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澤民
我第一次看到並記住了馬洛伊·山多爾這個名字，是在2003年翻譯匈牙利諾獎作家凱爾泰斯的《船夫日記》時。凱爾泰斯不僅在日記中多次提到馬洛伊，將他與托馬斯·曼相提並論，稱他為「民族精神的哺育者」，還抄錄了好幾段馬洛伊的日記，比如：「謊言，還從來未能像它在最近三十年里這樣地成為創造歷史的力量」；「上帝無處不在，在教堂里也可以找到」；「新型的狂熱崇拜，是陳腐的狂熱崇拜」……句句犀利，智睿警世。
我開始買馬洛伊的小說讀，則是幾年後的事。原因很簡單，我在給自己翻譯的匈牙利作品寫譯者序時，發現我喜歡的作家們全都獲過「馬洛伊·山多爾文學獎」，包括凱爾泰斯·伊姆萊（Kertész Imre）、艾斯特哈茲·彼得（Esterházy Péter）、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納道什·彼得（Nádas Péter）、巴爾提斯·阿蒂拉（Bartis Attila）和德拉古曼·久爾吉（Dragomán György）。可以這麼說，當代匈牙利作家都是在馬洛伊的精神羽翼下成長起來的，所以我覺得應該讀他的書。
我讀他的第一本小說是《反叛者》，描寫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群對現實社會恐懼、迷惘的年輕人試圖遠離成年人世界，真空地活在自己打造的世外桃源，結果仍未能逃出成年人的陰謀。第二本是《草葉集》，是一位朋友作為聖誕禮物送給我的，後來我又從另一位朋友那裡得到一張這本書的朗誦光碟。坦白地說，《草葉集》里講的生活道理並不適合所有人讀；準確地說，只適合有理想主義氣質的精神貴族讀，雖是半個世紀前寫的，卻是超時空的，從側面也證明了一個事實，什麼主義都可能過時或被修正，但理想主義始終如一。我接下來讀的是《燭燼》和《一個市民的自白》，這兩部書使我徹底成為了馬洛伊的推崇者。也許，在拜物的小時代，有人會覺得馬洛伊的精神世界距離我們有點遙遠，跟我們面對的現實生活格格不入，但至少我自己讀來感覺貼心貼肺，字字抵心。馬洛伊一生記錄、描寫、崇尚並踐行的人格，頗像中世紀的騎士，用凱爾泰斯的話說是「一種將自身與所有理想息息相牽繫的人格」。
三年前，譯林出版社與我聯繫，請我推薦幾部馬洛伊作品，我自然推薦了自己喜歡的這幾本，並攬下了《一個市民的自白》和《燭燼》的翻譯工作，其他幾部作品分別由郭曉晶、趙靜和舒蓀樂三位好友擔綱翻譯。譯林出的這幾本書中，《燭燼》和《偽裝成獨白的愛情》，台灣地區在八年前出過繁體版，但是從義大利譯本轉譯的，自然留下許多遺憾，有不少誤譯、漏譯和猜譯之處，馬洛伊的語言風格也打了折扣。當然這不是譯者的過失，是「轉譯」本身造成的。所以，值得向讀者強調的是，譯林推出的這套馬洛伊作品，全部是從匈牙利語直譯的，單從這個角度講也最貼近原著，即使讀過繁體版的讀者也不妨再讀一遍我們的譯本，肯定會有新的感受。
起初考慮到繁體版的影響，編輯也曾打算沿用繁體版作者名「桑多·馬芮」的譯法，但我不同意這樣做，理由是匈牙利人是唯一姓在前、名在後的歐洲民族，馬洛伊是姓，山多爾是名，繁體版把姓名順序顛倒過來，是不了解匈牙利姓名的特殊性。另外音譯也不對，是從其他語言轉譯造成的，並不是根據匈牙利語發音。既然我們是從匈牙利語直譯，沒必要延續這樣的錯誤。
關於書名的譯法。《燭燼》的匈文原名是A gyertyák kig égnek，直譯為「蠟燭燃燒到了根部」。蠟燭是小說中最重要的道具，故事從點燃蠟燭迎客講起，到蠟燭熄滅送客結束，兩位四十一年未見的老人聊了他們一生的滄桑。「燭燼」最貼近原文原意，「餘燼」讓人聯想到燼火的餘熱，少了「燭」字，意思偏差很大。
《偽裝成獨白的愛情》，匈文版原本是兩本書。1941年，馬洛伊寫了《真愛》，四十年後，續寫了《尤迪特……和尾聲》。中文版將兩本書合在了一起，由四個人的獨白組成，另起一個書名是可以的。《偽裝成獨白的愛情》意在強調這是一部「令人驚艷的多視角多聲道的獨白小說」，是不錯的書名，但是提請讀者留意：儘管簡體版沿用了繁體版書名，但是由郭曉晶女士從匈牙利文重譯的，譯文質量高出許多，糾正了繁體譯本的大量錯誤。
馬洛伊·山多爾（1900—1989）是20世紀匈牙利文壇舉足輕重的小說家、詩人和劇作家，他還是20世紀歷史的記錄者、省思者和孤獨的鬥士。馬洛伊一生追求自由、公義，堅持獨立、高尚的精神人格，他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風風雨雨，從來不與任何政治力量為伍，我行我素，直言不諱，從來不怕當少數者，哪怕流亡也不妥協。縱觀百年歷史，無論對匈牙利政治、文化、精神生活中的哪個派別來說，馬洛伊都是一塊讓人難啃卻又不能不啃的硬骨頭，由於他的文學造詣，即便那些敵視他的人，也照樣會讀他的書。無論他的作品，還是他的人格，對匈牙利現當代的精神生活都影響深遠。
