心不平衡的一個大原因；較劇烈的種類可以麻痹靈智，淹沒理性。但這些都不是徐志摩的病源。因為他在實際生活里已經得到十分的幸運，因此，在他的潛在意識里不該有什麼受壓的慾望在作怪。
實際上，另有一種情形可以阻塞或是減少人們心靈的活動。舒服、健康、幸福是人生的目標，因此人們推想痛苦的起點是在望見那些目標而得不到的時候。常有人說「假如我像某人那樣生活無憂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事，不比現在整天的精神全花在瑣碎的煩惱上。」人們又常常設想幸福的境界，他們想「只要有一個意中人在跟前那我一定奮發，什麼事做不到？」但事實上，這些不一定是幫助或獎勵心靈生活的條件，有時正好相反。人們看不起有錢人、社會上的得意者、肌肉過分發達的運動員，也因為如此。而且年少人幻想中的美滿幸福，徐志摩說等到當真有了紅袖添香，他們的書也就讀不出所以然來了，更不用說在學問上或藝術上更認真的工作。
那麼生活的滿足是徐志摩自己的病源嗎？
徐志摩的一個知心好友對他說，在以前的日子裡，正因為他的生活不得平衡，正因為他有慾望不得滿足，所以他的壓在內里的力比多就形成了一種升華的現象，結果徐志摩就借文學來發泄他生理上的鬱結，這情形又容易在意識里形成一種虛幻的希望，因為他的寫作得到讚許，他就自以為確有相當的創作天賦以及獨立思想的能力。但他只是自怨自艾，實在他並沒有什麼超人的天賦，他的設想多半是虛榮，他的以前的成績只是升華的結果。所以現在等得他的生活換了樣，感情上有了安頓，他就會發現他向來寫作的來源頓呈萎縮甚至枯竭的現象。而他又不願意承認這種情形的實在，妄想到他的身子以外去找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他就感到深刻的煩悶。他只是對他自己生氣，不甘心承認他自己的本相。
他的朋友說他對文藝並沒有真正的興趣，對學問並沒有真正的熱心。他本來也沒有什麼更高的志願，除了相當合理的生活，他只配安分做一個平常人，享用命里註定的幸福。在事業界、文藝創作界、學問界，全沒有他的位置，他真的沒有那能耐。不信他只要自問在他心裡有沒有那無形的推力，整天整夜的惱著他、逼著他、督著他放開實際生活的全部，到不可琢磨的創作境界里去冒險？最關鍵是那無形的推力或衝動，沒有它人類就沒有科學、文學、藝術，沒有一切超越功利實用性質的創作。在國外有多少人被這無形的推力驅使著，在實際生活上變成一種離魂病性質的變態動物，不但人間所有的虛榮永遠沾不上他們的思想，就連維持生命的睡眠飲食，在他們也不重要，他們全部的心力只在那無形的推力所指示的特殊方向上集中應用。怪不得有人說天才是瘋癲。如果他是一個美術家，惱著他的就是怎樣可以完全表現他那理想中的形體。一個線條的準確，某種色彩的調諧，在他看來比他生身父母的生死與國家的存亡更重要更迫切。專門學者中有終身掘墳墓的、研究蚊蟲生理的、觀察億萬萬里外星星的運動的，並且他們決不問社會對他們的勞力是否有認識，他們被無形的推力的魔鬼蠱定了。
他的朋友說這是關於文藝創作的話。徐志摩可以自問有沒有這種情形。他也許經歷過靈感，但卻不要把剎那誤認作永久、虛幻認作真實。至於思想與真實學問，那也得背後有一種推力。做學問需要有原動的好奇心和天然熱情的態度去做求知識的工夫。真正的思想家，除了特強的理智，還得有一種原動的信仰。信仰或尋求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出發點。自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