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論，努爾哈赤算是十分幸運的，因為在他向大明帝國挑戰時，他和他的敵人都不知道，雙方在武器裝備上的差距不是一星半點，實際上是差了整整一個時代。努爾哈赤和他的戰友們使用的全部是遠古時代流傳下來的刀矛弓箭等等，而大明帝國已經擁有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近代意義上的槍和炮。努爾哈赤的幸運之處在於，掌握這些槍炮的是大明帝國軍隊。否則，如果碰上一支懂得如何正確使用這些火器的政府和軍隊的話，譬如，就像西班牙人對付美洲土著那樣，努爾哈赤們可能早就死上一百回都不止了。
從現有資料判斷，西洋槍炮傳入我國的時間，最早大概是在大明正德初期，用公元紀年則大約為公元1510年前後。時人稱之為佛郎機炮，原因是這種火器由葡萄牙人傳入，當時中國人稱呼葡萄牙人為「佛郎機」。不久，荷蘭人又帶來了紅夷大炮，當時廣東福建一代沿海民間稱呼荷蘭人為「紅毛番」，寫成文言謂之「紅夷」，他們使用的大炮就很自然地被叫成「紅夷大炮」。後來，中國通過澳門的葡萄牙人進口了一批西洋人製造的這種大炮，被皇帝敕封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披紅掛綠宣示於人，就被北方民間親熱地誤稱為「紅衣大炮」。這些大大小小的槍炮和倭寇帶來的鳥銃槍，大體上都屬於西洋火器之屬。
到努爾哈赤發起撫順之戰、正式向大明帝國開戰的1618年，西洋槍炮引進中國已經一百多年。翻檢這一個世紀的中國歷史，在袁崇煥之前，偌大的一個中國，似乎只有三四個人曾經很認真地對待過這種將要改變整個世界的武器。這些人是戚繼光、徐光啟和他的學生孫元化等。
《練兵實紀》是戚繼光著名的軍事著作，其中相對詳盡地研究了那些當時最為重要的槍炮火器。這些槍炮火器在後來的世代里給中國人帶來了無盡的屈辱和煩惱。而透過戚繼光的這些研究，我們則大體上可以窺見這位常勝將軍面對這些先進武器時也曾經有過的無窮煩惱。
譬如，由於帝國君主臣民特殊良好的自我感覺和一言難盡的管理制度，這些先進武器的製造過程，時常處於一種隨心所欲的狀態之中。其製成品在材料使用、槍身長短、口徑大小、槍管薄厚、內壁光滑與否等等技術指標上，沒有統一標準，基本是各行其是：
——選用材料時，沒有統一的質量要求，來自各省的材料是好是壞，由驗收的官員決定。如果這位官員覺得好，從地方上解運東西來的人便可以順利交差；如果這位官員認為不好，來人的麻煩就大了，其損失可能是多方面的，從時間、金錢，到政績、仕途。於是，彼此心照不宣，東西好壞是次要的，只要能夠搞定這位官員，將東西順利入庫，便大家都是好東西，從而萬事大吉；
——製作過程則大體由每一位工匠掌握，自己看著差不多就行了；決定性的因素，大概要根據工匠工作時的情形決定，如心情好或者壞，工作時正巧想認真做點兒事情或者剛好沒有心情做事等等，都會直接影響到上述的技術質量等等指標；
——製成品的驗收入庫則由專門的太監機構負責，其運作原理和前面談到的材料選用大體一致。只是這裡需要搞定的人，由政府官員變成了宦官太監。
製作的隨意使這種殺人利器在實戰應用時的效果大成疑問。其最顯著的後果是，使用這種武器的士兵不知道這東西什麼時候會在自己的手中爆炸。
有記載說，為了對付努爾哈赤，天啟皇帝在位時，曾經鄭重其事地督促有關部門，仿造西洋樣式製造了一批槍炮。製作成功後，專門舉行獻寶典禮向皇帝報喜，並在皇帝面前表演其威力。結果，為保證一次試射成功而千挑萬選出來的槍，在天啟皇帝興緻勃勃地注視下，轟然爆炸在那位射擊的戰士手中。那士兵伸在前面托槍身的手立即被炸飛到了天上，一時間，血肉模糊。
徐光啟是大明帝國晚期名臣，我國歷史上有數的幾位大科學家之一，大名鼎鼎的西洋傳教士湯若望，就是由他推薦給崇禎皇帝，並從而進入中國歷史的。天啟皇帝在位時，徐光啟官居禮部侍郎，崇禎皇帝繼位後他官至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其職權大體相當於今天兼管宗教、教育、外交、外貿工作的內閣副首相。在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上，徐光啟發揮過重大影響，同時，他極力主張引進西洋槍炮並大力吸收發展之。為此，他和他的學生孫元化多方奔走，以便推動最新技術的引進。他曾經黯然神傷地談到過：由於時常受到工匠們的欺瞞，有關部門督造的槍炮經常炸膛，事故發生時，每每傷害極慘，使之變成讓人聞而色變的危險物件。