1900年4月11日，馬洛伊·山多爾出生在匈牙利王國北部的考紹市（Kassa），那時候還是奧匈帝國時期。考紹坐落在霍爾納德河畔，柯伊索雪山腳下，最早的文獻記錄見於13世紀初，在匈牙利歷史上多次扮演過重要角色。馬洛伊的家族原姓「格羅施密德」（Grosschmid），是當地一個歷史悠久、受人尊重的名門望族，家族中出過許多位著名的法學家。18世紀末，由於這個家族的社會威望，國王賜給了他們兩個貴族稱謂——「馬洛伊」（Márai）和「拉德瓦尼」（Ládványi）。
馬洛伊在《一個市民的自白》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家庭：「我走在亡人中間，必須小聲說話。亡人當中，有幾位對我來說已經死了，其他人則活在我的言行舉止和頭腦里，無論我抽煙、做愛，還是品嘗某種食物，都受到他們的操控。他們人數眾多。一個人待在人群里，很長時間都自覺孤獨；有一天，他來到亡人中間，感受到他們隨時隨地、善解人意的在場。他們不打攪任何人。我長到很大，才開始跟我母親的家族保持親戚關係，終於有一天，我談論起他們，聽到他們的聲音；當我向他們舉杯致意，我清楚地看到他們的舉止。『個性』，是人們從亡人那裡獲得的一種相當有限、很少能夠自行添加的遺產。那些我從未見過面的人，他們還活著，他們在焦慮，在創作，在渴望，在為我擔心。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從我父親家族那裡繼承的，我的性格則是承繼我母親那支的某位親戚的。在某個特定的時刻，假如有誰侮辱我，或者我必須迅速做出某種決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說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爾瓦地區的磨坊里所想的一模一樣。」
馬洛伊的母親勞特科夫斯基·瑪爾吉特是一位知識女性，年輕時畢業於高等女子師範學院，出嫁之前，當了幾年教師。父親格羅施密德·蓋佐博士是著名律師，先後擔任過王室的公證員、考紹市律師協會主席和考紹信貸銀行法律顧問，還曾在布拉格議會的上議院當過兩屆全國基督民主党參議員。馬洛伊的叔叔格羅施密德·貝尼是布達佩斯大學非常權威的法學教授，曾為牛津大學等外國高校撰寫法學專著和教科書，其他的親戚們也都是社會名流。馬洛伊的父母總共生了五個孩子，馬洛伊·山多爾排行老大，他有個弟弟蓋佐，用了「拉德瓦尼」的貴族稱謂為姓，是一位著名電影導演。對於童年的家，馬洛伊在《一個市民的自白》中也有詳盡的描述，工筆描繪了帝國末年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東歐市民生活的全景畫卷。
在馬洛伊生活的時代，考紹是一個迅速資本主義化的古老城市，孕育了生機勃勃的「市民文化」，作家的青年時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度過的。親身的經歷為他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形成了他的作品基調，並決定了他的生活信仰。在馬洛伊的小說里，「市民」是一個關鍵詞，也是很難譯準的一個詞。馬洛伊說的「市民」和我們通常理解的城市居民不是一回事，它是指在20世紀初匈牙利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形成的一個特殊社會階層，包括貴族、名流、資本家、銀行家、中產者和破落貴族等，譯文中大多保留了「市民」譯法，有的地方根據具體內容譯為「布爾喬亞」、「資產階級」或「中產階層」。
在匈語里，市民階層內還分「大市民」、「小市民」。前者容易理解，是市民階層內最上流、最富有的大資本家和豪紳顯貴；後者容易引起誤解，並不是我們所說的「小資」或「小市民」，而是指中產者、個體經營者和破落貴族，而我們習慣理解的「小市民」，則是後來才引申出的一個含義，指思想局限、短視、世俗之人，但這在馬洛伊的時代並不適用。因此，我在小說中根據內容將「小市民」譯為「中產者」、「破落者」或「平民」，至少不帶貶義。馬洛伊的家庭是典型的市民家庭，有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