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啟七年，後金汗國天聰元年（公元1627年），整個一年風雲變幻、波詭雲譎。
正月初八，登基四個月的皇太極借朝鮮正在內亂、乏力抵抗之機，出兵朝鮮；
兩個月後，三月三日，朝鮮國王與後金汗國代表簽訂了約為兄弟之邦的城下之盟；
五月六日，皇太極出兵遼西，繼父親努爾哈赤一年前敗於寧遠城下之後，在錦州和寧遠城下再敗於袁崇煥之手；
七月初二日，剛剛第二次重創後金汗國的袁崇煥在魏忠賢與朝堂官員的擠對下，不安於位，辭職回鄉；
八月二十二日，在努爾哈赤死後整整一年時，大明帝國二十三歲的天啟皇帝纏綿患病後死去；三天後，在皇太極繼承努爾哈赤汗位一年之際，天啟皇帝朱由校十七歲的弟弟朱由檢繼皇帝位，是為崇禎皇帝。
三個月之後，崇禎皇帝開始修理魏忠賢；
十一月初，曾經勢焰熏天的魏忠賢自殺，閹黨星散。
帝國朝局為之一變。
隨著時局的不斷變化，袁崇煥的命運也隨之發生重大改變：先是崇禎皇帝下令恢複了他的官職名位，隨後又派人前去他的家鄉召他還朝。
第二年七月，在黯然離職一年之後，袁崇煥又在崇禎皇帝的召喚下意氣風發地衣錦回朝了。此時，他的職銜是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負責整個遼東第一線針對後金汗國的軍事指揮。
從此以後，袁崇煥在帝國政治迷局中，一步走錯之後便步步走錯，再也沒有了全身而退的機會。
說起來，袁崇煥走錯的第一步，其實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情，甚至就是幾句話而已。只是，這是幾句關乎帝國命運的話，是幾句出於帝國前敵最高軍事統帥之口，入於帝國國家元首之耳的幾句話，於是就變得重大無比。假如袁崇煥置身於一種具有政治理性和智慧的制度環境之下的話，事情可能還不至於變得如此之糟。可是，當他所身處其中的帝國制度，是一種無可理喻的制度，是一個人可以無條件地決定另一個人生死榮辱的制度時，事情就變得沒有了任何迴旋餘地，令袁崇煥再無退路，以至於亂了方寸。從此一切都變得無可挽回，變得慘痛無比。
袁崇煥來到北京後，崇禎皇帝立即召見於平台，聽他談論平遼方略。
十七歲的小皇帝朱由檢見了袁崇煥，先是慰勞備至，然後發問：「建州女真小丑跳梁至今已經十年矣，土地淪喪，生靈塗炭。卿不遠萬里響應召喚，忠勇可嘉。你有什麼方略想法，不必顧忌都可以談談。」
袁崇煥說：「臣的所有方略想法，已經都寫在給皇上您的報告里了。」
皇帝說：「報告我會仔細看，你先談談你的主要想法，比如邊關什麼時候可以平復？」
時年四十五歲、久經戰陣的袁崇煥，一談起邊關仍然便會心潮激蕩，遂慷慨陳詞，曰：「臣承蒙皇上特殊的眷顧信任，要是皇上能夠給我全權的話，五年之內，一定可以平息這個禍害，恢複全遼。」
小皇帝一聽之下，大喜過望，也隨之慷慨激昂，曰：「五年滅寇，就是方略！到那時，賞千金封萬戶侯朕都不會吝惜。你要努力好好乾，解除天下的倒懸之苦，你的子孫也會有福啦。」
袁崇煥頓首拜謝。
心潮大約同樣激蕩不已的小皇帝，高興地轉回休息室去小憩，可能是去解手。一位參與召見的同僚問袁崇煥：「五年復遼，你有把握嗎？有什麼具體想法沒有？」
袁崇煥答曰：「也沒什麼具體想法，我看皇上很焦慮，就那麼一說，安慰安慰皇帝而已。」
這位同僚一聽急了，警告袁崇煥說：「皇上英明過人，你怎麼可以隨口許諾？五年以後，皇上要是讓你兌現承諾，你怎麼辦？」
史書記載說，袁崇煥頓時感到「撫然自失」。片刻，皇帝轉回來，他趕緊報告說：「遼東的事情很不容易解決。陛下信任臣，臣不敢因為難而推託。臣估計大約要用五年左右時間。但這五年里，所有事情都必須要相互配合好，第一錢糧，第二器械，戶部和工部都得全力支持，十分順手才行。」
皇帝將目光轉向戶部尚書和工部尚書，兩位尚書趕快回答：「哪裡敢不盡心儘力？」
袁崇煥繼續報告說：「吏部和兵部任用什麼人，罷免什麼人，調兵遣將等等，總要朝中和邊疆事事相應，才能得心應手。」
皇帝將目光射向吏部和兵部尚書，二位也立刻俯首回答：「哪裡敢不盡心儘力？」
