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九日，未滿八周歲的玄燁在聆聽了父親的遺詔後，宣誓「恪遵遺詔」，繼位為皇帝。當時，他可能根本沒聽懂遺詔里說的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在那份遺詔裡面，順治皇帝曆數了自己十四條罪過，譬如，不遵守祖制，接受漢族文化習俗，過分親近漢族官員，導致滿族官員沒有心思做事等等，實際上等於用皇帝的口吻將他所做的一切全部否定了。
這份遺詔從皇帝臨死到最後定稿，中間經過了大約十多個小時。因此，有理由將其看成是孝庄皇太后和滿洲親貴們的意志，而非出自福臨的本心。
七年後，康熙七年正月，已經親政半年的康熙皇帝為父親建「孝陵神功聖德碑」，在很大程度上，將順治遺詔中對自己的批判翻轉了過來。如順治在世時，苦讀經史，廣泛涉獵諸子百家，大量選拔漢族人才，視滿漢如一體，遇文武無輕重等等，過去一股腦的罪過，如今全部變成功德，並且成為康熙皇帝執政的基本國策。此時的康熙或許已經很清楚地知道，要想治理好這個以漢族為主要成分的龐大國家，未來的自己，將要在這裡汲取很多東西，並且會比自己父親走得遠得多。
事實上，形勢使然，他們肯定都有各自的理由。我們只能說，在一種詭異的政治機制下，這種顛三倒四已經應該被看成是題中應有之義。
康熙繼位時，滿漢關係十分緊張。入主中原十八年的大清朝，基本算是站穩了腳跟。但揚州、嘉定、江陰、湘潭等一系列屠城事件，不可能不留下長久的傷痛，薙髮、圈地、逃人、投充之類更是惡名昭著。順治十四年發生的江南科場案，順治十五年發生的奏銷案，順治十八年發生的哭廟案和康熙二年發生的庄廷鑨《明史》案，無不令人談而色變，使那一時期變成了一個真正血腥的時代。
收拾江山不易，收拾人心更難。而人心恰是這江山的根基，沒有人心支撐的江山，將恍如懸在半空搖搖欲墜的龐然大物，沒有人知道那大傢伙會在什麼時間轟然砸下。
康熙親政時，同一職級的滿漢官員，滿族官員的級別高於漢官。譬如，滿族尚書、左都御史為一品，漢族尚書、左都御史則只有二品；滿族大學士為一品，漢族大學士只有五品。其他職位也全部如此。當時，同樣是尚書，漢官見到滿官時，需行跪拜大禮。稍早一點的觀察家甚至記載說：滿洲八旗的低級官吏甚或兵卒，時常會在不高興時，用馬鞭抽打高級別的漢族官員，或是飽以老拳。
康熙八年，將鰲拜打翻在地之後，康熙皇帝大權在握，立即下令將滿漢官員品級拉平。他大力宣揚滿漢一體，不僅僅停留在口頭上，實際也開始選拔漢族官員出任封疆大吏。他多次表示，自己任用官吏，只看是否賢能，不論是滿是漢。吳三桂發起三藩之亂時，以為大清朝已經沒有人可以和自己抗衡，誰知，康熙皇帝所任用的一批漢族軍政官員，卻在平息叛亂中發揮了極大作用，這顯然得益於他親政後這種一以貫之的態度和政策。
康熙十七年，平息三藩之亂的戰爭剛剛有了一點轉機，康熙皇帝便又舉重若輕地做了一件大事——這就是開博學鴻儒科，網羅天下賢才。這是在清朝歷史上極其著名的一次大手筆運作，不但大面積化解了社會矛盾和敵對情緒，而且將全國富有影響的學者幾乎一網打盡，導致文運昌盛，人才輩出，成為我國數千年歷史上的一大美談與盛事。若沒有對社會心理深邃的洞察能力、沒有偌大的心胸格局與才幹，恐怕是斷然難以做到的。
這博學鴻儒科算是康熙皇帝首創的一個玩意兒。
本來，科舉考試中沒有這麼一個名目。大唐盛世中，唐明皇李隆基在開元年間曾經開創了一個「博學宏詞科」，就是在已經考中進士的人裡面，再考選才學更高的一批人的意思。後來，因為難度太大，雖然一直在延續，卻沒有很普及。如今，康熙皇帝想出這麼一個「博學鴻儒科」來，雖然只有一音兩字之差，意思可是大不相同。「宏詞」變成「鴻儒」，意思就完全變成兩回事兒了。鴻儒者，碩德飽學之大儒也，是學問之集大成從而有很高成就者，可不是一般咬文嚼字的酸秀才。《陋室銘》曰：「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鴻儒現身，是可以蓬蓽生輝的。俗話說，「千穿萬穿，馬屁不穿」。於是，一時間，能被推薦參加這場考試本身，已經成了讀書人極大的榮耀，何況是皇帝親自主持考選。康熙皇帝一眼看透了中國文人士大夫們心裡想的那點事兒，從而設了這樣一個局，真是夠難為他的。
