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的街頭，我們總可以看到農民工辛勤工作的身影。據統計，中國已經有一億五千多萬農民進城打工。從2005年起，農民從打工中的收入，已經超過了他們在農業中的收入。
儘管農民工進城已經成為中國城市化的一部分，但絕大部分農民工的技術水平有限，收入較低，很難承受城市的高生活成本。他們往往只能是城市中的邊緣人，長期保持流動人口的特徵。這種現象對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對社會的穩定，都是十分不利的。中國的城市化的過程不僅是建越來越多的高樓大廈，更重要的是以人為本，使更多的進城務工農民真正變為城市居民。
然而，中國的城鄉分割式的二元經濟是多年的計畫經濟下形成的。要使農民工成為城市居民，就要實行一系列的包括戶籍、就業、住房、教育、衛生，社保、福利等制度的根本改革。而這些改革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從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的進程來看，過急過快的城市化的一個副作用是出現大規模的城市貧民窟。筆者曾長期在菲律賓居住，由於工作的需要，也經常訪問南亞的許多國家，親眼目睹了貧民窟居民的慘狀。在貧民窟中，城市貧民的居住、出行、衛生、教育條件極差，不僅影響當代人，也影響下一代人的發展。貧民窟遊離於社區和正常社會管理之外，往往為黑社會所控制，成為城市犯罪的窩點。一旦城市出現大規模的貧民窟，城市發展過程就會相當的痛苦。因此，不管我們的主觀願望如何，中國的城市化的進程應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那麼，如何才能在這一漸進的過程中，抓住主要矛盾，使更多的農民工早日成為城裡人呢？
這裡的關鍵在於讓農民工有收入不斷提高的就業條件。應該說，進城了的農民工都已經有了一個工作。但他們的初始就業崗位技術含量低，收入不足以維持城市的正常生活。因此，要建立一個對已進城的農民工的不斷培訓機制，使他們的技術水平能不斷提高，就業崗位能逐步升級，工資不斷上漲。經過幾輪這樣的培訓，幾次這樣收入升級，他們才有可能在城市中留下來，真正成為城市居民。
近年來，對進城務工農民的培訓已經成為中國各級政府的重要任務之一。據自2003年實行「陽光工程」以來，已有上千萬轉移就業的農民得到了培訓。然而，當前的培訓主要集中在對第一次進城農民的初級培訓上，集中在「先培訓後就業」的模式上。而對已經進城後農民的培訓關注還不夠。
最近，由茅於軾教授牽頭，筆者也參與的北京富平職業培訓學校在這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嘗試。富平學校成立於2002年，是一所把貧困地區中青年婦女培養成為家政服務員的非營利職業培訓學校。我們與國家扶貧辦以及安徽省、甘肅省、河南省、湖南省扶貧辦合作，為貧困地區婦女提供培訓、就業，督導、以及維權等一條龍式的服務。在短短的幾年中，富平已經為北京市輸送了近萬名家政服務員。她們每年拿到的工資就將近有一億人民幣。為解決她們家庭貧困問題，為他們自身的成長，也為北京有家政服務需求的市民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從工作的實踐中我們發現，很多農民工有進一步學習提高的強烈願望。他們不甘心當一輩子初級服務員，工作了一兩年後往往就開始考慮如何進一步發展的問題。而社會也有對高級家政服務員的巨大需求。一些生活較富裕的家庭，或是有重病老人，有初生嬰兒的家庭，他們需要的是更高水平、更專業的服務。這些家庭也願意為之付出更高一些的報酬。
於是，從去年起，富平學校在繼續開展初級培訓項目之外，還開始了對已進城農民工的再培訓工作。我們挑選出一些有一兩年工作經驗，表現較好又熱愛家政服務工作的學員，對她們進行老人，嬰幼兒護理等專業重點培訓。經過一個月左右的再培訓，這些學員在市場上很受歡迎，工資一般能提高60%-80%。
加強對農民工的再培訓，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隨著近年來勞動力市場的規範，也隨著農村務農收入的提高，農村轉移勞動力的成本不斷上漲。最近，筆者通過到珠江三角洲調研中了解到，由於勞動力短缺的壓力越來越大，近兩年來工人的基本工資都有兩位數的增長。這種趨勢還會繼續下去。隨著人民幣不斷升值，中國在低端產品上的競爭力在下降。而周邊國家，如越南，孟加拉，印度等國的競爭力卻在不斷地上升。如果不能較快地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產品與產業轉移，這些企業會處於一個十分尷尬的境地。當年許多東南亞國家陷入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不能及時升級換代，競爭力下降，利潤率下滑，最終引起資金外逃，國家陷入金融危機。產業升級的一個必要條件是勞動者技能的提高。農民工已經成為工業與服務業的一線生產的主力軍。因此，建立一個對農民工的不斷再培訓的教育體系，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任務了。
我們建議對農民工的再培訓應該以民辦的職業培訓為主。與對農民工初期培訓需要政府的強力介入不同，對農民工的再培訓，應該更多地利用市場的力量。進城工作幾年的農民工已經有了一定的培訓支付能力，不需要政府過多的補助。政府的直接辦學有可能反而會約束了市場的發展。
當然，在這一問題上政府也並不是無所作為的。政府可以進一步放寬對農民工培訓學校的准入門坎。有關部門也可以對新辦農民工再培訓學校給與稅收優惠。政府還可以通過招標的方式，支持一些民辦示範學校，幫助這些學校摸索出一條適合於農民工再培訓的模式來。當然，政府的另一個重要任務是逐步使這類學校規範化，防止出現一些欺詐行為，把一個好端端的市場攪亂。
總之，中國的農民轉移就業已經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對農民工的培訓也應該有一個新的模式。在大力繼續推動對進城農民工的基本培訓之外，還應該關注對進城後的農民工的再培訓。配合其它的配套改革措施，特別是戶籍改革和農民工子女享受公平教育機會的改革，來幫助更多的農民工成為真正的城市人，從而加快中國的城市化進程。
（本文特約作者：湯敏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曾任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