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秋，徐志摩在北京師範大學作了題為《落葉》的演講。在這個講演中，徐志摩闡釋了他的信仰。
徐志摩認為自己是一個信仰感情的人，也許天生就是一個感性的人。西風來到的時候，他看著紙窗上的顏色比往常淡了，他在被窩裡的身體像浸在冷水裡似的。他也聽見窗外的風聲，吹著棗樹上的枯葉，一陣陣的掉下來，在地上卷著，沙沙的響，有的飛出了外院去，有的留在牆角邊轉著，那聲響真像是嘆氣。徐志摩因此就想起冷醒了他的夢、吹散了樹上的葉子的西風，在饑荒貧苦的社會裡一定格外的可怕。那天他出門的時候，果然見到街上的情景與往常不同，窮苦的老頭、小孩全躲在街角上發抖；他們遲早免不了樹上枯葉子的命運。
「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遠不是成系統的。我沒有那樣的天才。我的心靈的活動是衝動性的，簡直可以說痙攣性的。」徐志摩說。思想不來的時候，它就不來；來的時候，就像穿了一件濕衣服，難受得想把它脫下來。徐志摩說他的思想就像樹上的葉子，時候不到不會掉下來；時候一到，再加上風的力量，它們就一片一片的往下落。也許它們已經沒有了生命，枯了、焦了，但也許有幾個還留著一點秋天的顏色，比如楓葉是紅的，海棠葉是五彩的。這葉子絕對沒有什麼實用；但有人比如他自己就有愛落葉的癖好。
徐志摩從人道主義來觀察社會，認為人在社會裡本來是不相連續的個體，先天的與後天的感情，是一種線索，一種經緯，把原來分散的個體組成有文章的整體。感情才是成江成河的水泉，感情才是織成大網的線索。真的感情和人性，是難能可貴的，是應當共有的；拒絕感情或壓迫感情，那是犯罪的行為。
現在已經到了睜大眼睛認清周圍事實真相的時候了。已經含糊了好久的人們，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如今社會的網子壞了、破了、爛了，民族也破產了，道德、政治、社會、宗教、文藝，一切都破產了。人的心胸變成了蠹蟲的家，人的靈魂里住滿了謊言。那天平上沉著的一端是破壞的重量，不是創造的重量；是潰敗的勢力，不是建設的勢力；是撒旦的魔力，不是上帝的神靈。霎時間這邊路上長滿了荊棘，那邊道上湧起了洪水，人們頭頂有駭人的聲響，是雷霆是炮火？人們周圍是哭聲與笑聲，哭是靈魂受污辱的悲聲，笑是活著的人們瘋了的獰笑，可怕而凄慘。
當睜眼看人世時，已經沒有一塊乾淨的土地，鮮血與眼淚沖毀了人類的處所；更沒有了平安的所在，因為即使能夠忘卻外面的世界，還是躲不開自身的煩悶與痛苦。不要以為這種混沌的現象是因為經濟的不平等或政治的不安定或少數人放肆的野心。這種種都是空虛的、欺人自欺的理論，說著容易，聽著中聽，因為人們只盼望推卸自身的責任，「只要不是我的分，我就有權利罵人」。但徐志摩認為這是懦怯的行為、靈魂的虛偽。因此，他認為少數的政客、軍人或富翁導致社會動亂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別太恭維了那少數人，而太瞧不起自己。徐志摩倡議所有人都必須在太陽的光亮下一致承認，各個人的罪惡、不潔凈、苟且、懦怯與卑鄙！人們是與最骯髒的一樣的骯髒，與最醜陋的一般的醜陋。人類自身就是他們命運的原因。除非他們能消滅靈魂里的謊言，高舉祈禱的火焰，運用懺悔的眼淚，他們才能救贖。人們要有勇氣承擔罪惡，然後才能勇敢地決鬥罪惡。除此以外，沒有第二條路走。
在《毒藥》中，徐志摩不加節制地渲泄與詛咒黑暗與沉悶環境，「到處是姦淫的現象：貪心摟抱著正義，猜忌逼迫著同情，懦怯狎褻著勇敢，肉慾侮弄著戀愛，暴力侵凌著人道，黑暗踐踏著光明」，至情至性的理想主義詩人敏銳激烈的批判中透露出他愛和平的生性。在《白旗》中，徐志摩鼓勵大家跟他來，拿一面白旗在手裡，讓回覆了的天性懺悔，讓眼淚的滾油煎凈了的、讓悲慟的雷霆震醒了的天性懺悔，默默的懺悔，悠久的懺悔，沈徹的懺悔，然後在眼淚的沸騰里，在嚎慟的酣徹里，在懺悔的沉寂里，就可以望見上帝永久的威嚴。在《嬰兒》中，嬰兒凝聚了詩人對「一個更光榮的將來」的期待，同時，它是站在絕望的邊沿唱出的希望，奮鬥和抗爭的結果。
