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二十四歲的順治皇帝福臨死了，死於天花。
天花又叫痘瘡，是一種由過濾性病毒引起的烈性傳染病，死亡率很高，不死者可以終身免疫，卻會在面部或身上留下疤痕，就是人們平常所說的「麻子」。塞外的白山黑水、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上，寒冷清爽，可能不適合病毒傳播，很少有這種傳染病。因此，生活在那裡的人們，對於這種傳染病便整體上缺少抵抗力。大清入關後，兇猛的八旗戰士常常會因為這種病毒的侵襲而死掉。豫親王多鐸死於天花，如今的皇帝又死於天花。對於大清親貴來說，天花無疑是一種真正的夢魘。
當時的人們為了抵抗這種病毒，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比如，順治皇帝染上天花後，曾經下令北京市民不許炒豆，不許燃燈，不許潑水。據說，這是民間避免染上天花或染上天花之後治療的行之有效的習俗。在北京城裡，一旦發現有人染上了這種病，會立即被強行驅逐出城二十里外，患者家屬也必須報告兵馬司，然後，在一百米之外拉起繩子，圍出警戒隔離線，不許進出。
這種應是足夠恐怖的情形，偏偏成全了玄燁，使他順利繼承皇位，成為我們所熟知的康熙皇帝。原因很簡單，順治皇帝的這位三皇子，時年還差兩個月才滿七歲，卻在兩年前已經出過痘了，且屬於那種沒有失去生命的幸運者。如今，他臉上那些淺淺的麻點，毋庸置疑地成了繼承皇位的最重要資格與理由。後來發生的事實表明，這樣的資格和理由實在是當時中國人與後來中國歷史所能達到的最大幸運了。
康熙皇帝本人也足夠幸運。經過他十四叔祖多爾袞和他父親福臨的十八年努力，到他繼承下這一片廣大國土時，戰爭已經基本結束，中國大體上統一在大清朝的治理之下。持續多年的噩夢成為過去，除了為數不多的明朝遺民還在深深隱痛中回憶前朝衣冠風景外，更多的人已經對現實心平氣和，他們在和平寧靜中恢複著創傷，祈盼著好一些的未來。
七歲，他應該還不足以理解自己所面對的一切。史書記載說，從五六歲開始，他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如今已經是太皇太后——就派遣自己的貼身侍女蘇麻喇姑，專門負責教導他學習滿語。後來，又增加了幾位老師和師傅，分別教他學習滿、漢典籍和騎射武功等等。據說，這小皇帝讀書特別用功，所讀過的東西必定要到字字成誦的程度方肯罷休，「從來不肯自欺」，以至於他的保姆害怕他過於辛苦，時常要把書藏起來。
十一歲時，他的親生母親去世。孝庄太皇太后打破宮中的規矩，把他接到自己居住的慈寧宮，親自撫養教導。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年以後的孝庄太皇太后「獨嗜圖史」，大約就是特別喜歡帶插圖的歷史類圖書吧，這種情形可能對玄燁影響不小。據說，孝庄曾經對孫子說：「哪有像你這樣的人，貴為天子，卻像書生趕考一樣苦讀？」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孝庄太皇太后當著群臣詢問玄燁：身為天下之主，有何想法？玄燁回答：「臣沒有其他慾望，唯願天下安寧，百姓安居樂業，大家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可以想見，那老太太心中的欣慰。
隨著年齡的增長，幸運的小皇帝想必應該漸漸知道，想要大家共享太平之福並不是一件特別容易做到的事情。
事實上，順治皇帝去世時，天下遠遠沒到百姓能夠安居樂業的時候。多爾袞入關後，確曾實施過一些善政，用當時人們的說法形容，就是解天下於倒懸，令多年備受荼毒的人民「立有樂生之心」，就是說，災難深重的人民有了活下去的願望。但是，從多爾袞攝政到福臨親政的十八年間，也實行過一些真正的暴行惡政，成為人們新的痛苦根源。其中，最為歷史所詬病的就是圈地、投充、逃人等惡政惡法，還有初露端倪的大規模文字獄與政治迫害。
圈地從多爾袞入關之後的當年十二月份就開始了，目的是將京畿地區即北京周邊包括今日天津、河北部分地區的無主荒地清理出來，安置入關後的八旗將士。當時，這一帶地方有大片土地為明朝皇室、藩王、勛貴、太監們所兼并，經過戰亂，許多變成了荒地，以此安置八旗將士似乎也無可厚非。
