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瑪妞僅大我兩歲，蘇珊娜也大不了多少，路易絲則是緊接著我出生的。至於愛德華和喬治，大家統稱為「男孩子」，彷彿是為將兩個人一下打發掉。他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他們剛剛離開搖籃。愛瑪妞照我看太過文靜。我們的遊戲一旦變得「不誠實」，甚或變得吵鬧時，她就退出，一個人捧本書去看，像開了小差，任怎麼喊她也聽不見，外部世界對她而言不再存在，她失去了地點的概念，甚至會突然從椅子上摔下來。她從來不與人爭什麼，她那一輪或她那個位置或她那一份讓給別人，在她看來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她總是心甘情願、笑嘻嘻地相讓。簡直讓人懷疑，她這樣做，多半是因為興趣問題，而並非因為人品好，不讓給別人，反而意味著要強制自己去做某種事了。
蘇珊娜性格潑辣，凡事說做就做，不假思索，任何遊戲只要有她到場，立刻熱火朝天。我最喜歡和她一起玩。我也喜歡和路易絲一起玩，在她不賭氣的時候。與兩個姐姐相比較，她性情上變化無常，焦躁不安。
是否有必要談談我們的遊戲呢？我想，我們的遊戲與同齡的其他孩子們的遊戲沒有多大區別，也許除了我們投入的那份熱情吧。
舅舅和舅媽與他們的五個孩子住在樂卡街。那是一條陰暗的鄉村街道，沒有商店，沒有一點熱鬧景象，沒有特色，沒有娛樂。它在通到景象更加凄涼的河堤之前，經過主宮醫院前面。那家醫院是福樓拜的父母曾經生活過的地方，福樓拜的弟弟阿希爾接替父親也在這裡行過醫。
舅舅家的房子和整條街一樣平淡無奇，毫無特色。這後面再談。我與幾位表姐妹更經常——毋寧說更喜歡在克羅斯納街見面；在鄉下見面就更高興。每年夏天，我都與她們在鄉下相處幾個星期，不是她們來拉羅克，就是我們去舅舅的莊園居韋維爾。我們一塊做功課，一塊玩，一塊培養我們的興趣和性格；我們的生活交織在一起，我們的打算、願望融會在一起。每天結束的時候，父母將我們分開，領我們去睡覺。我幼稚地想，唉！行啊，現在我們還小，不過總有一天，夜裡我們也不會再分開。
居韋維爾那個花園——這段文字就是在那裡寫的——沒有多大變化。瞧，這是花園中心的圓形空地，四周是經過修剪的紫杉，我們曾在這兒的沙堆里嬉戲；在不遠處那條「花徑」上，我們開闢了自己的小花園；我們在一棵銀椴樹的樹蔭下做體操，愛瑪妞挺害怕，蘇珊娜相反很大膽。還有一個多陰的去處，即「黝黯的小徑」。天氣晴和的日子，晚飯後舅舅常躲在那裡。其他晚上，他大聲給我們念沃爾特·司各特 一本沒完沒了的小說。
房子前面那棵雪松長得非常高大。我們在樹枝上搭了窩棚，經常在上面一待就是幾個鐘頭。每個人搭了一個房間，大家互相訪問，還常常坐在樹枝上面，用打活結的繩子掛上鉤子釣魚。我和蘇珊娜經常爬得高高的，爬到樹梢上，衝下面樹枝上的人嚷道：「我們看見海啦！我們看見海啦！」是的，天高雲淡之時，的確能隱約望見十五公里外大海呈現的那條細細的白線。
是的，這一切都沒有變化，我可以在自己心靈里毫不費力地重新找到昔日那個小男孩。但是，這裡根本沒有必要追溯得太遠，在我父親去世時，愛瑪妞和蘇珊娜到巴黎來與我重逢，幼時的玩耍已被其他遊戲取代了。
母親被家裡人說服了，去魯昂度過服喪的最初時期。她不願意讓我留在韋戴爾先生家裡。這樣，對我來講就開始了一種既沒有規律又沒有約束的生活，我真正感興趣的教育中斷了。
因此，那個冬天我們是在克羅斯納街那所房子里，即舅舅亨利·隆多家度過的。于貝爾老師每天來指導我學點東西，也給表妹路易絲上課。他用「空白地圖」教我地理，我不得不重複並寫下每個地名，畫出每一條不引人注意的線。對孩子努力學習的要求大大放鬆了，結果孩子什麼也沒記住。我只記得于貝爾先生的手指在地圖上移動；他的手指非常扁，非常寬，指尖呈方形，像把刮鏟。
這年冬天，我收到的新年禮物是一台複印機。我已不記得這台簡陋的機器是什麼牌子，總之它是一個金屬託盤，上面覆蓋著一層膠質物質，先把寫滿字的一頁紙貼在上面，然後把要感光的一摞紙放上去。辦一份報紙的想法是產生於這個禮物，抑或相反，這個禮物是送給我去實現一項辦報計畫的？這並不重要。不過，一份供親戚朋友們閱讀的小報果真辦起來了。所印出的幾期我似乎都沒有保留。我記得清楚的是，每期都刊載有我的表姐妹們的散文和詩歌；我協助做的工作，僅僅是複印出一些大作家的文章。我出於自己再也不想加以粉飾的謙虛態度，深信親朋們閱讀布封的《松鼠是一種可愛的小動物》和《布瓦洛書簡片段》，肯定比閱讀我自編的任何東西更有興趣。因此複印大作家的文章是適宜的。
