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農民工，但我來自農村。」聽完我這次中國之行的採訪題目之後，他首先向我聲明。
他叫嚴仁傑，我採訪他時，他還是上海華東理工大學本科四年級的學生，這篇文章發表時，他可能已經開始工作了，而且是地道的「白領」工作——當時他就告訴我，上海張江高科技工業園區的一個企業已經與他簽了聘用合同。
但我還是決定要採訪他。就是因為他來自農村，是地地道道的農家子弟。
城市化，不僅僅是農民進城務工經商，也包括農家子弟進城讀書、留城工作。中國恢複高考至今已經30年，通過上大學這條路實現自身城市化的農家子弟肯定數以百萬計，然而，人們一談起城市化，就聯想到農民工，很少有人把關注的目光投向這些在大學讀書的農家子弟，似乎自從他們踏入大學校門的那一刻起，他們就已經與「農」字無緣了。
但嚴仁傑毫不避諱他的農村出身。他說，他上大學的部分費用，就是靠兩個姐姐出外打工賺的錢資助的。談起家鄉，他的語調中、眼神里，顯然帶著一種眷戀、一種神往、甚至一種惆悵。
他的家鄉在安徽，地理位置非常奇特，位於長江中心的一個江心島上。「島上有一個鄉鎮，七個村子，原來居民有一萬三千多人，98年發大水，差點兒把島衝垮了，很多人都移民，搬走了，搬到岸上去了，現在島上居民只有八、九千人。」在華東理工大學的學生食堂里，嚴仁傑對我如此描述著他的故鄉。
「我們村裡生活提高的節奏蠻快的。」他的安徽口音很重，而且語速極快，「我小的時候，衣食不保，現在基本上是衣食無憂，生活達到小康了。」
「那主要是靠農業，還是靠其它副業？」我很好奇。
「農業占的比例很小，主要是靠孩子在外面打工掙的錢。」
嚴仁傑回憶說，上高三時，他開始意識到要努力學習：「我那時有很多想法，我想，即使我考不上大學，我也要做一個農民工，去城市裡去謀生。那時我對科研比較感興趣，決心考上一個全國重點大學，所以那時我學習很刻苦。」
但嚴仁傑很愛他的故鄉，因為他童年的許多回憶都與這個江心島聯繫在一起。他不無傷感地說，他夢牽魂繞的故鄉，今後可能會消失，因為小島經常受到長江洪水的威脅，政府打算把島上所有居民都遷到岸上去。
「村裡老人都不願意走，他們祖祖輩輩住在島上，已經有兩百年的歷史了。但即使政府不強迫搬遷，島上最終也會沒人的。村裡的年輕人基本*了：他們都到外面打工去了。有的人在外面成了家。」嚴仁傑長得很秀氣，瘦瘦的，帶著眼鏡，文質彬彬的，光看長相，猜不出他是農家子弟。
「你也會在外面成家嗎？」話說出口，我又有些後悔。
他笑了笑，沒有回答。
最近，我在倫敦遠郊家裡的電視出了故障，我便打電話讓人來修。
預約上門維修的時間到了，兩位操著蹩腳英語的技工敲開了我家的門。維修工作結束後，我們隨便聊了起來。兩位技工來自波蘭，年齡大的大概30來歲，已經在英國工作了四年，年齡小的只有20歲出頭，剛來英國一個月，是趕著波蘭加入歐盟後興起的新一波出國打工潮來到倫敦的。
「你們在波蘭時就認識嗎？」我好奇地問。
「他差點兒成了我的brother-in-law（中文「妹夫」之意），」年齡大的那一位笑著說，然後朝年輕的那位做了個鬼臉，「但他不喜歡我，所以我們沒有成為親戚。」
我告訴他們，我剛去了一趟波蘭首都華沙，玩得很高興。
「是嗎？我還沒有去過華沙呢。」年長的那一位一邊拆卸電視頂端的數碼調台盒，一邊心不在焉地說。
「那你們二位來自哪個城市？」我有些詫異。
「我們都來自農村，一個村的。」那個小夥子用波蘭口音很重的英語說。
波蘭加入歐盟之後，來英國打工的波蘭人越來越多，街頭上、火車裡、商店中、吧台前，你隨處都能聽到波蘭式英語，這些波蘭打工者不僅有「波蘭鄉下人」，也有許多受過很好教育的「波蘭城裡人」。全球化模糊了移民輸出國的城鄉界限，窮國整體成為世界的「農村」，富國則成為我們這個因全球化而急劇縮小的星球上的「城市」。
我又想起了我最近的德國、波蘭之旅。在柏林至華沙的夜行火車上，我遇到一位英語頗為流利的華沙青年，他在德國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但選擇留在德國工作，只是每個星期五晚上，他會乘坐這趟夜行的列車，回家與父母共度周末。
「如果我在華沙工作，我父母在柏林，我就花不起這個錢，每周與父母團聚。」我們在卧鋪車廂的走廊里聊天時，他對我這麼說，他戴的近視眼鏡的鏡片，反射著火車所途徑的一座德國城市閃爍的燈火。
他告訴我，波蘭加入歐盟後，大批青年跑到西歐國家打工，波蘭勞工短缺，許多波蘭公司甚至不得不去印度等南亞國家招工。他還說，歷史上，波蘭一直是移民輸出國，著名的波蘭人大多流亡海外，如音樂家肖邦、化學家居里夫人、電影導演波蘭斯基等等。說這些話時，他的口氣中帶著一絲無奈。
我也向他講述了今年五月份我的中國之行。聽到我採訪過的形形色色農民工的遭遇，他很感興趣，提了許多問題，我還很費勁兒地用英語給他解釋「農民工」這個中文詞兒的確切含義。
「我也是一個國際農民工。」他突然來了這麼一句。
其實，在地球上穿梭的這支日益膨脹的「國際農民工」大軍中，也有不少中國人的身影。他們也許是廣東、福建的農民，也許是東三省的下崗工人，也許是學成之後留在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工作的北京、上海的前留學生。從這個意義上講，我也是「國際農民工」大軍中的一員。
