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帝國政界往事》
吳思
「岳飛必須死。」李亞平說。在《帝國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實錄》這本書里，作者用五分之一的篇幅推演出這個結論。
這是一本堅持講故事的歷史書，讀來很有《萬曆十五年》的味道，娓娓道來，雋永通達，讓我們感應到古人的心跳。但在一連串的精彩故事中，我讀出了一道關於暴力均衡的殘酷方程式：自身暴力＝異己暴力，這是維持既有秩序的常規條件。一個國家政權要維持既定的利益格局，必須擁有足夠強大的暴力，抵禦異己暴力的侵犯，讓侵犯者得不償失。在中國歷史上，只要別人的暴力比我們強大，別人就可以擴張利益邊界，就可以稱霸，就可以讓我們稱臣納貢，甚至可以踩著我們坐江山。反之亦然。岳飛之死，便是由這道方程式決定的。秦檜等人的忠奸正邪，反倒可以忽略不計。
整個推算過程，正如該書的結構一樣，需要從宋朝的創建開始。這是一篇一波三折的故事。
宋太祖趙匡胤是篡位武將。在部屬的擁戴下，他取代了他負責保衛的皇帝。這件事讓大家看到了「太阿倒持」的結果：武裝力量本來是皇帝用來削平外患、鎮壓內亂的寶劍，不過，這柄利劍握在部下手裡，極易形成「太阿倒持」之勢，反過來威脅皇帝自身。趙匡胤篡位並非特例。從安史之亂開始，一個又一個君王倒在了自身保衛者的劍下。於是，生活在宋初的人們，難免在前朝興亡中得出結論：內憂大於外患，內部的異己力量比外部的異己力量更危險。
宋朝的軍事制度就是在這種歷史經驗的背景下建立的，其主題便是抑制內部的異己力量。至於具體方法，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武將，他的持劍之臂與另外兩位銬在一起，形成三方掣肘之勢。同時，這位武將的脖子上騎著文官或宦官，轉動腦袋必須事先請示。這還不算完。武將平時不準碰那柄劍，不知其輕重利鈍，劍也不大跟手。此外，這位武將身邊還有其他武將，構成彼此防範之勢。最後，在所有武將之上，還有一支皇帝直接控制的御林軍，就好比皇帝親手持劍，雖然不那麼膀大腰圓，但足以對付小漏洞和小兵變，至少可以拖延時間，等待眾劍趕來勤王。
這套制度，可以保證稍微大點的軍事行動都在皇帝的控制之下，保證每個將領反叛的勝算很低，確保槍杆子永遠聽皇帝指揮。但是，這樣的軍隊還能打勝仗嗎？《孫子兵法》之《謀攻篇》談到預測勝負的五條標準，其中一條說：「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且不論才能如何，僅憑這套駕御體系，就可以猜到宋朝的將領不能真正負責，容易推卸責任，進而還可以預測宋朝對外的戰績不佳。《孫子兵法》名列宋朝彙編的《武經七書》之首，屬於軍事教育的必讀書，宋代君臣不會不懂這個道理。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斷言：宋朝對遼、金、西夏和蒙元的弱勢，其實是自找的。更準確地說，這是皇帝深思熟慮後的選擇——在內憂大於外患的基本判斷之下，兩害相權取其輕。外患，即遼金之類的異國暴力集團。內憂，指帝國內部的大小軍閥或暴力集團的高級代理人。
如果把皇帝比作官軍這個合法暴力集團的老闆，他委託了一些將領代他管理軍隊，在監督不力的情況下，代理人很可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化公為私，實行內部人控制，甚至變成軍閥，推翻皇帝。監督力度不同，這些代理人便擁有不同濃度的異己色彩。一旦異己的濃度與敵國近似了，內部與外部之間的界限也就模糊不清了。李亞平說，宋朝傳統的軍事體制以降低效率的代價換取內部安全。這是可以理解的。對皇帝來說，被遼金推翻與被部下推翻是一樣的，他只管避害，不分內外。
事後看來，宋朝皇帝的掌握分寸似乎有點問題。他們對武將的重重節制，固然防止了軍閥的產生，但自身的軍事力量被過度削弱，破壞了與遼國、西夏和金國的暴力均勢，結果不得不每年向「夷狄」進貢，以歲幣補償對手的強勢。這未免有點虧，至少有些丟臉。當然，李亞平說，以宋朝每年六七千萬兩銀子的財政收入而論，這筆七十五點五萬兩銀匹絹的歲幣不算沉重，比軍費便宜多了。更何況這筆銀子最終出在老百姓身上，並不是皇帝和大臣的血汗。
