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點左右。隨著暮色降臨，室內的空氣變沉重了，我正在用一種結結巴巴的聲音給我管教的對象讀契訶夫的幽默小說，可幾乎連字行都辨不清；但我又不敢開燈：這哥兒倆有一種孩子不應有的奇怪的節省癖，一種可憎的持家本能；不管是香腸，黃油，電，還是各種款式的汽車，他們都知道確準的價格。我高聲朗讀《低音提琴羅曼司》，一方面枉費心機地想娛悅他們，一方面又為自己，也為可憐的作者感到恥辱，這時候，我知道他們意識到了我與模糊萬象的暮色的鬥爭，並且在冷冷地等著看我會不會堅持到街對面房子里的第一盞燈亮起來樹立榜樣。我成功了，燈光就是給我的獎賞。
我正要給自己的聲音增加一些生色（眼看故事到最熱鬧的段落了），門廳里的電話突然響了。整套房子就我們仨，哥兒倆忽地跳起來，爭先恐後朝那個丁零零的鈴聲跑。我坐著沒有動，書攤開在腿上，沖著沒有讀完的那一行字淡淡地笑。原來是我的電話。我在一把咯吱作響的藤椅上坐下，把聽筒貼到耳朵上。我的學生站在旁邊，一左一右，不動聲色地瞅著我。
「我正在過來的路上呢。」一個男人的聲音說，「你會在家吧，我希望？」
「您的希望不會被辜負的。」我樂呵呵兒地說，「可您是哪位呀？」
「你聽不出我是誰？這更好——到時候給你一個驚喜。」那聲音說。
「可我倒想知道說話的是誰呀。」我不依不饒地笑著說。（後來我回想起自己那種頑皮到家的語氣只覺得恐怖與羞愧。）
「到時候就知道了。」那聲音乾脆地說。
這會兒我還真就撒起了歡兒。「可為什麼呀？為什麼呀？」我問。「真有意思……」我意識到自己是沖著一片真空說話，便聳了聳肩，把電話掛了。
我們又回到了起居室。我說：「喂，我們剛才讀到哪兒了？」隨後，找著了地方，接著往下讀。
然而，我有種惴惴不安的奇怪感覺。我機械地高聲朗讀，心裡直納悶兒這位來客會是誰呢。一個剛剛從俄國來的什麼人？我把熟知的面孔和聲音一一過了一遍——哎呀，真還沒有多少——不知什麼原因，過到一個名叫烏沙科夫的大學生時，我停下了。我回想起在俄國僅上過的那一年大學，我在那裡孤獨難耐，這段記憶把這個烏沙科夫像一件寶貝一樣珍藏著。在談話中間，我若露出一臉心照不宣的夢悠悠的表情，提起《那就讓我們快快樂樂》這支喜氣洋洋的歌和莽撞的學生時代，那就意味著我想起了烏沙科夫，儘管，天知道，我跟他只閑聊過兩三次（談的是政治還是別的什麼雞毛蒜皮的事情，我忘記了）。不過，他在電話上顯得那麼神秘莫測，也不大可能啊。我猜得入神，時而想是一名共產黨特務，時而又想是一位需要個秘書的性格乖僻的百萬富翁。
門鈴響了。哥兒倆又橫衝直撞地衝進了門廳。我放下書，慢騰騰地跟在後邊。他們興高采烈、熟練靈巧地拽著小鐵門栓，撥弄了兩下某個附加的小機關，門便開了。
一番奇怪的回憶……就算現在，即便很多情形已經變了，但每當我喚起那段奇怪的回憶時，我的心就一沉，就像個從牢房裡出來的危險的罪犯。就在那會兒，我的一堵生命的牆全部坍塌了，悄然無聲，就像默片上那樣。我明白大禍就要臨頭了，但無疑我還是滿臉堆笑，如果我沒有說錯，那是一臉的諂笑；而我的手伸出去，遇到的註定是一場空，雖然早已料到那樣的一場空，但還是努力把姿態完成（在我心裡勾起了「起碼的禮貌」那種說法的餘響）。
「手放下。」客人劈頭就是這麼一句，眼睛瞅著我主動伸出的手掌——但它已經開始沉向了一個深淵。
難怪剛才我沒有聽出他的聲音來。電話上傳出來的將一種熟悉的音色扭曲的某種生硬的特質，其實是一種一反常態的盛怒，一種我頭一回在人的聲音里聽到的粗響。那一幕像一個造型一樣滯留在我的記憶中：燈火輝煌的門廳；我不知道怎麼處置自己那隻被拒絕了的手；哥兒倆一左一右，四隻眼睛盯的不是來客，而是我；來客自己則穿著一件帶時髦肩章的橄欖綠雨衣，臉色蒼白得彷彿被攝影師的閃光燈照癱瘓了似的——眼睛突出，鼻孔張大，修剪整齊的小鬍子像個黑色的等邊三角形，下面的一片嘴唇充滿了毒液。然後是一種幾乎覺察不到的動作：雙唇分開時吧唧一聲，手中黑色的粗手杖隨之輕輕抽動了一下；我的眼睛再也離不開那根手杖了。