袁崇煥頓首叩謝，曰：「以臣的能力，收拾遼東有餘，調劑眾口不足。一旦離開朝廷國門，立刻就如萬里之遙。嫉賢妒能、忌能妒功的人時時處處都會存在，他們害怕皇上法度威嚴，即便不敢用權力掣臣之肘，也完全可能用意見來擾亂臣的方略。」
史書記載說，崇禎皇帝站起身，側耳仔細傾聽，片刻，諭：「你的報告一條一條歷歷在目，無需疑慮，不必謙遜，朕自有主持。」
大學士錢龍錫、劉鴻訓等人也盛讚袁崇煥：「肝膽義氣，識見方略，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
此時，距離崇禎皇帝滅掉魏忠賢及其同夥們，只過了半年左右時間。實事求是地說，崇禎皇帝的確是在沒有軍國重臣的支持下，憑藉一己之力做到的這一點。當時，人們切身感受到了魏忠賢權勢的無比龐大、顯赫與令人畏懼，時常忘記他只是帝國制度之下皇帝身上的一個寄生蟲這一事實。因此，帝國臣民對於十七歲的崇禎皇帝能夠輕而易舉地幹掉魏忠賢，顯示出了由衷的景仰與讚歎。天縱英明、乾綱獨斷、宸機獨運、深謀遠慮、雄才偉略等等是人們談起這一事件時，特別普遍使用於皇帝身上的辭彙。
從其一生行事判斷，崇禎皇帝本人肯定同意這些讚美，並真的認為自己就是那樣的一個偉大帝王。若是真正具有政治理性和智慧的話，他實在應該對於朱元璋等列祖列宗所苦心設計的帝國制度，充滿感激之情，而不是自我感覺過於良好。事實上，正是那樣一個制度，才能夠在短短六七年時間裡，如此簡單地在帝國中樞培養出魏忠賢這樣的龐然怪物；同時，又在更加短促的兩三個月時間裡，如此簡單地幫助崇禎皇帝除去這樣一個似乎是不可一世的怪物。
此時的崇禎皇帝心情舒暢，自我感覺絕佳。如今，他也覺得袁崇煥是一個可以信賴的真正的大將之才，因此給了他極高的禮遇。為了統一事權，在大學士們的建議下，崇禎皇帝收回了賜給其他邊疆文武的尚方寶劍，專門只賜給袁崇煥一人，並明確允許他便宜行事，意思就是將決策權管理權全部下放給袁崇煥，允許他因時、因地、因事制宜，根據實際情況獨立做出決定。
從此，「五年復遼」這個頗為輕率的承諾，就成了真正的夢魘，沉甸甸地壓在了袁崇煥的心頭。後來，他做了許多努力，試圖為自己體貼皇帝而導致的失言拓展出一點迴旋空間，結果他的每一個努力，都變成了新的繩索，將他束縛得更加牢固，無從理喻的帝國制度把他逼到了懸崖邊上。
袁崇煥熟悉熊廷弼。多年前，在第一次奔赴遼東前線之際，他曾經與熊廷弼有過長談；他更加熟知孫承宗的境遇，幾乎是耳聞目睹了孫承宗從高峰到低谷的全部過程。知道了這些之後，和熊廷弼一樣，袁崇煥實在不該輕信皇帝的真誠，不該輕易陶醉在皇家那沒有任何制度保障的寵愛與眷顧之中，不該再次回到這個無比險惡的帝國政治迷局之中來。在幾千年政治文化傳統中，皇家本來就具有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與權力，而一切制度保障偏偏又全部都傾斜到了皇家權益一邊，對於民族中那些出類拔萃之才、那些志存高遠的仁人志士，從來都沒有在制度上觀念上予以保護的設置與設計，於是，打壓與殘害便成了他們時常需要面對的處境。這是私天下而非公天下的必然結果。事實上，僅憑這一點，我們就可以說儒家三綱五常那一套意識形態是一種真正混蛋透頂、狗屁不通的說教，我們就可以視那些維護此種說教的人為真正下賤的賤骨頭和民族心靈之戕賊，不管他們表現得多麼冠冕堂皇，多麼像正人君子。因為，我國歷史上所有涉及志士仁人的悲劇，幾乎全部與此深有干係。
對此，袁崇煥並不是一點兒都沒有意識到。僅僅一年前，臨近被迫去職之際，袁崇煥曾經給皇帝寫過一封信，其中，十分沉痛地談道：
勇猛無畏地進擊敵人，則敵人必然仇恨；奮勇當先地屢立功勛，則眾人必定妒忌；任勞必然召怨，蒙罪才會有功；怨不深，政績就不顯著；罪不大，功勛就不能成；對於那些功臣能臣，誹謗信裝滿了皇帝的抽屜，毀他的謠言充斥了皇帝的耳邊，這一切，自古以來無不如此呵。
袁崇煥所說的所有這一切，的確真實地、歷時數千年地存在於我國的政治歷史之中。這一次，袁崇煥在應該可以理解的狀態下，不那麼慎重地做出承諾之後，再一次給皇帝寫信，信寫得同樣中肯而痛切：
帝國遼東事業，在漸進而不在突進，在務實而不在虛張聲勢。用人與被用之人，掌握在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