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那時我父母住在美第奇街，一套位於四層或五層樓的公寓，幾年後搬走了，故此我沒留下什麼記憶。不過，我還記得那個陽台，或者不如說站在陽台上所看見的東西：筆直望過去的廣場和廣場上水池中的噴泉。抑或更確切地說，我還記得我們站在陽台上，把父親剪的紙龍扔出去，紙龍被風刮著，飄過廣場上噴水池上空，一直飛進盧森堡公園，被高高的栗樹枝掛住。
我還記得一張相當大的桌子，大概就是餐廳的餐桌吧，所鋪的桌布垂得很低。我常常和門房的兒子鑽到底下去；門房的兒子是個年齡與我相仿的孩子，有時來找我。
「你們在底下搞什麼鬼？」保姆喊道。
「沒搞什麼。我們玩兒。」
我們把玩具搖得蠻響。那些玩具是為了裝樣子帶到桌子底下的。實際上我們另有玩法：一個貼近另一個，而不是一個與另一個。我們的所作所為，後來我才知道叫作「不良習慣」。
這種不良習慣，我們兩個是誰教給誰的？是誰頭一個養成的？我說不清。不過應該承認，這種不良習慣小孩子有時是能夠再創造的。我嘛，既無法說是什麼人教我的，也無法說自己是怎樣發現那快樂的，而是我的記憶力回溯多遠，那快樂就已存在了多久。
我深知，講述這件事以及後來發生的事，對我自己會有所傷害，我預感到有人會利用這些來誹謗我。但是，我的敘述唯有真實才站得住腳。權當我寫這些是一種懺悔吧。
人當童年，心靈應該完全透明，充滿情愛，純潔無瑕。可是，記憶中我童年時代的心靈卻陰暗、醜惡、憂鬱。
家人常常領我去盧森堡公園，但我不肯與其他孩子一塊玩，總是鬱鬱寡歡地待在一邊，站在保姆身邊觀看其他孩子做遊戲。他們用小桶將沙子堆成一排排漂亮的小沙堆……當保姆扭頭看別的東西時，我冷不防衝上去，將所有沙堆踩倒。
我要講的另一件事更加古怪。大概正因為其古怪，我不那麼為之感到羞愧。母親後來常常對我提起這件事，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事兒發生在於澤斯。我們每年去那裡一趟，看望我父親的母親和其他幾個親戚，包括佛羅家幾個堂兄弟。他們在市中心有一座帶花園的老房子，事兒就發生在佛羅家這座房子里。我的堂姐長得很美，也知道自己很美。她一頭秀髮黑黝黝的，從中間分開，緊貼兩鬢，側影儼然一座玉石浮雕（我後來見過她的照片），皮膚光彩照人。那皮膚的光澤我記憶猶新，因為我被介紹給她那天，她穿著連衣裙，領口開得特別低。
「快去親親你堂姐。」一進客廳，母親就對我說（我當時只有四歲，也許五歲）。我走過去。佛羅堂姐彎下腰，把我拉到她身前，這樣她的肩膀就袒露了。看到如此嬌艷的肌膚，我頓時頭暈目眩，不去親堂姐伸給我的面頰，卻被她美麗動人的肩膀迷住，照準上面狠狠啃了一口。堂姐疼得大叫一聲，我則嚇得大叫一聲，隨即厭惡地吐口唾沫。我很快被帶開了，在場的人大概都驚得傻了眼，忘了懲罰我。
我找到那時的一張照片，我穿件滑稽可笑的方格罩衫，蜷縮在母親的裙子里，一副病態、頑皮的樣子，目光斜視。
我六歲上我們家搬離了美第奇街。我家的新公寓套房在土爾隆街二號三層，剛好處在聖絮彼斯街拐角。父親書房的窗子就臨這條街，我的卧室窗外是個大院子。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是套間的門廳，因為凡是不上學的時候，我通常在門廳里玩兒或是待在卧室里。媽媽見我總圍著她轉，就煩，叫我去跟「我的朋友彼埃爾」玩，即叫我獨自去玩。門廳的彩色地毯上有大幅的幾何圖案，在這些圖案上與大名鼎鼎的「朋友彼埃爾」玩彈子，再開心不過了。
一個小網兜裝著我所擁有的最漂亮的彈子，一顆顆全都是別人送我的，從來不與普通的彈子混在一起。每次拿出來玩，看到它們那樣漂亮，總是有一番新鮮的開心感。尤其有一顆小小的瑪瑙彈子，上面呈現一條赤道，還有幾條白色回歸線哩。另一顆光玉髓彈子，呈淺玳瑁色，是我用來壓陣之物。此外有一個大布兜，裝了許多灰色彈子，常常贏回來，又常常輸掉，後來真正有了玩彈子的夥伴時，便拿作賭注。
