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冬至後三日，雲南竟然在隆冬時節「雷電雨雹風雪一時兼作」。按照古人的說法，這是千年罕見的災禍之兆。
恰在此時，一個名叫查如龍的人來到雲南昆明平西王府。這個人曾經做過南明弘光政權的官員。他呈遞給了吳三桂一封血書，建議吳三桂起兵造反。血書中說：「天下軍人和朝中大臣都在期待著王爺帶領他們重整河山。王爺是漢人，當年的事情出於迫不得已，今天，奪取天下的關鍵就在王爺手邊。只要您登高一呼，天下就會響應。這是千載難逢的時機。」（《清朝野史大觀》卷五，上平西血書）
這位自以為看清了天下大勢的讀書人，萬萬沒有想到，平西王爺吳三桂竟然一根繩子把他捆送到了北京。結果，此人被朝廷凌遲處死。
他可能更加想不到的是，一年以後，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吳三桂殺死大清雲南巡撫，發布反清檄文，自稱大明崇禎皇帝的三太子就藏在自己身邊，三十年忍辱負重為的只是這一天。他宣布脫離大清，建國號為「周」，自稱奉旨為「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他命令全軍剪掉辮子，改穿大明軍服，誓師直搗燕山云云。
吳三桂又一次面臨水深火熱的局面：只不過，前一次在山海關時，火爐上被煎熬的是他自己；而這一次，是他把他自己、他的家人部下和天下生靈一起推進了火坑。
關於康熙盛世的說法，我們已經聽得足夠多了。從某些特定的角度觀察，這種看法肯定是能夠成立的。在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帝王政治中，大約有三百多位皇帝，就他們的文化素養、政治才幹、心胸、眼光、意志力、對國計民生關注和付出的努力諸方面判斷，康熙皇帝玄燁即便不是最好的，也可以說是名列前茅或者是首屈一指的。
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康熙時期是一個完美的時代，也不意味著玄燁本人就是一位無懈可擊的政治家。學者王家范先生曾經準確指出：大清仍然循著大明的前轍舊軌前行，在改善制度深層次缺陷、提高人民生活境遇上，即使是一代英主也有力不從心的難堪。（王家范《明清易代：一個平民的實話實說》）
有確切的證據表明，儘管康熙皇帝曾經與困擾帝國之痼疾——貪官污吏們進行過堅定的鬥爭，但那仍然是一個貪官污吏層出不窮的時代。玄燁是一位具有相當高學識素養的皇帝，他的科學知識可能是中國所有皇帝中最高的，但在他執政的五十多年歲月里，並沒有能夠開創出一個科學昌明的偉大時代，並且，仍然製造過惡名昭著的文字獄。他對於國家安寧、人民福祉付出過真誠的努力，但從全國的情形看，當時人民生活遠沒有後世一些學者希望人們相信的那樣好。
從總體上看，應該說，康熙皇帝本來有可能遠遠超越於中國古代所有帝王之上，從而成為一個真正偉大的人物，但是，非常可惜，他沒有做到，他沒有能夠完成那個升華過程，沒有能夠在思想與精神層面上，給他的祖國與人民帶來任何新鮮的東西，而他其實是有條件做到這一點的。
有人曾經根據江南地區的棉花、糧食產量，應用現代數理方法推算該地區乃至中國的生產與經濟規模，甚至計算出了康熙年間的GDP與人均收入。在統計手段如此發達的今天，進行這種計算尚且存在數據採集和計算口徑上的諸多風險，對三百多年前混亂不堪的數據居然能夠進行如此大膽的推算並得出更加大膽的結論，作者的勇氣的確令人無話可說。事實誠如王家范先生所說的那樣：假如初始數據是根據收成好的年景選取出來的話，這種推算即使不能說是一堆數字垃圾，其具有多大的價值也實在令人懷疑，更不要說還有全國各地之間的巨大差異。
大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扳倒鰲拜之後不久，玄燁就命令戶部，將直隸即今日北京、天津、河北地區前明廢藩的土地全部無償交給老百姓耕種。我們知道，明朝中晚期，皇室、藩王、外戚、勛貴、宦官們曾經在上述地區巧取豪奪了大量土地，甚至一度出現了京師之外，除了道路之外，已經沒有土地可以兼并的局面。這種情形必定是以眾多百姓失去土地的深重痛苦為代價。如今，皇帝一聲令下，一千多萬畝土地無償回到了農民手中。這項政策當時叫「更名田」，是康熙皇帝玄燁真正執政後的第一項德政善舉。
在此前後，滿族人的圈地運動，包括幾年前鰲拜推行的圈換土地政策、漢人被迫投充到滿族人家為奴的現象、官府到處緝拿逃人等惡政也陸續平息下來，並最終大體退出了人們的視野。應該說，這種情形和康熙皇帝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據說，在乾清宮皇帝御座邊的柱子上，貼著一張條幅，上面大書三件事：三藩，治河，漕運。在其當時，這是擺在玄燁面前最為緊迫的三件大事，應該說也是那個時代實現國泰民安最重要的三件大事。
