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你照張相吧。」採訪結束時，我提議。
「怎麼照呢？」一直頗為放鬆的邱啟光頓時拘謹起來。
「你還是坐在董事長辦公桌後吧。」
邱啟光從命，離開採訪時坐的沙發，來到辦公桌後的高背黑皮轉椅中坐下，兩手伏案，端肩挺胸。他背後的牆上掛著鑲著玻璃鏡框的橫幅大字：「誠信為本」，大字下面是同樣鑲著玻璃鏡框的毛澤東畫像。
「笑一下。」我準備按下快門。
邱啟光不肯笑，依然正襟危坐，一臉虔誠。他沒覺得背後「誠信為本」的企業經營之道與毛澤東畫像有什麼不和諧的地方。
邱啟光信奉「以誠待人，以信經商」的哲學。
但他不知道，如果他在毛澤東時代完成了從一個農村打工仔到億萬富翁的轉化，他是會被送上批鬥台的；他也不知道，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壁壘森嚴的城鄉隔離制度的鬆動，如果沒有毛澤東多次批評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所驅動的農民進城經商務工潮，他也不會成為東莞一家資產過億的企業的老闆，而只能是福建山區的一個土中刨食的普通農民。
也難怪，「文革」結束時，邱啟光才剛剛四歲；也難怪，在邱啟光進城打工和創業的年代，毛澤東畫像已失去其意識形態的含義，成為中國百姓發財致富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如今，作為中國國家一級資質企業——億鑫鋼業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兼總經理，邱啟光在東莞市企石鎮上可是一位舉足輕重的名人：他的企業是企石鎮數一數二的「納稅大戶」，鎮黨委書記和鎮長經常來他的企業「視察」；鎮上新建成的五星級酒店，專門有一間以他的企業命名的餐廳「億鑫廳」；他從打工仔到億萬富翁的傳奇經歷，剛剛作為東莞市電視台「創業故事」欄目的開篇之作而隆重播出；聽說「外國媒體」專程從英國派遣記者採訪「邱總」，企石鎮電視站還派出了強大的電視報道團隊，打算拍攝「邱總接受外記採訪」的全程經過……
我雖然婉言謝退了企石鎮電視站的電視報道團隊，從而避免了採訪者自己被採訪的尷尬遭遇，但我仍然對邱啟光企業的規模之大、邱啟光辦公室的富麗堂皇、邱啟光副手的侃侃而談印象深刻。然而，更讓我吃驚的是，創造了上述這一切光鮮亮麗成就的人，卻是一個朴於外表、拙於言辭、聽上去、看起來更像是一位副手的農民模樣的邱啟光。
不要以為，中國城市化進程只有無奈，只有悲情，農民工中只有流水線上的「螺絲釘」，只有山西黑窯的奴工。在我短短一個月的採訪過程中，同樣是進城農民，我既遇到了深圳的拾荒者老范，也遇到了東莞的企業家邱啟光。如果說農民「的哥」算是進城農民的中層，那農民工出身的老闆肯定屬於進城農民的上層了，至少是他們中間最為成功地實現了自身城市化的精英。
「人不可貌相」這句話用在邱啟光身上非常貼切。雖然他朴於外表、拙於言辭，但他很有志向，很有想法，他不僅做事認真，做人誠懇，而且自有一套結合了農民式樸實和企業家式精明的為人處事哲學。
邱啟光1972年出生於福建上杭縣一個普通農家，因為家貧，他初一沒念完就輟學了。但邱啟光說，他從來沒有想過要像父母一樣，一輩子做農民。
他回憶說：「小的時候，每逢暑假，我父母就帶我干農活，我不去，他們說，你這麼小就這麼懶，好吃懶做，我說，我去做點兒小生意，掙錢更多，賺了錢，可以請人做農活嘛。」
從小就想做生意的邱啟光，15歲就離開了農村老家。16歲的時候，他就賣過西瓜，「知道了做生意的技巧」；18歲的時候，他又賣過服裝，卻「虧得一塌糊塗」。因為沒有經驗，因為沒有本錢，青少年時期的邱啟光，更多的是出賣體力，打零工。為了生存，他什麼活都干過，但他幹得時間最長、後來也是因此起家的工種，卻是建築行業中的泥水工。
有趣的是，邱啟光與我在深圳採訪的拾荒者老范至少有一點相同：他們都曾經干過泥水工。但後來，他們卻走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老范比邱啟光更善於言辭、更知多識廣，但兩人卻有一個重大的區別：從言談來說，老范健談，但話里話外透著一種宿命論的無奈，邱啟光拙於言辭，但語氣卻非常倔強，從不認命；從經歷來看，老范一直被動地任由命運之手推推拉拉，邱啟光卻從15歲開始就一直試圖作自己命運的主人。