另一件令我著迷的玩具，是一個叫作萬花筒的新奇玩意兒。它像一種小型望遠鏡，在與眼睛所貼的這一端相反的那一端，呈現出變化無窮的圓形花飾。那是由一些活動的彩色玻璃片構成的，嵌在兩塊半透明的玻璃之間。這小望遠鏡的內壁貼著鏡子，整個玩具稍微動一下，兩塊半透明的玻璃之間的彩繪玻璃片就會勻稱地變幻出魔幻般的畫面。不斷變幻的圓形花飾使我欣喜莫名。現在我彷彿還真切地看見那些彩繪玻璃片的顏色和形狀，最大的那塊是淺色的尖晶石，呈三角形，在自身重量的帶動下，在所有彩繪玻璃片上首先轉動，擠得其他玻璃片也轉動起來。彩繪玻璃片之中有一片是顏色很深的石榴石，幾乎呈圓形，一片鐮刀形的翡翠，一片我已不記得顏色的黃玉，一片藍寶石和三小片褐色碎晶體。它們絕不會一齊呈現在畫面上，一些完全隱藏，一些半隱藏在滑槽的鏡子背後，只有那塊尖晶石，因為太大，總是不會徹底隱去。
我的表姐妹們和我一樣喜歡這玩意兒，但都缺乏耐心，每回總不停地搖那圓筒，想一下子看到全部變化。我不那樣做，而是眼睛總貼在鏡頭上，慢慢地、慢慢地轉動萬花筒，欣賞圖案慢慢地變化。有時一塊玻璃片難以覺察地挪動一下，會造成連續不斷的轉動。我既好奇又著迷，很快就想迫使這萬花筒向我公開它的秘密。我把它的底撬開，將一塊塊玻璃片卸下來，又從紙板套子里取出三塊鏡子。然後重新安裝上，但多放進去三四顆彩繪玻璃珠子。整個組合其實沒有任何高明之處，種種變化再也不會引起驚奇，每個環節都已了如指掌，樂趣的緣由已弄得一清二楚。
後來我又想把小玻璃片換成各種稀奇古怪的東西，例如一根羽毛尖，一個蒼蠅翅，一段小草，等等。這些東西都不透明，沒有任何奇妙效果可言。但由於鏡子的反射作用和對幾何的某種興趣……總之，我成小時、成天玩這個遊戲。我想如今的孩子們都不知道這遊戲了，所以花了如許筆墨加以介紹。
童年時代的其他遊戲，如拼七巧板、移印花樣、搭積木等，都是孤單一人玩的遊戲。我沒有任何同伴……不，我眼前浮現出一個，但，唉！不是玩的同伴。每次瑪麗領我去盧森堡公園，我總在那裡見到一個年齡與我相仿的孩子。他嬌嫩、溫和、安靜，蒼白的臉被一對大眼鏡遮住一半，眼鏡片顏色很深，後面什麼也看不清。我不記得他叫什麼名字了，也許根本就不知道。我叫他小綿羊，因為他穿件白色翻羊毛小大衣。
「小綿羊，您為什麼戴眼鏡？」（記得我不用「你」稱呼他）
「我眼睛有毛病。」
「讓我看看。」
他抬起那副可怕的眼鏡，兩隻眼睛可憐地眨巴著，目光猶疑不定，痛苦地透進我的心裡。
我倆在一起時不玩兒，記得只是手拉著手，默默地散步，其他什麼也不做。
平生頭一回結下的這個友誼，持續時間很短。小綿羊不久就不再來了。唉！盧森堡公園這時在我的感覺中那樣空蕩蕩！但我真正開始感到絕望，是在知道小綿羊變成了瞎子的時候。瑪麗在小區里遇到那孩子的保姆，回來向母親學她與那保姆的交談。為了不讓我聽見，她聲音壓得很低，但我還是聽見了這樣一句話：「連嘴巴都找不到啦！」這句話顯然荒唐，嘴巴嘛，沒有視力無疑也找得到。我立刻這樣想，但心裡挺難受，跑到自己房間里去哭泣，接連幾天，練習久久地閉上眼睛，走路也不睜開，竭力體驗小綿羊可能的感受。父親一心撲在法學院的備課上，對我甚少關心。每天大部分時間，他都關在他那間寬大、略顯陰暗的書房裡。那間書房，他不叫我進去，我是不能進去的。我是從一張照片上重新見父親的模樣，鬍子呈方形，相當長的黑髮鬈曲著。沒有這張照片，我只記得他脾氣非常溫和。母親後來告訴我，父親的同事們都叫他「溫順男人」；我聽父親的一個同事說，大家經常請他出主意。
對父親我向來懷著敬畏，書房這地方那樣肅穆，更增加了我的敬畏。每次進入書房，我感覺彷彿是進到教堂里，半明半暗中，聳立著聖體龕般的書櫃，厚厚的地毯，色調富麗而深暗，走在上面沒有一點聲音。
兩個窗戶，一個旁邊擺了一張斜面講桌；房間中央一張寬大的桌子，上面放滿了書和文件。父親找出一本厚書來，題目大概是《勃艮第或諾曼底習俗》，一本沉甸甸的對開本書，打開擱在沙發扶手上，與我一塊一頁一頁地翻看，一直翻到蠹蟲老是啃嚙的地方。這位法學家查閱了一篇古文，欣賞著私下的小收藏品，想道：「瞧！這準會讓兒子開心。」這果然讓我很開心，但也是由於他自己顯得開心的緣故。
我對這間書房的回憶，尤其是與父親讓我在那裡面閱讀的書緊密相連的。父親在這方面想法獨特，母親不願苟同。我常常聽見他們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