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來，談起意識流，不少人似乎認為，那純粹是藝術技巧或創作手法的問題，這類小說沒有多少思想性和社會意義。在西方，也有人持相仿的觀點。例如，當代英國影響頗大的文學評論家裡維斯教授批評弗吉尼亞·伍爾夫（1882—1941）的作品意義不大，價值不高，因為其小說未充分反映現實，儘管她是技巧卓越的藝術家；並說，以伍爾夫為核心的勃盧姆斯伯里集團 ，乃是一群孤芳自賞、蔑視傳統與其他流派的文人雅士，心胸狹窄，視野不廣。我國某些評論家也有類似的論調，譬如有人指責伍爾夫「對生活和現實的看法是片面的，她忽視了人的社會性，把人際關係和主觀感受放在社會的真空中來觀察和描寫」。
對意識流作家及作品的另一重要觀點，涉及傳統與創新。相當流行的一種見解是：在當年（20世紀20—30年代），意識流是嶄新的、獨創的文藝理論與創作方式，完全擺脫傳統，反其道而行之。
以上所云，均有一定根據與道理，但又不盡然。因為，意識流小說並非一味注重技巧，而是同作家的人生觀、作品的思想內容密切相關的；在某些篇章中具有相當強烈的社會性，以至尖銳的批判性；或許可以說，在這方面不亞於現實主義小說吧。弗吉尼亞·伍爾夫以及某些趣味相近的文人，並非純粹的象牙塔里的精神貴族，而是在一定程度內，具有社會意識與民主傾向的知識分子，有時頗為激烈，甚至偏激哩。不過，歸根結蒂，伍爾夫之輩是以資產階級的個性主義、自由主義、人道主義和非理性主義來揭露與批判偽善的、扼殺性靈的資產階級倫理、習俗、偏見和理性主義，貌似一針見血，其實浮光掠影而已。
總之，這位女作家同她針砭的對象，宛如一棵樹上的花果枝葉，色澤或濃或淡，個兒或大或小，盤根錯節，姿態橫生，外觀異趣而根子則一。
就社會意識和民主思想而言，弗吉尼亞·伍爾夫曾在一些論著中表達了自己的體驗。譬如，在論文《斜塔》（The Leaning Tower）內，她以形象化的比喻描述：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現代英國傑出的作家大都出身於上層階級（除了戴·赫·勞倫斯），攻讀於高等學府，可稱「天之驕子」，踞於金塔之頂，不了解也不想接近大眾。然而，一九一四年之後，這座寶塔逐漸傾斜了，作家們再也不能「閉塔自守」，而逐步認識到：金塔原來是建立在非正義的基礎上，易言之，他們的家世、財富與教養，都來源於非正義的制度。即使像勞倫斯這個礦工的兒子，成名後也不會保持礦工的本色。
伍爾夫特別同情一般婦女與窮人，在各種場合及著作中為他們呼籲，成為現代西方女權主義的先驅者。她強調，應該維護這兩種人的權利，提高其社會地位。例如，在名著《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1929）中，她主張，每個有志於文藝的婦女都應有自己的書齋，不受干擾地進行創作。在這本小冊子的開端，她先描寫有一次參觀「牛橋」 的感受。據說，由於她是女人，就被禁止在堂堂學府里男研究員們用的一塊草坪上走動。此外，在不列顛博物館等圖書館內，男子撰述的關於女性的書汗牛充棟，而婦女所寫的關於男性的書卻絕無僅有，豈非不公平之至？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伍爾夫在文章及演講中表示懇切的希望：戰後能建立沒有階級的社會，其中所有的人，不論男女或窮富，都有享受教育和文化的權利。此外，她還在書信內企望消除有產者同無產者的隔閡，讓工人成為作家，從而使生活變得豐富多彩，文藝更多樣化。在當時的英國社會條件下，這些理想近乎「烏托邦」，但畢竟表達了這位女作家的民主傾向。
正由於伍爾夫有這種思想，她在作品裡對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陰暗面與頑固勢力加以諷刺、暴露及批判；同時，對於被欺凌、被壓抑的「小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憐憫。就以《達洛衛夫人》為例，伍爾夫曾在日記中明確地闡述這部小說的主題思想和社會意義：「在這本書里，我要表達的觀念多極了，可謂文思泉湧。我要描述生與死、理智與瘋狂；我要批判當今的社會制度，揭示其動態，而且是最本質的動態……」 作者在小說中精心塑造了兩個針鋒相對的典型：一個是代表上流社會與習慣勢力的「大醫師」威廉·布雷德肖爵士；另一個是平民出身的賽普蒂默斯·沃倫·史密斯，他由於在歐戰中服役，深受刺激，加上憤世嫉俗而精神失常，終於自戕。作者以銳利的筆鋒強烈地譴責前者，而懷著由衷的同情描述後者的苦難。她把批判的鋒芒凝聚在那名醫身上，指明他及其象徵的保守勢力，乃是窒殺賽普蒂默斯這類犧牲者的個性，迫使他走上絕路的劊子手。