同一時期，還有更加讓人悲傷的記載：在帝國官場的傾軋角斗中，有人將製作試驗這些火器變成了政治鬥爭的利器，為了加害政敵，故意製造或留下隱患，在試槍試炮時引發槍膛或者炮膛爆炸，從而，有效地將官場上的鉤心鬥角，轉化為雖然不知道敵人之所在，卻無比陰狠地、真正看不到硝煙和充滿血腥氣息的戰爭。
在徐光啟和他的學生孫元化等一干人的堅持努力下，帝國終於通過澳門的葡萄牙人正式引進了第一批西洋人製造的槍炮，結果，在外籍軍事人員試射時，發生炮膛爆炸，當場將帝國聘請的外國軍事教官和數名助手炸死。帝國決策層中對於是否引進這些武器裝備和技術，發生激烈爭論。好在這種爭論沒有得出愚蠢的結論，於是又先後兩批引進這種大炮。而第一批一起進口後、試射炸膛餘下來的大炮，則由皇帝敕封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然後全部被孫元化督運到了寧遠，在袁崇煥的手中，於著名的寧遠保衛戰中發揮正常且威力巨大。（《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九，天啟六年三月；《明熹宗實錄》卷六十九，天啟六年三月甲子）後來，一直有人認為，那門試射時炸了膛的大炮，根本就是因為討厭天主教和徐光啟的政敵做了手腳所致。
就這樣，引進了一百多年的一種先進武器和技術，竟然在帝國制度下被運作成了這副模樣。在這個悲慘的過程中，我們也就完全可以明白，在一種開始時無需理喻、後來無法理喻、最後變得無可理喻的制度下，把喜事辦成喪事就是這樣成了一種狀態，而如何將喪事化成喜事也就自然成了帝國官員們所必備的技藝與才能。
上述情形在戚繼光的時代已經是普遍現象，到袁崇煥時，幾十年過去了，似乎沒有什麼改變。不止一種史料包括戚繼光的著作中都有記載說，因為沒有人知道那些槍炮會不會炸膛和在什麼時候炸膛，因此使用它們的士兵們便只好儘可能地離那玩意兒遠一點。譬如，本來應該雙手將其托舉在胸前，瞄準後施放，但為了減少危險，只好用一隻手抓住離槍膛儘可能遠的部位，然後，扭過身子，將槍朝後遠遠伸出去射擊。至於是打到天上還是落到地下，已經無法顧及。
這些早期銃槍只能單發，臨戰陣時填充彈藥是個麻煩。因此，典型的西洋戰法是：槍手排成方陣，第一排採用卧姿射擊，第二排為跪姿，第三排為立姿，射擊後迅速與後排戰士交換位置，退到後面填裝彈藥，如此輪番射擊，形成密集的殺傷火力。與此時代相差無幾的西班牙殖民者就是用這種戰法殺進了南北美洲。可能是因為帝國文武自我感覺過好的緣故，似乎從來沒有成建制、成系統地引進過這些，在零星引進這些武器時，也沒有同時引進與之配套的軍事理論。於是，這些武器與諸葛八卦陣雜糅起來，自然成了一團亂麻。結果，本來是對付騎兵最好的利器，如今卻變得還不如燒火棍。因為一排槍放完後，大家亂糟糟地填充彈藥時，旋風般的騎兵已經把馬刀揮舞到槍手頭頂上了。那時，這些銃槍就真的沒有燒火棍順手了。
戚繼光的偉大在於，他經過苦心鑽研，居然設計出了與西洋戰法相差無幾的戰術，而且和可以作為屏障的戰車結合起來之後，威力大增，簡直就成了蒙古騎兵的天敵和剋星。事實上，戚繼光的研究、訓練與實戰心得，已然成為我國後冷兵器時代及近代最先進的軍事與戰術思想。除了俺答封貢之外，這可能是戚繼光坐鎮薊門十六年，蒙古騎兵從不來犯並轉去遼東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倘不是制度因素作祟，中國人實在不需要在西洋人面前為自己在器械製造和戰爭方面的智力感到慚愧。中國人事實上最需要檢討和慚愧的，恰恰是那個一到關鍵時刻就要出來作祟的——制度。平心而論，在此方面，中國人大約很難為自己的智慧感到驕傲。
因此，戚繼光始終沒有能夠解決槍炮質量問題。事實上，這已經是帝國制度層面的問題了，遠非一個戚繼光或者張居正所能解決的。
而更加令人痛苦萬狀、從而只能扼腕嘆息的是：
大明萬曆十一年（公元1583年），努爾哈赤以所謂十三副遺甲起兵，同時，因為清算張居正的緣故，張居正的親密戰友與部下戚繼光被調離薊門，冷處理、邊緣化到了廣東；
大明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年），努爾哈赤在長白山腳下的偏僻小鎮費阿拉稱王，同時，戚繼光在鬱鬱寡歡中默默無聞地死在嶺南。
在後來近四十年歲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