徐志摩在引用三篇自己的散文詩後，說：「這也許是無聊的希冀，但是誰不願意活命，就是到了絕望最後的邊沿，我們也還要妄想希望的手臂從黑暗裡伸出來挽著我們。我們不能不想望這苦痛的現在，只是準備著一個更光榮的將來，我們要盼望一個潔白的肥胖的活潑的嬰兒出世！」徐志摩對當時中國社會黑暗與腐朽的現實非常不滿，幾乎持否定一切的態度。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徐志摩認為是組成社會的每個人的靈魂的骯髒與醜陋。保持靈魂的純潔因此至關重要。在《落葉》里，還有附帶的散文詩《毒藥》、《白旗》、《嬰兒》里，徐志摩提出了救國之道是回覆人的天性。回覆之道在於真誠持久的懺悔。儘管人們在回覆天性的過程中會有撕心裂肺的痛苦，但最終可以戰勝困難，取得勝利。
最近經歷的兩件事情，使徐志摩有很深的感觸。
有一天，徐志摩去看俄國公使館掛旗。加拉罕站在台上微笑著，他的臉上發出一種嚴肅的青光，他側仰著頭看旗上升時，徐志摩感到了他的人格尊嚴，他有為主義犧牲的決心。同時屋頂那根旗杆上，冉冉的升上了一片的紅光，背著遙遠的沒有一斑雲彩的青天。那面簇新的紅旗在風前飄蕩。這異樣的彩色與聲響引起了徐志摩異樣的感想。那紅色是一個偉大的象徵，代表人類史里最偉大的一個時期；不僅標示俄國民族流血的成績，卻也為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在那旗子抖動的聲響里徐志摩不僅聽出了這近十年來斯拉夫民族失敗與勝利的呼聲，他也想像到百數十年前法國革命時的狂熱，1789年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獄時的瘋癲。自由，平等，友愛！在這呼聲里人類理想的火焰一直從地面上直衝破天頂，歷史上再沒有更重要更強烈的轉變的時期。……自由，平等，友愛！法國人在幾百年前狂呼著。這呼聲還在人類的性靈里蕩漾著。
日本人天災後的勇猛與毅力，更讓中國人慚愧自己的窮乏和寒傖。精神的窮乏才是真正最可恥的。我們的精神生活沒有充分的涵養，所以面對些許的紛擾便沒了主意，像一個耗子似的，它的天才只是害怕，它的伎倆只是小偷；又因為生活中我們沒有深刻的精神的要求，所以我們合群生活的大網子就缺少了最重要的那幾條普遍的同情線，再加上原來的經緯已經到了完全破爛的狀態，這網子根本就沒有了聯結，不受外物侵損時已有潰散的可能，哪裡還能在時代的急流里，撈起什麼有價值的東西？
難怪悲觀主義變成了流行的時髦！但血管里有鮮血流動的年輕人不應沾染這種最致命的時髦，不應學那隨地躺下去的豬，不應學那苟且專家的耗子。現在時候緊迫了，年輕人不能再有霎那的含糊了。他們要擔負起他們應負的責任，他們要來補織那已經破爛的大網子，他們要在生活里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纖維來合成強有力的繩索，他們應該發現那適當的象徵，像半空里那面旗似的引起普遍的注意；他們要修養精神與道德的人格，準備忍受將來最難堪的試驗。簡單一句話，他們應當在當天宣布對生活的基本態度是積極還是消極、是向上還是墮落。年輕人一個字的回答上就牽繫著著全社會的命運。
徐志摩熱忱地奉勸有熱血的年輕人不應當沾染悲觀主義的時髦，而要永遠運用積極的態度對待人生。作為一個充滿詩性、信仰單純的詩人，徐志摩是愛、美和自由的歌手，他不是一個冷嘲式的人物，也不是一個社會革命的鬥士。他寧願按照詹姆士?楊的鄉村復興計畫所描繪的朦朧藍圖，在山西的一個小縣進行孤立失敗的理想主義試驗，而不願在社會革命的洪流中追波逐浪。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詩人，他一方面敏銳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傾心傾情的讚美。這種矛盾心態時時困擾著徐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