三藩，指的是在大清帝國入主中原的過程中，曾經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三個漢族藩王：廣東的定南王尚可喜、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雲南的平西王吳三桂。本來還有一個駐紮在廣西的恭順王孔有德，他們是清初著名的四位漢族藩王。這個孔有德不走運，在平定廣西的戰爭中，碰上了張獻忠余部里最能幹的將軍李定國，結果在桂林攻防戰中，不但額頭中箭，城池也沒能守住。最後，他讓家人點火自焚，他自己也自殺死掉了。從此，只剩下了三位漢族藩王，也就是所謂三藩。
在我國歷史上，但凡大一統的中央帝制政權建立並穩定下來之後，那些手握重兵重權的地方藩王和功臣就會成為一個大麻煩。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了「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說法，韓信被呂后派蕭何騙進大漢皇宮鍾室就死前，說的就是這句話。一般說來，中國帝制傳統下的君主，很難容忍那些位高權重的人。這種人的存在，與帝王政治文化的內在邏輯是不相容的。打天下時，為了刺激他們玩命幹活，需要名位上的獎勵；天下太平之後，這種人就成了威脅皇家利益、破壞安定團結的最大因素。劉邦臨死前，之所以要和諸臣殺白馬盟誓，不許再封異姓王，就是因為他已經勘破了其中的奧妙。
其實，不要說異姓王，到漢景帝時代的七國之亂時，為了削奪劉家子孫的王權，也都是在人頭滾滾落地之後，方才實現的。到了大明朝，朱元璋將自己的子孫分封在全國各地。他死後僅僅四年，握有重兵的四兒子朱棣便奪了自家侄子的皇位。從此，大明對藩王的許可權作了極其嚴格的規定：只許吃喝玩樂，不許擁有軍隊，不許干涉地方事務，甚至不許走出王府所在城市的城門等等。
大清朝立國之初，大約是還沒有領教過這種勢力的厲害，於是，一口氣封了四位漢族異姓藩王。
事實上，在進軍全國的過程中，這幾位漢族藩王統率的軍隊，可能比滿洲八旗的兵員總數還要多。說大清朝的天下有一半是他們打下來的，應該不算過分。前面談到的那位孔有德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廣西地區大體平定下來以後，孔有德曾經上書皇帝，談到自己滿身如同刻畫一般的傷疤，一到風雨時節，便痛不可當，幾次昏死過去。且自己生長在遼東，不習慣南方水土，因此，希望解甲歸田，安度晚年。皇帝不許，因為南方還沒有徹底平定。結果，還真讓皇帝說中了——
不久，李定國便打到了桂林城下，這位孔有德也就此丟掉了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另一位王爺尚可喜也曾經兩次請求激流勇退，由南方返回遼東居住，但同樣因為南方戰局未定而被朝廷拒絕。在這個意義上說，最後釀成三藩之亂，中央政府還真的有不小的責任，很難完全排除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後的嫌疑。如今，天下大體太平，於是，三藩就成了問題。特別是吳三桂，遠在西南邊陲，山高皇帝遠，實力又發展得特別大，已經成為皇家的一塊心病。
談到吳三桂的歷史，實在是頭腦錯亂、整個一個稀里糊塗的話題。
面對這個話題，應該感到尷尬的不單單只有一個吳三桂，還有所有願意正視這一段歷史，同時智商指數還不算太低的人。
以往，吳三桂受到了不少痛罵，這些罵聲並非毫無道理。當人們把他罵成是「漢奸」、「認賊作父」、「引狼入室」等等時，如果是出自晚明前清時代的文人之口也就罷了，畢竟他們中有不少人是明朝遺民，心中藏著深深的隱痛。若是出自當代人之口，問題就出來了。在把吳三桂罵得狗血淋頭時，這些人似乎已經把國家與民族利益扔到了腦後。道理很簡單：假如吳三桂與李自成聯起手來，將多爾袞與大清鐵騎打回到山海關之外的話，中國還會是今天的中國嗎？
翻開歷史地理書籍和歷史地圖集，我們很容易就會知道，大明帝國最大時，其有效控制的國土面積大約在五百萬平方公里上下；到明朝末年，能夠有效控制和管理的則只有三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左右。大清帝國入主中原之後，其有效控制和治理的國土面積，最大時曾經達到過一千二百萬平方公里以上；即便經過晚清時節的喪權辱國，中國國土面積仍然保留下來了一千多萬平方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