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瑞瑙特的創作人生
鄭遠濤
「他的臉多年來縈繞在我的心頭；那雙不可思議的眼睛，那頭髮在額上躍躍彈跳，還有那想必在他二十來歲已滄桑畢露的美，晒傷的皮膚黝黑，太陽下的頭髮近乎白色。」瑪麗·瑞瑙特（Mary Renault，1905-1983）在1960年代末寫給一個牛津大學同窗的信件中這樣談起亞歷山大大帝，彷彿他是自己的一位故人。他的確是故人。瑪麗始終記得四十多年前秋季的一天，她在牛津念書，參觀了校內的阿什莫爾博物館，被內中幾件著名文物的複製品深深打動：腰身細巧的克里特島跳牛者、金髮的城邦青年（Blond Ephebe），還有雅典衛城出土的亞歷山大頭像。帶著這些不可磨滅的記憶，瑪麗經歷了畢業、幾年的獨自漂泊、護士生涯、首次出書和「二戰」的炮火。後來她和伴侶朱莉·穆拉德離開寒冷保守的英國，到陽光燦爛的南非居住。她再也沒有回去。在南非海濱，瑪麗的希臘靈感才終於從種子長成參天大樹。終其一生，她出版了八部考據紮實、想像馳騁的長篇歷史小說，其中洋洋千頁的亞歷山大三部曲是扛鼎之作。
1905年查倫斯醫生夫婦生下長女瑪麗時，料想不到她會成為不凡的作家；他們也不贊成女性拿寫書當職業。查倫斯娶了牙醫的女兒，婚姻門當戶對，屬中產階級，家中有僕役多名，但夫婦倆個性扞格，常爭吵不休。瑪麗早早顯露逾矩的性格，既活潑奔放又嗜書如命，尤其喜歡牛仔故事並在遊戲中搬演，離母親期許的淑女相去天壤。成為作家的瑞瑙特，回憶起童年的家庭生活，說「不記得有哪個時期是我不盼著走出去的」。失和的父母、疏離的孩子，這些心靈創痕將來會成為她作品裡反覆演繹的主題。
中學寄宿時，瑪麗在校圖書館發現柏拉圖的英譯本，畢業前讀完了全部《對話錄》。蘇格拉底及其弟子們生活的動蕩世界在她腦海中潛伏浸潤數十年，方釀出傑作《殘酒》（The Last of the Wine）和《阿波羅面具》（The Mask of Apollo）。因成績優異，她進入當時專收女生的牛津大學聖休斯學院，主修英語。
「牛津造就了我。」後來瑞瑙特喜歡說。然而當時男女分隔的牛津大學也不免給她帶來揮之不去的邊緣感。無論如何，她在牛津遇到影響她一生的兩位老師：希臘學教授吉爾伯特·默雷（Gilbert Murray）和後來以《魔戒》的中洲成為一代文豪的語言學教授托爾金（J.R.R.Tolkien）。托爾金在學生們面前朗誦史詩《貝奧武甫》，使瑞瑙特感到這部陌異的古英語詩篇一句句都是活的。默雷的講課則使她重燃對柏拉圖的熱情；熏陶之下，她建立了對希臘文所謂arete（個人卓越）的信念——人各有異，天賦參差，但每個人都必須努力做出最好的自己。
畢業後瑪麗不顧父母反對，過了幾年邊打工邊筆耕的生活，終因營養不良而病倒，被迫回家休養。1933年夏，一籌莫展的她做了個改變終生的決定。徒步旅行重訪牛津時，她在毗鄰母校的拉德克利夫醫院門外歇息，省悟到她寫作的挫敗是由於缺乏人生體驗，而在這所古老的醫院中，生老病死永恆地上演著。她當即謁見院長，說服讓她留下學習護理。這年她28歲。
工作繁重、戒律森嚴的護士學員生涯，對一個牛津畢業的姑娘是屈就，但是瑪麗堅持了下來。日後讀者會在她描寫男孩亞歷山大的《天堂之火》（Fire from Heaven）中看到斯巴達式鍛煉，領會早年的紀律約束無論是對揮劍的亞歷山大還是揮筆的瑪麗，都同樣必要。在拉德克利夫，瑪麗邂逅見習護士朱莉·穆拉德，兩人情投意合，後來相伴終生。
穆拉德女士晚年接受訪談，說她和瑪麗都是雙性戀，各自跟男性發生過戀情，但最終選擇了彼此。瑞瑙特自己講過：「我想許多人的性慾望是居間的……就像從白到黑的色差，中間是各種各樣的灰。」她的早年作品多以女性為第一主角，轉型寫歷史小說後，敘述者「我」總是男性而效果逼真，導致讀者常認定「瑪麗」是男作家的化名。《波斯少年》（The Persian Boy）的敘述者是一個性別曖昧的閹人。伍爾夫（Virginia Woolf）提出「偉大的心智雌雄同體」，瑞瑙特則說：「我從來不是女性主義者，因為這些年來我的內在自我都不加區分地佔據著兩種性別，以至於不可能參與性別之戰。」她自由化入各種性別身份的能力，足證此言不虛。
