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所知，用日語（而且是關西腔）給披頭士的《昨天》（Yesterday） 填詞的人，只有這位名叫木樽的哥們。他只要一泡澡，便會扯著嗓子大唱這首歌。
昨天，是明天的前天，
是前天的明天。
我只記得開頭好像是這麼兩句，無奈是多年以前的事了，還真說不準到底是不是這兩句了。反正不管你怎麼聽，他那歌詞從頭至尾都沒啥意義可言。總之就是毫無品位，跟人家原來的歌詞整個一風馬牛不相及的玩意。充其量是將一首耳熟能詳的憂鬱而動聽的旋律，和有那麼點無憂無慮的——或者應該說是毫不傷春悲秋的吧——關西腔的韻味，大膽地排除了有益性的奇妙拼合而已。至少我當時是這麼感覺的。現在想來，我既可以把它當做滑稽的惡搞一笑了之，也可以從中讀取某些隱含的信息。不過，當時我聽他唱那首歌，只覺得好笑死了。
木樽雖然說著一口在我聽來很純正的關西腔，其實是土生土長的東京都大田區田園調布人。而我和他正相反，地地道道的關西人，卻說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東京方言）。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倆真不愧是一對兒奇妙的組合。
和他相識是在早稻田正門附近的咖啡館打工的時候。我在後廚幹活，木樽是服務生。一閑下來，我倆就湊到一起聊天。我倆都是二十歲，生日只相差一個星期。
「木樽這個名字很少見啊。」我說。
「那是，咱這名字特少見吧。」木樽說。
「以前羅德 有個同名的投手 。」
「哦，那個人呀，跟我可八竿子打不著。不過，這個姓太稀罕了，也說不定什麼地方能跟他扯上那麼點關係呢。」
那個時候，我是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的二年級學生，他是浪人 ，在讀早稻田的補習學校。問題是，都已經是二浪 了，卻根本瞧不出他在努力備考。一有空他就看一些與考試無關的閑書。諸如吉米·亨德里克斯（James Marchall Jimi Hendrix） 的傳記啦，象棋棋譜啦，或是《宇宙是怎麼形成的》之類的。據他說，這都要怪從大田區的自家走讀了。
「你家在大田？我一直以為你是關西人呢。」我說。
「錯，錯，咱可是生在田園調布，長在田園調布的啦。」
我聽了驚詫不已。
「那你為什麼說一口關西話呢？」
「後天學的唄。來它個一念發起 ！」
「後天學的？」
「就是玩命學的呀。也就是正兒八經地學習動詞、名詞、語音語調什麼的唄。這和學習英語或是法語之類的外國語言，從根兒上說是一碼事。我還專門去了好幾趟關西實地學習呢。」
我簡直欽佩得不行。竟然有人像學習英語或是法語一樣「後天」習得關西腔，真是聞所未聞。我不禁感慨東京到底是人多地廣，覺得自己就跟《三四郎》 似的缺少見識。
「我從小就是狂熱的阪神老虎 球迷。只要東京有阪神老虎的比賽，我絕對去看。可是吧，就算我穿著豎條紋的隊服去外野拉拉隊的坐席區，人家一聽你是東京口音，根本不搭理你。這意思就是說，拉拉隊不要我。我一氣之下，發誓要學會關西腔，就這麼著苦學起來，累得我都快吐血了。」
「這麼點動機就讓你學會了關西腔？」我大為驚訝。
「可不嘛。跟你這麼說吧，阪神老虎，就是我的一切。從那以後，我不管在家裡還是在學校，一律只說關西話，就連睡覺說夢話都是關西腔的。你覺得怎麼樣，我的關西腔夠標準的吧？」
「那是當然，就跟關西人一個樣。不過，你說的並不是阪神之間的關西腔吧。而是大阪市內的，相當靠市中心的口音。」我說。
「喲呵，你還真能聽出來啊。高中暑假的時候，我去大阪的天王寺區家庭寄宿（homestay） 過。那兒可真是個好玩的地方。走著都能去動物園。」
「家庭寄宿啊。」
「我要是像學關西腔那麼玩命地投入備考的話，也不至於當第二回浪人哪。」木樽自嘲道。
我也覺得是這麼回事。一旦迷上了某件事，便一頭扎進去不出來，這一點也像極了關西人。
「那麼，你是哪兒人？」
「神戶附近。」我說。
「神戶附近地方大了，到底是哪兒啊？」
「蘆屋。」我說。
「不錯的地方嘛。早告訴我不就得啦。還繞這麼大個彎子。」
我解釋說，別人一問我的出生地就說是蘆屋的話，別人會以為我是有錢人家的孩子。雖說大家都是住在蘆屋，但生活狀況是參差不齊的。我家就不是什麼有錢人。父親在製藥公司工作，母親是圖書館管理員，房子又小，開的車子也是輛奶油色的豐田卡羅拉。所以，別人問我住在哪兒時，為了不給人先入為主的印象，總是回答「在神戶附近」。