總之，以歲幣補償強者之後，宋朝與遼國和西夏的暴力均衡便達成了。這種甘居人下的均衡就是整個故事的起點。
經過一百多年的潛移默化，局勢漸變，忽然間均衡大壞。
按照歷史常規，宋朝的軍政官僚體系將日漸腐敗，原來的弱勢將越變越弱。同樣，根據官僚體制欺下瞞上的老傳統，宋朝君臣對自身的弱勢也缺乏自知之明。事實上，他們甚至感到自己很強大。看到新崛起的金國把遼國打得落花流水，宋朝君臣覺得自己比遼國強，便做出錯誤決定：本來應該聯弱抗強，他們卻聯強滅弱，聯金滅遼。留下一個弱宋，面對一個比遼國更強大的金國。在這個過程中，自以為強大的宋朝軍隊又被衰敗的遼國打得落花流水，宋朝的軍事實力在更強大的對手面前露餡，引發了金國的覬覦之心。
宋、金之間暴力失衡的結果，就是金國攻陷皇都汴梁，一老一少兩位宋朝皇帝被俘，北宋滅亡。僥倖逃到南方的皇子趙構建立南宋政權。
這時候，主要危險是外患，而不是內憂。北宋官軍基本崩潰，想憂也沒多少可憂了。在戰亂中，一些官吏、軍官、軍卒和強盜脫穎而出，主要憑藉自己的才幹組建擴充軍隊，發展壯大。以當代企業比喻，這些創業者只用少量官家資本，甚至白手起家，招兵買馬，兼并重組，創出可觀的家業。雖然戴了趙家皇帝的「紅帽子」，真論起產權來，趙家並不能夠控股。有些私營企業連紅帽子也沒戴。
面對這種形勢，帝國在邊境地區部分恢複封建制度，建立藩鎮，任命39個鎮撫使，授予軍政人財各項大權，甚至准許世襲。繼續用企業比喻，趙氏壟斷集團衰落之後，被迫承認原壟斷領域裡殺出來的部分小老闆合法，同時將他們拉入商會，皇帝兼任會長。岳飛就是這39位小老闆之一。和他並列鎮撫使的，有12位出身官吏，還有11位出身盜賊。數年之後，這批小老闆有的戰死，有的投敵，有的被殺，半數以上改任宋朝官員，被官家體系收編了。儘管如此，官軍中還是有許多將領近似軍閥，他們的軍隊更像家兵，而不是官軍。其中著名的五支武裝力量，也確實被當時的百姓稱為岳家軍、韓家軍、張家軍、劉家軍和吳家軍。「家軍」的異己色彩比較濃厚，但皇帝不得不暫時容忍，這也是無奈的選擇——在外害大於內患的格局中，兩害相權取其輕。
在繼續推算之前，需要先搞清楚一個問題：宋太祖對內部異己力量是否過度敏感？該不會趙家天子做賊心虛，以己度人，把二三分異心看作五六分吧？
宋朝第十任皇帝趙構的親身經驗證明，祖先並非神經過敏。從1127年趙構登基，到1141年處死岳飛，短短十四年間，小的不說，大規模的叛變，趙構就經歷了三次。
第一次是1129年年初，護衛親軍統制苗傅和劉正彥發動兵變，殺掉以王淵和康履為首的一批民憤很大的宦官，逼趙構退位，立不足三歲的皇子為帝，讓皇太后垂簾聽政。要不是韓家軍趕跑叛軍，趙構就算被推翻了。
第二次是1129年年底，戴宰相銜主持長江下游防線的杜充率直轄部隊投敵。李亞平說，趙構聞訊後整天不吃不喝，嘮叨說：我對杜充這麼好，從普通官員一直提拔他當了宰相，他怎麼可以這樣做？這種遭人背叛的痛苦經驗，想必引起趙構對人類良心的可靠性的疑慮。
第三次是1137年夏曆8月的淮西兵變。皇帝和宰相設法解除劉光世兵柄之後，宰相張浚人事安排失誤，劉家軍的高級將領酈瓊率四萬官兵（南宋總兵力的十分之一）投敵。可見，一個武將的變心可以給帝國造成多麼巨大的損失，而影響一個武將變心的因素又多麼複雜。皇帝自己不犯錯還不夠，宰相也不能犯錯。
總之，內部的異己力量不能不防。傳統的暴力分權與制衡體系不僅是重要的，簡直就是性命攸關的。問題是，節制和分權導致暴力機器運行效率下降，這個代價朝廷是否承受得起？
局勢基本穩定之後，皇帝經常權衡分解兵權的利弊。紹興八年正月下旬，岳飛預測金人南犯，申請增添兵馬。趙構對左右大臣說：岳飛所防守的上流地方誠然闊遠，但寧可把他的防區縮小，也不可以再增加他的人馬。今日諸將之兵，已患難於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近來的事勢雖還沒有發展到那樣嚴重，但與其增添大將的實力，倒不如再另外添置幾支部隊，庶幾緩急之際易為分合。
這次談話發生在紹興八年（1138）二月初六，淮西兵變半年之後。五月，監察御史張戒對皇帝說：現在諸將的權力太重了。趙構答道：他們還不至於驕橫跋扈。兵雖多，聚則強，分則弱，分也不可行。
當時南宋建立不過十二年，並無抵禦強敵的自信。兩年後，金國統帥兀朮的拐子馬和鐵浮圖才敗於劉錡，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