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真是一個令人沮喪的事實，長達十年，在帝國歷史上璀璨奪目的萬曆初政，竟然是在這種波詭雲譎的重重黑暗中拉開的序幕。這實在算不上是個好的開頭，其詭異乖戾之處，令人無法想像後面的結局會是皆大歡喜。
對於張居正來說，不幸的是：這位「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其丰采」的傑出政治家，只能以這種陰暗的開端，塗抹著自己的臉譜。彷彿揮舞了一支過於粗暴的墨筆，黑墨淋漓之際，使他後來那些對帝國真正偉大的貢獻，也變成令人不忍卒睹的花臉。
這還不算，最大的不幸則是——
從張居正一生行狀判斷，他或許真的不在乎自己的生前身後名。然而，誠如帝國政治所一再展現的那樣，此種作為，在多數情況下，傷害的常常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名聲，甚至主要不是名聲。與二十五年前投身帝國官場的「儲相」庶吉士相比，今年四十八歲、年屆知命的張居正，已然是帝國首輔。當年那些無限的可能性，如今，已經明確而具體地鋪展在他面前。然而，他卻很有可能完全沒有意識到——他置身其中的棋局，如今，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盤死棋。
就像沒有人能夠沿著錯誤的道路走到正確的目標一樣，也沒有人能夠盤活這一局已經死透了的棋。從此以後，張居正真心實意、雄心勃勃地為帝國所做的一切，客觀上，可能只是讓這盤大棋死得更快而已。
從後來所發生的一切看，的確很難得出其他的結論。
除了與馮保之間的知音默契，小皇帝朱翊鈞及其母親慈聖李太后的「傾心委倚」，則是張居正能夠大展拳腳的另一個必要條件。
按照《明史》所載，李太后出身於漷縣的一個農民家庭。漷縣治所在今天北京通州東南的漷縣鎮。此地在元代為漷州，下轄今日河北省的武清、香河兩縣。明初太祖時漷州為縣，到清代併入通州。太后家境貧寒，其父李偉為避兵禍，逃難來到北京。初進裕王府時，李太后只是一個低級侍女，後來受寵，生下皇長子朱翊鈞也就是萬曆皇帝。隆慶元年晉封為貴妃。而正宮陳皇后體弱多病，且沒有生育，一度被「移居別宮」。種種跡象表明，她與李貴妃和做皇帝之前的皇太子相處融洽。
按照皇家制度，新天子即位，應尊先帝時的正宮皇后為皇太后，有親生母親須稱為太后者，要另外再加徽號作為區別，就是地位略低於正宮皇太后的意思。這種情形，顯然無法令萬曆皇帝和他的親生母親滿意。另外無法滿意的，則是馮保與張居正。於是，馮保以兩宮太后並尊暗示張居正。最後，張居正想出了一個聰明的主意：尊陳皇后曰仁聖皇太后，尊李貴妃曰慈聖皇太后，從此，兩宮太后並駕齊驅，沒有了區別，遂成帝國定製。有一次，小皇帝玩得高興，對自己的首輔大臣說：「昨天，大內百花盛開，我奉陪母后賞花盛宴，開心極了。」他說的母后，指的當然是自己的生母李太后。張居正奏曰：「仁聖陳太后那兒長期寂寞，恭請皇上能夠放在心裡。」小皇帝頗以為然，回宮報告自己的母親後，親自駕往陳太后所居宮殿，將其接到鮮花盛開處，再設盛宴賞花，盡歡而散。
張居正心思細密，應該令兩宮太后深感欣慰。
官修正史《明史》在談到李太后時說：太后性嚴明。萬曆初政，委任張居正綜核名實，治理國家，臻於富強，太后「之力居多」。表明這位皇太后確實曾經給予了張居正相當大的支持。
許多年以後，在給帝國晚期政治帶來重大影響的所謂「國本之爭」中，萬曆皇帝對冊立自己不喜歡的皇長子為太子一事遷延乖張，太后問他是什麼理由，萬曆皇帝回答說：「因為他是都人之子。」太后大怒，曰：「你也是都人之子！」已年屆中年的萬曆皇帝惶恐萬狀，跪俯在老太太面前不敢起來。「都人」是當時宮廷內對低級宮女的稱呼。後來，幾乎受到皇帝終身寵愛的鄭貴妃，想以為太后祝壽的名義，讓自己親生並備受皇帝喜愛的福王留在北京，太后很不客氣地反問：「我的兒子潞王是不是也要到北京來為我祝壽？」帝國制度，凡成年的皇家親王，必須到各自的封地去，非皇帝宣召，不許在北京逗留。這位不好惹的老太太，可能是那位倒霉的皇長子，最終能夠成為皇太子並登上皇位的重要原因。
