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距離王安石發起他那著名的變法運動，已經過去了五十八年；
距離司馬光廢除這些變法，也過去了四十一年；
距離另一位反對變法的蘇東坡去世，相隔了二十六年。
這三人，在中國歷史上享有同樣偉大的名聲，並且一度是相互傾慕的好朋友。因為這場變法，三人漸行漸遠，終於徹底葬送了友情，並且成為政治上的死敵。
司馬光和王安石在殊死搏鬥中，於公元1086年同年去世。
假如他們能夠多活一些年頭，看到公元1127年的慘劇，那麼，王安石可能會責問司馬光和蘇東坡：為什麼不支持自己變法圖強？
而偉大歷史學家司馬光和大詩人蘇東坡，很有可能會一起痛斥享有偉大文學家與政治家盛譽的王安石：這一切，都是你王安石惹的禍！
據說，直到今天，在以中國歷史為研究對象的國外漢學界里，王安石的知名度和受關注程度，屬於最高的一類；史學大家黃仁宇先生認為：對其褒貶評析，遂成為國際學術界的一大題目，影響、左右著國際視聽。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行將結束時，王安石的名字，曾經一度突然以極高的頻率出現在各類傳媒之上，使即便完全不知道熙寧變法為何物、與宋朝歷史研究絲毫不搭界的普通中國人，也知道世界無產階級的導師列寧曾經教導說：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當時，正值中國開展「批林批孔」運動，王安石作為法家的傑出代表和孔夫子的對立面而備受讚揚與推崇。今天，我們知道這不是事實。
事實上，王安石曾經被看作孔孟之道的傑出繼承人，在一個特定時期里，享有極為崇高的地位。但是，甚至王安石還坐在大宋帝國宰相的位置上時，對他的猛烈批評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更有後世一些極端的批評者認定，正是王安石推行的變法運動，導致了大宋帝國的衰退，從而招致靖康之恥。因此，王安石對這場災禍需要負主要責任，甚至和童貫一樣，萬死不足以蔽其辜。比如，明宣宗朱瞻基歷來被史家認為是明代諸帝中很不錯的一位皇帝，這位宣德皇帝就堅持此種觀點。
在王安石身後的世代里，類似的聲音不絕如縷。
相當多的人認為，假如不是由於他卓越的文學成就和清廉的人品操守在，的確令人很難想像「王安石」這三個字該如何面對所謂史筆如刀。今天，翻開官方修訂的正史《宋史》，我們會赫然發現：王安石變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參與者、助手、學生和繼承人，幾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這一位高舉變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無恙。這本身就是特別富有戲劇性、特別耐人尋味的一個現象。
進入20世紀以後，隨著帝制皇朝的土崩瓦解，「王安石」三字重新被賦予新鮮的含義。「偉大」二字，時常被冠之於這三個字前面。王安石成為偉大的政治家、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改革家等等，到前述的「批林批孔」運動時到達高峰。
20世紀的這場對於王安石的頌揚運動，大約肇始於世紀初那位激情滿懷的政論家梁啟超；到世紀末，則似乎已經進入了一個相當理性與冷靜的時段。摧毀的時代開始成為過去，建設的時代已經來臨，褒貶雙方的情緒也就顯得不那麼激動了。人們不再將古代幽靈與現實政治硬往一起拉，從而，沒有了必欲置辯論對手於死地的衝動。這樣的情形，十分令人欣慰。它至少使人們不必過敏兮兮，使我們在注視這位生活於一千年前的大人物時，可以從眾多角度來打量他，從而，客觀了許多，也從容了許多。
王安石的文學成就似乎不需要懷疑，他在詩、文、詞上均「絕妙一時」，梁啟超認為，不僅僅是唐宋八大家，也不僅僅是有宋一代，「以文學論，則荊公於中國數千年文學史中，固已佔最高之位置矣」 。
一句「濃綠萬枝一點紅，動人春色不須多」，簡直就是王安石自信乃至自負的寫照。酣暢淋漓，又味道十足，已然勝過萬語千言。
一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又已經引出後代直到今天不計其數的考據與賞析文字來。
「荊公之詩，實導江西派之先河，而開有宋一代之風氣。」 用一位當代學者的話說，王安石「堅持藝術的真理，繼承了我國古代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以自己的詩文，為大宋帝國的文化事業，「抹上了一層燦爛的異彩。」 這一點，是那些在政治上徹底厭惡他的人，都無法否認的。
