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蘇俄仇友赤白問題的討論是由徐志摩的朋友張奚若發難的。
1925年10月6日，剛上任不到幾天的徐志摩就在《晨報》社會欄中發表了陳啟修的《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該文針對當時中國知識界的「蘇聯同樣是帝國主義」的觀點提出了質疑，不主張將蘇聯成為帝國主義，不主張把蘇聯定為敵人，並讚揚蘇維埃政權，認為蘇聯是中國人的朋友。
被人成為「大炮」的清華政治系教授張奚若馬上寫了《蘇俄究竟是不是我們的朋友》進行反駁。他的文章10月8日發表在《晨報副刊》的頭條位置上。他認為，蘇俄對中國的態度是：「假共產為名，為自己私利，在我們情形迥不相同的國家，利用判斷力薄弱的青年，智識寡淺的學者，和惟個人私利是圖的政客，大搗其亂的人們，更是我們的敵人。陳先生說蘇聯雖不是帝國主義式的敵人，其為害我們中國的地方更甚於帝國主義式的敵人，我們防備他比防備帝國主義式的敵人更應該嚴密一點。」
於是，雙方引起了一場政治問題的大爭論。
一周後，徐志摩在「文藝欄」特設了「關於蘇俄仇友問題的討論」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兩個專欄，集中發表不同意見的稿件。同時，徐志摩又在「社會欄」中特設了「對俄問題討論專號」，從而引發了一場熱鬧的政治大論戰。
這場爭論持續近兩個月，《晨報副刊》共發表各類文章近30篇，其中張奚若的文章最多，另外有劉勉己、徐志摩、梁啟超、張慰慈等。
作為討論組織者和主持人的徐志摩在10月22日的《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前言》中，他第一要聲明的是《晨報副刊》（每周一、三、四、六是徐志摩主編的，此外不關他自己的事）決不是任何黨派的宣傳機關；《晨報副刊》撰稿選稿是徐志摩個人完全除外的特權與責任。《晨報》主人有一天干涉他的時候，可能就是他辭職的時候，因為他不能忍受不完全的信任。《晨報》本身的主張徐志摩絕對不過問，他也管不著，也不想管。他知道的只是憑他自定的標準與能力編輯這每周四張的副刊。辦好是徐志摩的功勞，辦壞是徐志摩的罪責，沒有第二個人分得著。
比如這次在討論中的中俄問題，徐志摩個人自信是無成見的。徐志摩說自己天天抓緊了拳頭問這時代要的只是忠實的思想，不問它是任何的傾向。誰要看懂他上周那篇《從小說講到大事》，他就認清了徐志摩的評價標準。徐志摩他恨一切私利動機的活動，恨作偽、恨愚暗、恨懦怯、恨下流、恨威嚇與誣陷。他愛真理、愛真實、愛勇敢、愛坦白、愛一切忠實的思想。徐志摩曾經登載張奚若反對俄國人幫助中國人進天堂的文章，因為他信得過張奚若的見解至少是獨立的，不含別種動機的，忠實的。他也許錯誤，他也許有他看不到的地方，誰知道；但他的議論至少是對他自己完全忠實的。同時徐志摩也決不拒絕反駁他的文章，只要來者符合他的標準——忠實。有一部分徐志摩不刊出的來稿，是為它本身沒有什麼新發現，或是寫得太不清楚；但他決不以正反定取捨。張奚若最初說《晨報》不應該登載贊成或隱利蘇俄的文章，徐志摩不這樣想。他心目中的友只是他上面列舉的幾條「我愛」；他的敵人也就是上面列舉的幾條「我恨」。這標準似乎很空泛，不著邊際，但徐志摩再也想不出更合理的標準。
江紹原說徐志摩「尚不失赤子的心」，他覺得是安慰，因為徐志摩信得過他這句話里沒有混入「愛倫內」。就憑著這一點「赤子之心」，如果他真的不曾完全失去，徐志摩才敢來與眾人相見。
徐志摩現在特辟這「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一欄，專為登載關於中俄關係乃至聯起的中國將來國運問題，盼望國內有思想的特權與責任的朋友們共同來討論這件大事。
徐志摩在這場討論中比較注意自己的中立立場，另外，他也表現出明顯的排斥蘇聯的傾向。徐志摩寫下《列寧忌日——談革命》，發表在1926年1月21日的《晨報副刊》上。這篇文章中，徐志摩全面闡述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看法，他說：「我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基於個人主義的信仰，他不相信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由於徐志摩的政治傾向，蘇俄仇友赤白問題在副刊，就以「反共仇蘇」這一意見稍佔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