慈聖李太后對兒子的管教之嚴，在歷代帝後中是有名的。長時間罰跪是她懲處萬曆皇帝錯誤的常用手段。經常是小皇帝哭泣著保證改過，才被允許站起來。每次小皇帝讀書下課回宮，太后都會讓他模仿講官，在自己面前複述講習內容，以考查並鞏固其學習成果。每臨早朝，太后則必會在五更時分，大約是早晨四點多鐘，親自去叫醒小皇帝，命宦官們將睡意正濃的皇帝強制扶起來，洗漱裝束，看著他登轎而去。對於十幾歲十分貪睡的孩子來說，其痛苦可以想見。
丈夫死後，這位來自平民家庭、如今富貴已極的皇太后，一個最大的心愿，可能就是兒子能夠成為名垂青史的聖賢之君。驅逐高拱之後，她對張居正寄託了無限希望與信任，「大柄悉以委之」，就是將軍國大政全部委託給張居正處理，稱得上全心全意。據說，她訓斥萬曆皇帝時特別喜歡用的一句話是：「要是讓張先生知道了，看你怎麼辦？」這種情形，很像那些拿「狼來了」制止小孩子啼哭的民間婦女。可以看出，其間並無惡意，充滿敬意。
後來，甚至到小皇帝已經長到十八歲，娶妻生子，按照帝國慣例早已到了親政——主持國家大政的年齡，張居正「乞休」、「歸政」，就是請求退休，將大政歸還皇帝時，皇太后仍然命皇帝傳達了自己的斷然回答：「請張先生輔導皇帝到三十歲，那時再商量由人接班也不遲。」這位皇太后一口氣活到了萬曆四十二年，僅僅比自己的兒子萬曆皇帝早死六年。假如張居正能夠像嚴嵩或徐階那樣，壽命足夠長的話，後來的情勢發展可能會變得特別有意思。
從人的心理發育規律看，假如真的用狼嚇唬孩子的話，大概可以在這孩子的心中有效地培養出對狼的終生恐懼；而若不是狼而是人的話，那麼，這種恫嚇一遍遍重複的結果，則可能會在小皇帝心中，既培養起對張居正的敬畏之心，卻也完全有可能為皇帝未來的逆反心理，埋下意味深長的伏筆。
不幸的是，情形很有可能就是這樣。
以國人細緻入微的敏銳觀察力，沒有證據能夠證明，正值盛年守寡的李太后信任與支持張居正，有著其他方面的微妙考慮，譬如男女之情一類。
公元1572年，即隆慶六年六月十九日，驅逐高拱的第四天，小皇帝單獨召見了張居正。這次平台召見很有名，是張居正位居帝國首輔之後，與皇帝之間的第一次奏對，大體確定了十年萬曆初政的基調——
小皇帝對張居正慰勞備至，說：「先帝活著時多次告訴我，先生您是忠臣。今後，所有的事情都要先生盡心儘力地輔佐。」
張居正淚流滿面，跪俯在地上，頓首泣謝，曰：「臣承蒙先帝厚恩，不敢不竭忠儘力，以圖報效。方今國家大事，惟在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講學親賢，節用愛民，是為君之道所最首要的，懇請皇帝聖明留意。」
小皇帝回答道：「善。」第二天，張居正於心潮難平之中，向小皇帝呈獻了十年輔政生涯中的第一份奏疏。其中談道：
「為臣之道，必須出以公心，不謀私利，才能稱得上一個忠字。臣子我從小受父親和老師的教誨，對這個字爛熟於心。走上官場之後，兢兢業業，沒有做過什麼墮落、從而玷污這個字的事情。」
「如今，承蒙皇上天語諄諄，恩若父子，人非草木，我怎能不激勵自己奮發有為！」
「我要謹守祖宗舊制，不敢以臆見紛更；為國家愛養人才，不敢以私心好惡取捨。」
「我要以區區之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張居正希望皇帝「念念不忘祖宗締造國家的艱難，念念不忘先帝託付的重任，講學勤政，親賢遠奸，使宮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悠悠之治」。從中，不難看出張居正心潮激蕩，必欲有大作為的雄心壯志。以至於四百多年後讀來，仍令人不免感慨萬千。
從紛紜駁雜、汗牛充棟的各種記載中，很難得出張居正與王安石一樣，進行過大規模變法的結論。儘管後來——直到今天的人們時常把這兩個人的作為，並稱為「王安石變法」與「張居正變法」，認為此二人是我國古代歷史上的偉大改革家。甚至在張居正如日中天、大權在握時，就曾經有人將張居正類比為王安石，而對其進行猛烈抨擊。
這種說法十分可疑。
姑且不論成敗，王安石具有豐富的行政管理經驗，其財政、金融等經濟思想與觀念，系統、高明而且超前，並確實曾經在大宋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諸多領域裡進行了相當深入的制度變革。
張居正則在帝國官場長期熏陶下，缺少深入系統的思想理念，他更多憑藉的是申不害韓非子古老術家與法家那一套權謀智術。因此，在制度層面上，我們找不到或很少能夠找到張居正進行或試圖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