然而，由於國界的存在，尋找更好生活的中國人，還是更多地被限制在中國境內流動。儘管如此，全球化的影響在中國依然無處不在。因緣際會，中國趕上了全球產業轉移的千載難逢的機遇，順勢成為「世界加工廠」；裡應外合，原來就在尋找更好生路的中國農民，衝破種種制度的阻礙，進廠打工，進城謀生，天、地、人三大元素，共同在中國創造了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浪潮。
如果有人問，中國自1840年以來最重大的變遷是什麼，過去我也許會選擇辛亥革命或共產主義革命等政治變遷，但如今我會選擇發生在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城市化進程，雖然這一進程未曾經歷改朝換代，也未曾閃現刀光劍影，但其意義卻極為深遠，因為只有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態的變化，才是最為深刻、最為實質的變化。
我這次中國之行所採訪的許多學者，也高度地評價了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深遠意義——
曾經主編過六卷本研究專著《中國移民史》的上海學者葛劍雄告訴我：「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這樣寫道：沒有移民，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也就是說，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和資源的重新配置，必然是一個城市化的過程。」
「我覺得，城市化進程是全世界每個國家都要經過的。」北京學者茅於軾則這樣開始回答我的提問，「農業的產出很低，所以要致富，必須靠非農業。中國的特點是，這個過程進行得非常快，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非常快，中國的農民比例也非常高，在這個過程中就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
「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城市人口能夠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裡凈增4億人。」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引用了一串統計數字，向我說明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史無前常式度，「由於中國人口基數大，所以中國的城市化不僅對中國產生影響，而且也會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
「我個人認為，中國農民工流到城市來，他們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作用，怎麼評估都不為過，」上海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彭希哲對我說。彭教授還認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也是一場文化、知識的啟蒙運動，因為一億多農民在城市裡工作、生活，他們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和創業理念……在整個過程中，政府沒有花錢，卻完成了對一億多農民的再教育，這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則認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得益於全球化。「有人說，我們中國的錢都給人家外國公司賺走了。但我們自己賺了多少錢？我們之前一無所有，我們參與進來了，我們就得到了這個好處。最重要的是，我們那麼多人得到了就業機會。就因為那麼多人有就業機會，所以那麼多的行業才能發展起來，我們整個中國的供應鏈才能成長起來，所有的行業才能成長起來。深圳、東莞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深圳、東莞這麼有錢，就說明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不管是好還是壞，無論是福還是禍，反正迄今為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