「怎麼啦？」我問，「咋回事兒？準是有誤會……肯定，有誤會……」就在這當口，我替我那隻仍無著落、仍有所想望的手找到了一個叫人既難堪又難受的地方，我恍惚著要維護自己的尊嚴，便把手搭在一個學生的肩頭上；這孩子便乜斜了它一眼。
「嘿，我的好兄弟，」來客脫口說道，「讓開一點。我不會傷害他們的，你用不著保護他們。我需要一點地兒，因為我要好好修理一下你。」
「這不是你的家。」我說，「你沒有權利胡鬧，我弄不懂你要我幹什麼……」
他打我。他照準我的肩頭啪的一下，打得又響又重，吃了這一下，我向旁邊打了個趔趄，碰得藤椅像個活物似的躥開了。他齜牙咧嘴，擺出再來一下的架勢。這一杖正好落在我舉起的胳膊上。打到此間，我只好撤退，躲到起居室里去。他緊追不捨。還有一個奇怪的細節：我聲嘶力竭地喊，直呼他的本名和父名 ，大聲問他我到底怎麼得罪他了。他又追上了我，我試圖用跑的時候順手抓起的一個墊子保護自己，但被他從我手中打掉了。「這真丟人，」我喊道，「我赤手空拳。我遭人誹謗。你要為此付出代價的……」我躲到一張桌子後面，像先前一樣，一時間，一切凝固成了一個靜態造型。他在那兒張牙舞爪，舉著手杖，他身後，門兩邊各站著一個男孩：也許在這一點上我的記憶有點兒程式化，但老天作證，我確實相信，一個雙臂交叉靠牆站著，另一個坐在一把椅子的扶手上，哥兒倆都不動聲色瞅著我慘遭懲罰。很快，一切又動起來，我們四個全跑進了隔壁的房間；他擊打的部位惡毒地下移了，我的雙手合成一片鄙陋的無花果樹葉，接著，他劈頭駭人的一杖，抽在我的臉上，打得我眼前發黑。好生奇怪，我怎麼從來不會自己動手打人，不管人家把我得罪得多麼厲害，可現在，被他沉重的手杖打了個一塌糊塗，我非但不能回擊（沒精通這孔武的本事），甚至在忍痛蒙羞的時刻也無法想像自己會抬起手來抵抗一個同類，尤其在那個同類顯得憤怒強悍的時候；我也沒有設法往自己的屋子裡逃，儘管那裡的一個抽屜里放著一把左輪手槍——唉，弄來只不過是嚇鬼罷了。
我的兩個學生若有所思的不作為，他們在這間或那間屋子頂端各自凝結得像壁畫一樣的姿勢，我一退到黑暗的餐廳他們就立即開燈的那種善解人意的態度——凡此種種，肯定是一種認知上的幻覺——將我已經賦予了意義與永久的印象肢解，而且隨意得像政客被相機定格下的抬起的膝蓋，他不是在跳快步舞，僅僅是跨過一個水坑罷了。
其實，在我遭受處罰的過程中，他們好像始終不在現場；在某一刻，由於擔心爹媽的傢具，他們按理兒開始打電話報警（這一嘗試被那人的一聲雷吼打斷了），然而我不知道該把這一刻定在什麼時段——在一開始，還是在痛苦、恐怖的頂點，也就是最後我軟塌塌地摔倒在地板上，躬得圓圓的脊背暴露著任他腳踢拳打，我啞著嗓子反覆哀求：「行啦，行啦，我心臟不好……行啦，我心臟不好……」我的心臟，讓我插一句，功能一直挺好。
一分鐘後，一切都過去了。他點起一支香煙，嘴裡呼哧呼哧喘著粗氣，手把火柴盒撥弄得嘎啦嘎啦直響；他踅來踅去了一會兒，估摸事態，然後說了幾句關於「一點兒教訓」之類的話，把帽子戴正，急匆匆地走了。我立馬從地板上爬起來，直奔自己的房間。哥兒倆跟在我後面跑。一個還試圖搶進門。我用胳膊肘子一搗，把他撂開，我知道這挺疼的。我鎖上門，把臉沖洗了沖洗，一碰到水，傷就被蝕得生疼，我差點兒哭喊起來，然後我就把衣箱從床底下拖出來，開始打點行李。這事兒挺難辦——我的脊背疼，左手做起事來也不聽話。
我穿著外套，提著沉甸甸的衣箱，進門廳時，哥兒倆又露面了。我甚至都沒有瞥他們一眼。下樓梯時，我感到他們探出身子趴在欄杆上在上面瞅著我。剛往下走了一點，我就碰上了他們的音樂老師；星期二恰好是她上課的一天。她是個靦腆的俄國女孩，一副眼鏡，兩條羅圈腿。我沒有跟她打招呼，卻把自己的一張腫臉轉向一邊，被她驚訝的死寂一刺激，便衝上了大街。
自殺之前，我想寫幾封傳統信件，而且至少安安全全坐五分鐘。因此我叫了一輛出租，去了原來的住處。幸好我那間熟悉的屋子空著，房東小老太太立馬給我鋪床——白費力氣。我很不耐煩地等著她離開，可她張羅了好半天，把罐子灌滿，把瓶子灌滿，把帘子拉上，把一根卡住的繩子還是什麼猛拽了一把，同時抬頭一望，張著黑洞洞的嘴巴。最後，喃喃地說了一句「再見」，總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