但20歲之前，邱啟光在福建做買進賣出的零售生意都虧錢，他只能靠在建築行業中零零星星干點兒泥水工的活來維生。真正使他命運發生轉機的那一個「拐點」，還是他來到廣東東莞以後；真正使他步入企業家行列的那一塊「踏腳石」，還是他無奈時的維生手段：泥水工，而非他屢試屢敗的零售業。
更重要的是，邱啟光在東莞企石鎮遇到了一位給他生意機會、教他如何經營的台灣老闆，確切地說，邱啟光的「第一桶金」就是在這位台灣老闆協助下「淘」到的。但在邱啟光看來，這位台灣老闆還協助他「淘」到了經商營銷、為人處事的無形之「金」。
邱啟光這樣回憶他如何從建築泥水工轉向鋼結構生產：1998年，那位台灣老闆的「兩棟廠房之間要搭鐵皮棚通道，讓我做，我做了幾千平方米的通道，那就啟發了我，我就第一次接觸到了鋼結構。用鋼結構去做通道，又方便，又快，又先進，而我們中國以前都沒有人這麼做。在那個廠，我做完通道後，那個台灣老闆也鼓勵我，說，小邱，你人品不錯，又有事業心，我勸你，我廠里的活，你早晚會做完，你應該想辦法，繼續擴大你的業務。我很感謝這位台灣老闆，我在他身上學到了很多做人、做事、做生意的理念，後來，我又把在他工廠通過做鐵皮棚通道所摸索到的鋼結構知識，運用到後來自己生意的發展之中……」
彭雄兵與邱啟光同歲，也一直試圖作自己命運的主人。來自江西鄱陽湖畔農村的彭雄兵，原來曾想通過考大學的途徑跳出農門，但因家境貧困，無法承擔兩人上大學的學費，所以他把高考的機會讓給了弟弟，自己遠離家鄉，來到浙江溫州打工。
彭雄兵目前在北京經營著自己的住宅電氣設備公司，他在北京城內一家客戶的辦公室內接待了我。
彭雄兵回憶說，剛到溫州時，他身上就帶了200塊錢，因為一時找不到工作，只好露宿野外，「溫州那個地方，氣候與我們老家不一樣，溫州靠海，很潮濕，沒有工作的時候，我們沒地方住，我們在馬路上、橋下面都住過，蚊子也咬，蚊子咬了以後，渾身起泡，海水再一洗，身上都爛了。」
與彭雄兵一起去溫州闖運氣的兩位老鄉，受不了這種身心之苦，逃回了老家，也把他的情況告訴了他爸爸，「我爸中秋節就給我打電話，說，別打工了，回來吧，回來幹什麼都行。我說我不回去。既然我走出來了，混不出名堂，我肯定是不願意回去的。」
彭雄兵後來的確「混出了名堂」。當年在溫州勞動力市場「趿拉著雙拖鞋」找工的江西農村小「老表」，嘗盡了人間的種種艱辛屈辱，但他憑著苦幹、聰慧和「不安分、不認命」的雄心，多次在給人家打工和自己當小老闆之間跳來跳去，最終辭去了一份收入不錯、旱澇保收的賓館工程部主管職務，獨自一人來到陌生的北京，干起了「自己心裡也沒有底兒」的電器推銷工作……
如果說早已成為億萬富翁的邱啟光仍然帶著明顯的農民式樸拙的話，那麼，我在仍處於向上攀升階段的彭雄兵的言談舉止之中，卻找不到任何農村出身的痕迹了。雖然彭雄兵從來沒有上過大學，雖然他也毫不忌諱談論他當年剛到溫州找工時的窘境，但當他談及他在北京七年「打拚」的經歷、談及他如今的業餘休閑生活、談及他對經商營銷理念的理解、談及他對京城各類「圈子」的分析時，他的遣詞造句和他的感悟表述，與京城的「小資」或「中產」幾乎沒有任何區別。
一句話，彭雄兵已經從頭到腳、從裡到外、完全徹底地「城市化」了。
彭雄兵與邱啟光有很多不同：邱啟光拙於言辭，彭雄兵侃侃而談；邱啟光腳踏實地，彭雄兵異想天開；但他們兩人也至少有四大相似之處：同年出生；同樣來自農村；同樣不安分、不認命；同樣在人生最關鍵的時刻遇到了「貴人」。
邱啟光遇到的「貴人」是那位台灣老闆，彭雄兵遇到的「貴人」則是「中國第一個膽大包天包飛機的著名農民企業家」王均瑤和他聘請的職業經理人黃耀。
根據彭雄兵的說法，作為公司電工，他經常去公司高層人物家裡修電器，所以彼此來往很多，「關係走得很近」，彭雄兵也因此從中學到了很多營銷理念和為人處事的經驗。
進了北京以後，彭雄兵更是在產品推銷工作和社交活動中細心觀察、勤奮學習，在事業一步一步提升的過程中，也逐步完成了言談舉止、接人待物、風度修養等方方面面的自身「城市化」。
彭雄兵目前在北京經營著自己的電氣設備公司。
彭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