布雷德肖大夫有一個得意的口頭禪，常用來告誡病人：必須有「平穩感」，即處世要四平八穩、循規蹈矩，切忌與眾不同、異想天開，而要為了社會的福祉，始終穩健。對此，作者鞭辟入裡地譏諷：「威廉爵士崇拜平穩，因而不僅使自己飛黃騰達，並且使英國欣欣向榮；他及其同道禁閉瘋子，嚴禁其生育，懲罰其絕望的行徑，使不適宜生存的人不能傳播他們的觀點，直到他們遵從他那『平穩感』的教誨……」總之，要每個人都順從資產階級社會的習俗、制度和秩序，決不可離經叛道，事實上，要眾人都成為毫無性靈的傀儡。在這種氛圍里，賽普蒂默斯被逼得發瘋，但不肯屈從，不願隨波逐流，寧可自盡來維護個性與獨立的精神。
關於這一要點，小說里有一節饒有意味的描繪：當情節的關鍵（達洛衛夫人舉行的晚宴）達到高潮時，貴賓們正在觥籌交錯、盡情歡樂之際，突然由布雷德肖夫婦傳來賽普蒂默斯跳樓自殺的消息。達洛衛夫人心有靈犀，立即想像，那青年的靈與肉都是被那名醫扼殺的：「如果那年輕人曾去威廉爵士診所求醫，而爵士憑他的權力，用他一貫的方式迫使病人就範，那青年很可能會說：活不下去了。」實際上，他是以死來抗議壓制與迫害，保持自由的心靈和人的本色。達洛衛夫人對死者深表同情，並在內心湧起息息相通的共鳴。然而，她畢竟是位貴婦人，世俗的桎梏牢不可破，她不可能也不願同習慣勢力決裂，相反，卻有根深蒂固的虛榮心和迎合上流社會的本能；於是只得採取折衷的辦法，在熱鬧的宴會中，悄悄地躲入斗室，以消極方式衛護純凈而孤獨的性靈，實質上反映了女主人公矛盾的性格。
她性格中獨立不羈的一面，也表現在對家庭女教師基爾曼的深惡痛絕，主要因為那陰鬱的女人力圖轉化其學生（達洛衛夫人的女兒伊麗莎白），千方百計企圖改變那少女的信仰，強求她皈依基爾曼自己信奉的宗教。關於這一點，作者概括道：「穩健有一個姐妹，不那麼笑裡藏刀，卻更強大、更可怕……她名喚轉化，慣於蹂躪弱者的意志，熱衷於炫耀自己，強加於人，硬把自己的形象銘刻在眾人臉上而得意揚揚。」這種專橫的作風使達洛衛夫人打心坎里憎惡，因為她「從來不想轉化任何人，只願每個人保持本來面目」。然而，基爾曼卻煞費心機、不擇手段地要轉化伊麗莎白。這一強烈願望充分體現在基爾曼帶伊麗莎白去百貨商店的場景中。那少女在店裡伴著絮絮叨叨的女教師，委實不耐煩，渴望離去，基爾曼卻兀自思量：「倘若我能抓住她，抱緊她，使她絕對服從自己，那死也甘心了。」最後，伊麗莎白忍無可忍，徑自奔出店門，把女教師撇在裡面。到了街上，少女「感到自由自在，真高興呵！清新的空氣那麼爽快，而在百貨商店裡，簡直悶死人吶」。
上述兩節乃是這本小說揭露與批判的聚焦點。相形之下，作者以漫畫筆觸描摹達洛衛家的清客——宮廷侍從休·惠特布雷德，俗不可耐的勢利小人——只是輕描淡寫而已，但也一語道破其本質：「他沒有心肝，沒有腦子，徒有英國紳士的儀錶與教養罷了。」簡括得很，卻入木三分。
至於本文開端標舉的另一要點——傳統與創新，也可用《達洛衛夫人》為例證。作為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作之一，這本作品自然富有意識流技藝的特徵，並且是主體；在當年，這種另闢蹊徑的試驗堪稱創新。然而，伍爾夫並不割斷歷史、拋棄傳統；相反，在塑造典型人物，刻劃矛盾性格，精心布局，鋪敘情節，逐步推向高潮，運用對比手法與個性分明的對話，交替穿插銳利的諷刺、強烈的譴責、幽默的筆調和詩意洋溢的抒情等方面，都同傳統小說有相似之處，甚至可謂一脈相承。
譬如，《達洛衛夫人》的情節僅僅描寫這位議員夫人於一九一九年夏季，在倫敦一天的活動；從清晨離家去為即將舉行的宴會買花，直到子夜晚宴散席為止。看來十分簡單，卻是經過蓄意構思的。全書以女主人公為核心，晚宴為樞紐，突出地塑造兩個極端對立的典型，賽普蒂默斯與布雷德肖，同時描繪上、中層階級形形色色的人物，作為襯托。通過所有這些角色的活動（包括內心波動和日常行為）、糾葛與衝突，特別緊扣中心人物的思想感情，使各種細節與事件跌宕起伏，步步深化，趨向高潮，戛然而止，卻又餘音繚繞。總之，在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