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社的失敗，使徐志摩不得不另某途徑，1925年9月底，他應陳博生、黃子美之邀，正式擔任了《晨報副刊》的編輯工作。這就開始了徐志摩文化活動的一個新時期，也是他一生最輝煌、最意氣風發的一個時期。
10月1日，徐志摩編輯的《晨報副刊》開始出版，他在首期上發表了《我為什麼來辦，我想怎麼辦》一文，表明其辦刊方針。
徐志摩早就想辦一份報。早在1923年3月，梁啟超就推薦徐志摩去《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當編輯，可惜沒有成功。這年冬天，張君勱組織成立了理想會，想辦《理想》月刊，邀請徐志摩一起參加，並向他約稿，這一計畫後來落空了。1924年，新月社成立後，他又想辦《新月》周刊或月刊，又沒辦成。泰戈爾來華訪問時，曾建議徐志摩辦一份英文季刊，希望藉此建造一條溝通中國與世界的橋樑。徐志摩為此事曾經邀請金岳霖擔任雜誌的編輯工作，但因為北方戰事又起，辦刊的事就停了。徐志摩說沒有辦成的原因不是沒有人，不是沒有錢，而是他自己的「心不定」。一個朋友叫他雲中鶴，又一個朋友笑他「腳跟無線如蓬轉」，他自己也老是又「今日不知明日事」的心理。因此這幾年，徐志摩覺得自己只是虛度，什麼事都沒辦成，非常慚愧。
1924年，徐志摩認識陳博生後，就時常替《晨報》寫些雜文。這年，黃子美隨便說起要徐志摩去辦副刊，徐志摩連聽都沒有聽。在這社會上辦報本來就是無奈的事情，一個月來一回還可以支持，一周開一次口已是很勉強的了，每天要說話簡直是不可思議——垃圾還可以當肥料用，拿瀉藥打出來的爛話有什麼用處。徐志摩當然不聽他的話。3月，徐志摩要去歐洲，一班朋友都不肯放他走，其中最蠻橫不講理的就是陳博生與黃子美。徐志摩著急了只好行賄，說他們如果放他走，他回來時就替他們辦副刊。他們就放了他，並且還請他吃飯餞行。徐志摩說其實他自己只是當笑話說，那時賭咒也不信有人能牽住他辦報。徐志摩心想到歐洲去孝敬他們幾封通信就行了。
7月，徐志摩回國後，陳博生與黃子美要他履行前約，比上次更蠻橫，真像是討債。有一天陳博生約了幾個朋友談，有人完全反對徐志摩辦副刊，說他不配，像他這類人只配東飄西盪的偶爾擠出幾首小詩來給他們解解悶。有人進一步說不僅反對徐志摩辦副刊並且認為根本就不用辦副刊，早幾年也許是一種投機，現在早該取消了。那晚陳通伯也在座，他坐著不出聲，聽到副刊早就該死的話時，他說他本來也不贊成徐志摩辦副刊的，他也是最厭惡副刊的一人；但為要處死這副刊，趁早撲滅這種流行病，他倒是改變了主意，反而贊成徐志摩來辦《晨報副刊》；第一步逼死別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從此人類就可以消滅副刊的災禍了。徐志摩覺得他的話很俏皮，但太恭維他了，好像徐志摩真有能力在掐死自己之前逼死旁人似的！那晚還是沒有結果。
後來陳博生又拿實際的利害來引誘徐志摩。陳博生說，徐志摩不是成天想辦報嗎？但假如他另起爐灶，無論理想不理想、新月不新月，第一件事徐志摩就得準備貼錢。反過來說，副刊是現成的，徐志摩來，他們就有薪水給他，可以免得做遊民，豈不是一舉兩得！這利害的確是很分明，徐志摩不能不打算了，但他一想起每天出一刊，就腦袋發脹。他說他願意幫忙但日刊實在太難，假如《晨報》周刊或是甚至三日刊的話，他總可以商量。這一來徐志摩可被抓住了，陳博生立即說好，那他們就為徐志摩特別想法子，徐志摩就管三天的副刊那總合適了。他們這樣的懇切，徐志摩再也不好意思拒絕。
過了一天陳博生又來疏通徐志摩說三天其實轉不過來，至少得四天。徐志摩說那他只能在字數里做伸縮，他儘力而為也只能每周管三萬多字，實在三天勻不過來，那他只能把三天的材料攤成四分，反正數量不代表質量。他們沒辦法，只能隨徐志摩了。這樣笑話就變成了實事，徐志摩是沒想到的。但同時徐志摩還警告陳博生，說辦就辦，辦法可得完全由他，他愛登什麼就登什麼，萬一將來犯什麼忌諱出了亂子累及《晨報》本身的話，只要自以為有交代，他可不能怨自己。
在《我為什麼來辦，我想怎麼辦》中，徐志摩詳細交代了自己接辦的過程，並向讀者表明了自己的公正立場：「但我自問我決不是一個會投機的主筆，迎合群眾心理，我是不來的，諛附言論界的權威者我是不來的，取媚社會的愚暗與褊淺我是不來的；我來只認識我自己，只知對我自己負責任，我不願意說的話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說的，我要說的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說：我來就是個全權的記者，……我自己是不免開口，並且恐怕常常要開口，不比先前的副刊主任們來得知趣解事，不到必要的時候是很少開口的。」
徐志摩特別介紹了他的朋友里最多才多藝的趙元任。他是從天上的星到人類腸子里微菌、從廣東話到四川話、從音樂到玄學、沒有一樣不精；他是一個真的通人；但他最出名的是他的「幽默」，誰要聽趙元任講演不發笑他一定可以進聖廟吃冷肉去！徐志摩想給他特辟一欄，隨他天南地北的亂說，反正他口裡沒有沒趣味的材料。他已經答應投稿；但徐志摩為防他懶，所以第一天就替他特別登廣告，先留住他再說，因為「一將難求」。
徐志摩雄心勃勃，想在這塊園地上大顯身手，同時他交遊甚廣，人緣又好，並且總是熱情積極地向文藝界、知識界的著名學者、專家約稿。如當時清華國學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導師」中的梁啟超、趙元任；曾任《政治學報》主筆的張奚若；上海的郭沫若、吳德生、張東蓀；武漢的郁達夫、楊振聲等，還特請了姚茫父、余越園談中國美術；劉海粟、錢稻孫、鄧以蟄談西洋藝術；戲劇家余上沅、趙太侔談戲劇；聞一多談文學；天文學家翁文灝、化學家任叔永等談科技；音樂家蕭友梅、趙元任談西洋音樂；考古學家李濟之談中國音樂。至於徐志摩那些日常見面的朋友，如胡適、陳西瀅、張歆海、丁西林、陳衡哲、凌淑華、陶孟和、江紹原、沈性仁等更在被邀之列。他還向當時的新進作者如沈從文、焦菊隱、於成澤、鍾天心、陳鎛、鮑廷蔚等發出了號召。另外還在歐洲的金龍蓀、傅孟真、羅志希，徐志摩也盼望他們的文章也能過來。從德國回來的宗白華、快從法國回來的江西謝，徐志摩也要邀請。
當時，除郭沫若等個別人後來始終不曾理睬這事、沒為副刊寫過一個字外，多數人都捧了徐志摩的場，給副刊送來了不少稿子。徐志摩本人也在副刊上發表了大量文字。《晨報副刊》在徐志摩的手中果然面目一新，很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