然而，圈地令下達後，在執行過程中卻演變得一塌糊塗，成了事實上無代價掠奪當地人民土地的惡政。圈地所到之處，原來的主人立即被驅逐出去，房產田地被無償佔有，甚至妻子兒女都有被強行留下的。當時，中央政府下令，為了保證滿、漢民眾不至於發生糾紛，要將他們的居住地分別開來，因此，要求地方政府務必根據土地質量，給那些土地被圈給滿人的漢人以補償。但實際上，這些政策口惠而實不至，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由此，造成京畿地區大批人口流離失所。此後，各種史籍中，充滿了其時當地人民背井離鄉、逃荒要飯、土地撂荒、吃糠咽菜的記載。
與此相關聯的，則是產生了一個怪怪的社會現象：投充。
所謂投充，指的是自由民自願投到滿人門下充當奴僕，這種現象在當時的京畿地區曾經大量出現。中央政府聽之任之，多爾袞甚至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樣可以「為貧民衣食開一條生路」。實際上，就願意給人做奴僕的天生賤骨頭應該不是很多，這種反常現象一定是因為迫不得已才會發生，和漢族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有關，和八旗軍兵的威勢脅迫有關，可能也和逃避徭役賦稅有關。因為投充為奴之後，這種徭役賦稅就可以豁免，至於其定額是否轉嫁到別人頭上，就顧不了那麼多了。因此，在這一地區，形成了事實上的漢人不得不給滿人種地、做奴做仆和當差納稅的局面。
除上述者外，另外一項名聲很壞的惡法就是逃人法。早在努爾哈赤的後金時期，女真人就曾經以暴力將大量漢族自由民轉變為自己的奴隸。因此，這些奴隸的逃亡，也就成為困擾後金政權與大清朝的一個大麻煩。當年皇太極出兵朝鮮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朝鮮把大批逃亡漢人交還給明朝，不肯將他們遣返後金。如今，這種逃人現象愈演愈烈。順治初年，甚至幾個月間就有數萬人逃走。為此，清朝中央政府制定了極為嚴酷的逃人法，並在兵部里設置一位副部長，組成龐大機構專門緝捕逃人。
該法令的主旨在於保護滿洲人的財產不受損失，因此，就將懲罰重點放到那些收留或藏匿這些逃人的人家身上。這些人不但自己會失去性命，就連左鄰右舍的十戶人家也都要被牽連同坐。
大清朝冊封的四大漢族異姓王之一耿仲明，曾經收留了一批漢族逃人，結果被發現，最後，這位為大清朝立下過汗馬功勞的王爺不得不自殺謝罪。廣西巡撫，相當於今天省長的郭肇基被查出藏匿了五十三名逃人，結果，這位省長被處死，家產全部沒收。
當時，有一些滿、漢流氓勾結起來，假扮成逃人，躲藏到一些殷實人家，然後，再以檢舉揭發相威脅，以敲詐錢財。史書記載說，為此而傾家蕩產者不計其數。一些絕望的逃人，在走投無路之際，選擇了自殺一途。康熙八年的清代官方史書記載：「八旗家丁上報的自殺人數每年都不少於兩千人。」（《清史稿》列傳五十，朱之弼）同年，親政後的康熙皇帝也對這些旗人家中屢屢發生的奴僕投水、自縊事件發出譴責和警告。（《清聖祖實錄》卷三十，康熙八年六月戊子）
順治年間，有一位名叫李裀的監察官員，上書皇帝，認為逃人現象有「七可痛心」，建議國家改變一味的嚴刑峻法。他說得精闢入微，充滿了憂國憂民的一片赤誠。誰知，經過大清諸王貝勒討論，竟認為李裀雖然是監察官員，應該允許他發表意見，他所說的按照法律也無罪，但他說的「七可痛心」卻情由可惡，因此，應該處死。就是說，法律這玩意兒，必須服從權貴們的感覺。他們也知道這種事情太不光彩，但在利益和名聲之間，他們選擇了利益，然後，企圖以強力來堵住大家的嘴，似乎以為這樣一來，不光彩就會變成光彩了。殊不知，如此一來，事情只會變得更糟，不光彩也變成了加倍的醜惡，並且留下了極深的隱患。最後，皇上開恩，將他痛打一頓後，流放到了令人談而色變的寧古塔。第二年，這位忠心耿耿的監察官員就死在了那裡。
細細追究起來，這些惡政之所以沒有引發全國性的反抗浪潮，大約和基本局限在京畿地區有關，就全國的情形看，似乎面積沒有那麼大，涉及的人口也沒有那麼多而已。
這些惡政、惡法、惡行，在當時中央政府發布的政令中，曾經被解釋成入關之初的不得已之舉，然而，一直沒有可能受到諒解，也一直受到抨擊，成為大清朝聲名狼藉的原因之一。令人很難理解的是，偏偏在今天，居然有學者為此辯護。這些學者不但認為這是不得不為之舉，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還用明朝皇室大規模兼并土地作為依據，認為兩相比較起來，八旗圈地算是好得多了。
這就太過分了。
惡政就是惡政，有理由也並不能改變其惡的性質，有理由也無法令惡政變成善舉。如果一個人做了一百件惡事，另一個人只做了十件，難道就可以由此認定：與那一百件比較起來，這十件已經不能算是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