王安石的做人特別有意思。除了推測，即便是他最兇狠的敵人，也很難在私生活上找到攻擊他的破綻來。
此人最大的外在特點是生活上的極度不修邊幅。據說，他長時間地不換洗衣服，長時間地不洗臉、不漱口、不洗澡。這使他的外套上，到處都是湯汁油漬汗跡等污斑，一些乾巴巴的附著物可以想見且可疑。 從宋代風俗史所描繪的飲食習慣上，我們知道，開封的蟹黃饅首與鵪鶉羹是深受文人士大夫們喜愛的名小吃，當時人們比較日常的副食品包括了羊肉、豬肉、雞、鵝、魚、蝦、蟹、螺、蔬菜和奶製品等，調味料常用的已經包括蔥、蒜——可能是我們今天吃的土蒜、姜、醬油、糖、醋、芥末、辣椒、豆豉等等，酒的飲用量極大。 有一種說法認為，宋代所謂的辣椒，指的是今日我們所說的花椒，故而當時所指稱的辣味可能指的是花椒的辣；而我們今天吃的辣椒，原產於南美洲。這種說法認為，南美洲的物種只有在明代才有可能傳入我國，待考。在古印度和古埃及的傳說中，有美女天生不用洗澡，身上常新常香者。沒有資料表明王安石屬於此天生麗質一類。於是，這種飲食習慣和上述衛生習慣相結合，產生的後果可以想見。好在當時的王安石已經具有了極高的官聲與文名，使這種出現在常人身上肯定會令人無法忍受的不修邊幅，反而給他增加了新的魅力。史書記載說：時人咸謂其賢，就是說，人們普遍認為王安石是了不起的高人。就此，導致了另有記載說：士大夫以不能結識王安石為最大的恨事。
我們所能找到對此提出質疑的有兩個人。一個是蘇東坡的父親蘇洵，這位快三十歲才發憤讀書的老先生，從見第一面的第一印象起，就對名聲如日中天的王安石頗不以為然，後來，發展為嗤之以鼻，乃至深惡痛絕。為此，老先生專門寫了一篇被認為是針對王安石的文章，題目就叫《辨奸論》。他認為，洗臉換衣服是人之常情；違背人之常情，穿著破衣爛衫，吃著豬狗之食，蓬頭垢面地侃侃而談詩書禮樂，博取不流俗的名聲，其中，一定隱藏著絕大的奸惡狡詐，屬於那種為害國家的大奸大惡之類。
顯然，如果僅從這一點上判斷，蘇洵的觀點頗值得商榷。事實上，古今中外此類人士並不是絕無僅有，他們喜歡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神遊八極；他們無暇、可能也不屑於花時間，把自己收拾得一定要和其他人一樣。這完全是他們自己的事情。我們知道，我國正統的人士裡面，的確有一種人，他們非常像北京人所說的那種「事兒媽」。其特點是，特別喜歡把一些純屬個人性質的愛好情趣一類，和國家、人類的前途、命運聯繫起來，使屁大的一點事情變得無窮大。
王安石的反應不得而知，可能是基本不予理睬而已。後來，他手中的權力極大時，也沒有看到他有過什麼與蘇洵老先生特別過不去的舉動。
另外一位提出懷疑的人，則是王安石無法不予理睬的了。這個人是王安石的皇帝，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是大宋帝國在位時間最久的皇帝，包公包青天的故事整個發生在他當皇帝期間。這位皇帝真正忠實地執行了先祖重文輕武、偃武修文的基本國策，從而，使帝國的文化之樹根深葉茂，結下碩大的果實。蘇軾、蘇轍二人考中進士，這位皇帝看了兄弟倆的文章後，極為興奮，回到後宮還讚嘆不已，說是為子孫物色到了兩個宰相之才。北宋時期，詩壇、詞壇、文壇最輝煌燦爛的星座，基本都是在這個時期升上浩瀚星空的。這一切，肯定與仁宗皇帝的仁慈、寬厚密切相關。我們知道，他也曾經做過一件摧殘文化人的事情，就是發生在柳永身上的故事。這個故事講起來很好玩，但是，對於當事者卻相當殘忍。這位渾身每一個細胞都充滿了藝術靈性與才華的詞人，寫了太多好詞，偏偏一首落第後發牢騷的《鶴衝天》，被皇帝抓住了。這首詞的最後一句是：「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結果，等到倒霉的詞人真的考中進士後，皇帝恨其輕佻，大筆一揮，說是：「要這浮名做甚？且去淺斟低唱。」搞得我們這位大詞人一輩子沒能撈到一個像樣的官做，只好混到伎館行院的漂亮女孩子堆里，自稱是「奉旨填詞」。最後，連最善於考證的中國歷史學家們，費盡心機，居然都考證不出這位成就卓著的大藝術家的生卒年代。 從中可以看出，這位仁宗皇帝畢竟還是缺少一點文化贊助者的雅量與幽默感，從而為後人所詬病。
仁宗皇帝對於王安石曾經相當欣賞，多次準備提拔他的官職，都被王安石謝絕了。這是導致王安石名聲極盛的重要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