在為此發布的文告中，康熙皇帝認為：自古一代之興盛，必定需要天下賢才振興文化、共襄盛舉方可達成。因此，他下令，全國官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可以舉薦人才，只要品學兼優、學識卓越，不管是否已經做官，都可以在推薦之列，皇帝將親自考試錄用。隨後，一場在全國範圍內搜求薦舉人才的運動轟轟烈烈地擴展開來。
當時，大清立足中國已經三十多年，儘管新一代已經成長起來，但大明遺民的亡國之痛、士子氣節、種族成見和對大清入關後暴政的不齒，仍然在心底里發生著作用。因此，在薦舉名單中，那些聲望素著、影響巨大的超一流人物，如顧炎武、黃宗羲、傅山等人便成了一個大麻煩。地方官拿著征舉詔書來到顧炎武家裡時，六十五歲的顧炎武表示，他寧死也不會應召，如果一定要強迫的話，則唯有一死而已。地方官無可奈何，只能作罷。黃宗羲也一樣，對來動員他的官員說，若要相逼，自己可以自殺。
關中名儒李顒（yōng）和山西大儒傅山的遭遇很好玩。
以前，朝廷曾經徵召他們入朝做官，被他們以身體不好或者病重為由拒絕了。這次，地方官可能是太想表現一下自己實心任事的精神了，於是，就把這些真正的鴻儒包裹起來，強行用床抬著他們前去參加皇帝的考試。李顒被抬到省城後，一連絕食六天，地方官慌了，害怕把喜事變成喪事，只好又把他抬回去。後來，康熙皇帝到西安要見他，他託病不見。搞得皇帝好生無趣，悻悻然的康熙居然寫了一塊匾額送給他，上面大書四個字，曰：「志操高潔」。就憑這一手，康熙還真是不簡單。傅山則是另外一個路數：被抬到北京城外時，他賴在轎子里死活不肯進城，大哭大鬧，城裡的王公大臣們慕名前來看他，他就裝傻充愣，徹底將喜劇變成鬧劇，看上去實在有失體統，康熙無計可施，於是也原樣把他抬了回去。
這是一種象徵，象徵著對天下人的善意，這種態度時常可以換取巨大的回報，想必康熙心裡算得很清楚：中國文化是一種等級順從文化，一般不大會培養出天生不識好歹的人，對抗的升級常常在官府舉措失當之後發生。推測起來，他必定堅信：自己釋放出去的善意不會落空。若沒有這樣的心理準備，令人很難想像他如何能夠長期堅持這種做法。
最後，一百七十餘人的薦舉名單上，有一百五十四人來到北京。皇帝很體貼，告訴他們說，時令已經十一月，「冬日晷短，難於屬文，弗獲展厥蘊抱」——冬天到了，晝短夜長，不是做文章的好時候，難以顯現出大家的滿腹才學。大家可以在北京充分準備一下，來年天氣暖和了再說。然後，命令有關部門安置好他們的食宿，每人每月發給頗為優厚的補貼，使大家不必為衣食發愁。
第二年，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日，正是北京春暖花開的時節。大家被召進紫禁城，來到體仁閣，參加由皇帝親自主持的考試。事情偏偏還沒完，大家入座後，皇帝並不急於考試，而是大擺宴席，讓大家吃好喝好，還好言好語地忽悠大家說，本來知道諸位才氣縱橫，不需要考試就可以為國家效力，但出於對大家的敬重，還是給大家一個顯示才學的機會。
考試題目按照當時的標準看，實在是簡單得不像話，叫《璇璣玉衡賦》、《省耕詩·五言排律二十韻》。簡單說就是寫一篇散文、作一首詩。皇帝所派的讀卷官，若用今天的語言描述，真的是超級豪華陣容：皇帝本人，三位大學士，再加上一位翰林院掌院學士。最後，在一百五十四人中，錄取了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這些人全部進入翰林院，已經有官職的授侍讀侍講，曾經中過進士的授為編修，布衣生員以上授檢討，讓他們全部參與修撰《明史》。當時，這些人裡面，有不少名氣很大，迫於官府的壓力，不得不來應付一下。因此，有人寫詩時故意不合轍押韻，甚至讀不通，有人竟敢在詩文中寫上犯忌的字樣，還有人卷子沒有答完，只寫了一首詩便草草交卷等等。這些人全部被康熙皇帝錄取，並授以官職。到了北京而不肯參加考試的如傅山、杜越等人，授予官職後放他們回家。有人接受官職之後，再找理由要求走的，同樣予以批准。
康熙皇帝玩的這一手，看起來又像開玩笑似的，顯得很不正經。然細細品味起來，真是厲害無比，其四兩撥千斤之功效很快就在現實政治中顯現出來。孟森先生指出：後來，就在這些人中，出現了一大批「理學、政治、考據、辭章、品行、事功，多有籠罩一代者」。意思是說，在康熙皇帝所選拔的這些人當中，有許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