舅舅亨利·隆多管理一家魯昂花布印染廠。這家工廠在烏爾蒙，離城四五公里。我們經常乘車去那裡。緊挨著工廠原來有座四方形房子，又小又簡陋，毫不起眼，在我腦子裡沒有留下任何印象。舅舅拆除了這座房子，即使談不上在原址，至少在很近的地方，即在後來開闢成花園的那個地方對面，建了一座講究、豪華的住宅，既像海濱浴場的小木屋，又像諾曼底的民居。
亨利舅舅是個優秀的男人，溫柔，和藹，殷勤得甚至有點做作，一張臉沒有什麼個性。前面我不是說過嗎，大概十八歲上他成了天主教徒。外婆打開她這個兒子卧室的一個衣櫃，立刻暈倒在地，因為裡面是供奉聖母的一個祭壇。
亨利·隆多夫婦經常收到《圓棒報》。這是一份極其幽默的報紙，是為破壞朱爾·費利的聲譽而創辦的，刊載有許多淫穢下流的畫，整個意圖就是要使這個「東京 人」的鼻子變成喇叭。這使我表哥羅貝爾很開心。幾期《圓棒報》和《十字架報》，隨意扔在烏爾蒙客廳桌子上和撞球桌上，挑釁似的攤開在那裡，使那些對這個家庭的觀點持異議的客人感到很不自在。德馬勒斯特的父母和我母親假裝什麼也沒看見。阿爾貝暗暗生氣。母親雖然與她這位哥哥在政治上和宗教信仰上存在分歧，但她太隨和，不可能不與他和睦相處，不過她更樂於與嫂子呂茜爾搞好關係。舅媽是修會中人，為人十分通達，心胸開闊，完完全全和她丈夫一樣。但大家認為她勝過丈夫，因為男人在人品上與妻子一樣，那麼他一定要聰明得多，才不至於在妻子面前明顯處於下風。在亨利舅舅去世後，即我的敘述所寫到的那年的翌年，是舅媽而不是羅貝爾接過了工廠的管理權，而且後來當工人們起來罷工時，她對他們毫不妥協。
烏爾蒙印染廠當時是魯昂最大的工廠之一，魯昂花布還生意興隆。這家工廠並不生產布，只是印染。但印染有許多輔助工序，要用許多工人。工廠旁邊草地上，有一座建在高處的晾布廠棚。透過柵欄吹進來的風，不斷地拂動著布，發出神秘的窸窣聲。一架呈之字形的梯子，顫悠悠地穿過許多小平台、走廊和跳板。順著這些跳板走，你會迷失在一幅幅新晾的白布之間，這些布像無數垂直的網線，靜靜地晾在那裡，輕輕地擺動著。緊靠河邊有一座獨立的小屋，門窗總是關閉著，裡面秘密地製造各種顏料，散發出古怪的氣味，久而久之我竟愛聞了。我真想成小時待在機器房，觀看布通過閃閃發光的銅輪之下，印上生意盎然的彩色。但我們還是孩子，不允許單獨進去。倉庫我們不經過允許就可以進去，只要看見門開著。那是一座龐大的建築，裡面整齊地堆放著印好、卷好、準備發貨的布匹。每層樓的三條鐵軌上，來回奔跑著幾輛翻斗車，它們沿著三條平行的過道，在空貨架或放滿貨品的貨架之間，從寬大的庫房一頭跑到另一頭。蘇珊娜、路易絲和我，每人爬進一輛翻斗車，進行激動人心的賽跑。愛瑪妞不與我們一塊進倉庫，因為只有三輛翻斗車，她又不喜歡冒險，尤其是不能肯定這是否允許。
工廠旁邊是整齊的農舍，其間有一個樣板家禽飼養場和一間巨大的乾草棚。表哥羅貝爾出於好玩，在裡面養了一個特殊品種的兔子。一捆捆堆放的柴火代替兔穴。我經常離開幾個表姐妹，跑到那裡，坐在或躺在麥秸垛上，成小時地觀看這些小動物嬉戲。
花園夾在路邊和河畔的圍牆之間，中央有個水池，面積狹小，池岸彎彎曲曲，敢情會讓福樓拜充滿遐想。水池上有金屬橋，小得可憐，玩具似的。池底是水泥的，上面有許多石蛾幼蟲，裹著奇形怪狀的細枝般的外殼，緩慢地蠕動著，看上去像池底落滿枯枝敗葉。這種幼蟲我在一個臉盆里養了一些，但還沒看到它們變化，就離開了烏爾蒙。
後來書本、音樂和繪畫是否像幼年時代所玩的這些活東西，給我帶來過同樣多、同樣強烈的快樂，對此我表示懷疑。我成功地讓蘇珊娜分享我對昆蟲學的愛好，至少她常常跟我一塊去捕捉昆蟲。即使與我一塊撥開牛糞和腐爛的動物死屍，尋找食屍蟲、糞金龜和鞘翅蟲，她也不很反感。應當相信，家裡人終於把我這方面的熱情當成一回事了。儘管我還是個孩子，家裡卻為了我而把已故的費利克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