完成學業後，瑪麗從事護理，利用工余和假期寫小說。她用筆名「瑞瑙特」登上文壇，頭兩部小說出版於戰雲密布的倫敦。「二戰」爆發，瑪麗和朱莉響應政府動員令，先後在多地醫院照料傷兵，並一度返回拉德克利夫服務。醫院中做勤雜工的良心反戰者（stious objector）與士兵之間的衝突和友誼給瑪麗帶來震動，戰爭塵埃落定後被她寫入《御者》（The Charioteer，1953）。
戰後她離開護理行業，專註創作。迄移居南非為止，瑞瑙特共寫成五部小說，都是當代題材，背景多少涉及她熟悉的醫院和醫務人員，致力刻畫他們的內心世界，不乏駭俗的性意識。《相好的姑娘們》（The Friendly Young Ladies，1944）是半自傳性的輕喜劇，書中人有作者和朱莉的影子。《歸向夜晚》（Return to Night，1947）贏得米高梅獎金。1948年，這筆錢讓瑪麗和朱莉踏上遠渡南非的航程。
南非是作家瑞瑙特步入成熟的里程碑。在這個新國度，她和朱莉舉辦派對，結識了大群的年輕演員和舞蹈家，不少是來自英國的退伍軍人，多數是男同性戀者，他們的聚散離合激起瑪麗的靈感，寫出現代同性戀文學史上的名作——「二戰」愛情故事《御者》。書名采自柏拉圖《斐德若篇》（Phaedrus）的一個意象，喻示靈魂中騷動和駕馭的矛盾。這部以古典燭照現實的作品成了瑞瑙特創作的分水嶺；其後，她沿著歷史長河繼續回溯，在音聲已希的古希臘世界上岸。
第一人稱回憶錄體的《殘酒》（1956）以希臘文明悲劇性的漫長內耗——伯羅奔尼撒戰爭（431 B.C.-404B.C.）為背景，是雅典青年阿列克西亞的成長故事。他與呂西斯的關係再現了雅典所崇尚的男同性戀習俗：較年長的「愛者」（erastes）要擔當他傾慕的少年「所愛」（eromenos）的精神導師。瑞瑙特自言是《御者》導向《殘酒》。前一本書中，現代同性戀者面臨醫學、法律和道德的裁判，被迫轉入地下生活，難以獲得靈肉兼備的滿足，而《殘酒》的兩位男主角則生活在一個他們可以共同追求光榮的時代：在蘇格拉底身邊受教，在練身館競技，一起參加地峽運動會，為抵抗斯巴達並肩作戰。在性議題上，瑞瑙特說她反對「性的部落主義」（sexual tribalism），覺得現代人糾結的性身份問題本不應成為問題：「希臘人問的是一個人有何優點，而希臘人是對的。」
《殘酒》不僅是個愛情故事，它更是雅典由盛而衰的畫卷：書中戰爭與和平交替消長，寡頭與暴民輪番上台。在瑪麗和朱莉登上南非土地的那一年，南非國民黨（National Party）贏得大選，隨即頒行種族隔離的政策。瑞瑙特目睹政黨利用非理性的民眾情緒而控制國家，進一步激化了原已複雜的種族矛盾。儘管她奉歷史現實主義（historical realism）為圭臬，從不為借古喻今而曲解史料，但是在私人通信中，她坦言自己在寫三十僭主操縱雅典社會時，常聯想到她的此時此地。「歷史並不重複它自己，其韻腳卻每每相同。」這句歸於馬克·吐溫名下的話看來有點道理。
《殘酒》受到嚴肅書評人和讀者的一致讚賞，奠定了瑞瑙特歷史小說家的地位，其成功並非偶然。她不是古典學者出身，拉丁文頗有功底，希臘文卻全憑自學，常讀的是希臘文和英文對照的洛布（Loeb）古典叢書。然而她一絲不苟，研究兩年方才動筆，初稿寫好後遠赴希臘實地旅行，以求細節無誤，最終做到「對一個時代的風俗習慣的真正神入（empathy），這是把想像力，把一種深沉的人道精神，極致地應用到史料知識上，以至它化為本能的結果。」
希臘之旅中，瑞瑙特踏足克里特島，觀看了阿瑟·伊文思修復的希臘史前文明遺迹——克諾索斯王宮，重睹近三十年前在牛津打開她眼界的文物，這次是真品。據說，這裡是雅典王子忒修斯勇闖迷宮，殺死牛頭怪的地點。身臨其境，她悸動不已。回到南非，便根據歷史學者的理論和考古學的成果，剝除忒修斯傳奇中的荒誕之辭，寫成兩部小說。那神話中看似超常的元素全都有了富於心理深度的詮釋。《國王必須死去》（The King Must Die，1958）和《海里來的公牛》（The Bull from the Sea，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