「噢，是這麼回事啊，這麼說，你和我正好相反嘍。」木樽說，「我也跟你一樣，雖說是住在田園調布，可我家其實是田園調布最破爛的地方，我家的房子，那也是相當的破爛。你啥時有空來玩玩吧。你看了，肯定吃驚得瞪大眼睛說『這就是田園調布嗎』『不會吧』什麼的。可是，老在乎這些有什麼用啊。家不過是個住的地方罷了。所以，初次見面我就劈頭蓋臉地告訴人家，咱是土生土長在田園調布的耶，怎麼著吧。就這樣。」
我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於是我倆就像朋友般的交往起來。
我來東京以後，就不說關西話了，這是出於下面幾個想法。我在高中畢業之前一直說關西話，從來沒有說過東京話。可是，來東京一個月後，當我意識到自己已經流暢自然地操著這種新語言說話時，非常吃驚。或許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本來就具有變色龍的天性吧。要不就是對於語言的音感好得超乎常人。不管什麼原因吧，反正即便我說自己是關西人，也沒有一個人相信。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想要脫胎換骨，變身為全然不同的一個人，這個慾望使我放棄了關西話。
考上東京的大學後，乘坐新幹線赴京的一路上，我都在思考。回顧十八年一路走來的人生，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大部分都是令我羞恥的。我並沒有誇大其詞。說實話，差不多都是讓我不堪回首的過往。我越是回想過去，就越是對自己這個人感到厭惡。當然也有些許美好的回憶，我不想否認這一點。雖說也不是沒有一點值得自豪的經歷，但是，從數量之比來看，讓我臉紅的事、讓我無地自容的事要多得多。回想自己過去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可以說平庸至極、悲慘至極到無法形容，大多不過是些缺乏想像力的、中產階級的破爛玩意。我恨不得把這些破爛團成一團，塞進一個巨大的抽屜里去，或者一把火燒成灰燼（儘管不知道會冒出什麼樣的煙來）。總之，我想要讓過去的一切都化為零，讓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在東京開始新的生活。我要在東京嘗試開拓自己新的可能性。因此，在我看來，拋棄關西腔，掌握新的語言，也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的具體（同時也是象徵性的）手段。因為，最終是我們使用的語言塑造了稱之為「我們」的這群人。至少十八歲時的我，是這樣以為的。
「你所說的羞恥的事是什麼？什麼事讓你感覺這麼羞恥呢？」木樽問我。
「所有的事。」
「和家人關係不好嗎？」
「也不是不好。就是覺得羞恥。和家人在一起本身就覺得羞恥。」
「真是個莫名其妙的傢伙。和家人在一起有什麼可羞恥的？你看看我，在家裡歡樂著呢。」
我沒有說話。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明。如果問我奶油色的豐田卡羅拉車哪裡讓你羞恥的話，我還真答不上來。其實只不過是覺得房子前面的路太窄，還有父母對於講排場、買好車沒有興趣而已。
「由於我不愛學習，父母每天都嘮叨我。聽這些叨叨當然不舒服，不過，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嘮叨我就是他們的工作。這種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得了。」
「還是你想得開。」我很羨慕地說。
「有女朋友嗎？」木樽問道。
「現在沒有。」
「這麼說以前有過了？」
「不久前吧。」
「分手了？」
「是啊。」
「因為什麼分手的？」
「這個說來話長。我現在不太想說。」
「蘆屋的女孩兒？」
「不是。不是蘆屋的。她住在夙川。離得比較近。」
「她跟你上床了嗎？」
我搖搖頭。「沒有，沒有跟我上床。」
「因為這個分手的？」
「原因之一吧。」我想了想，回答道。
「這麼說，只差最後一道防線了？」
「是啊，就差一點。」
「具體到哪一步了呢？」
「我不想談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