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夏天來得越來越早了。還是五月份，整個城市就熱得讓人躁鬱不安，空氣中彷彿竄著無數條火龍，不留意之間，就竄進了你的鼻孔、你的喉嚨、你的肝脾……
但不管是早至的熱浪，還是戶籍制度的制約，無論是好心人的擔憂，還是歧視者的白眼，都未能阻退來自四面八方的農民工。在北京，他們無處不在：你去餐館吃飯，你在髮廊剪髮，你去小攤購物，你在街頭攔車，你途經建築工地，你走過天橋地道，你都會遇到操各地口音的「鄉下人」。
那天也很熱。我走出酒店，陽光白花花的，撲面而來，照得我睜不開眼。待我雙眼適應了強烈的光線，我才看清，酒店前的綠化帶上，幾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頂著太陽，正在挖坑種樹。
我走上前去，與他們聊了起來。他們來自河南，都是一個村的。
「我今年23歲，來北京兩年了，一直做綠化工。」一個光著膀子的青年接過了我遞的香煙，「我17歲就出外打工，一年一個地方，去過大連、上海、寧波、青島。」
「為什麼一年換一個地方？」我好奇地問。
「農忙的時候，我就辭掉工作，趕回家幫助父母幹活，農閑的時候，就投奔老鄉，出外打工。老鄉在哪兒，我就去哪兒唄。」他嘴叼著煙，雙臂倚著鐵鍬，「離開青島後，我回家結婚，結完婚，我就來到北京，兩年一直沒回去過。」
「兩年沒見過老婆？」
「沒見過。不過，今年農忙時，我打算回家。」他深吸了一口煙。
如果說人類從四處遷徙的採集-遊獵生活方式轉為村落定居的農業生活方式，是人類經歷的第一次影響深遠的巨變，那麼，由英國工業革命肇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就是人類經歷的第二次生活方式巨變。
美國經濟史學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在他的新書《告別施捨：世界經濟簡史》中指出，「工業革命」這個詞有部分的誤導性，並未全面地概括人類生活方式第二次巨變的性質，「自從1800年以來，農業生產率的增幅並不亞於其它經濟部門，沒有農業的大幅改善，現代經濟增長便絕無可能。」
在這次巨變之前，人類大多數社會都有70%至80%的人口務農，而正是因為農業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某些現代化先行國家才能完成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移，以很小比例的農業勞動力養活絕大多數的非農人口。
英國第一個完成了這種轉變。19世紀末，英國農業人口下降到20%，而國際貿易和全球化的發展，使得這一比例進一步急劇下跌：2000年，英國農業勞動力僅佔全國人口的1.2%，因為如今英國大約一半的糧食是從國際市場上買來的。但即使在今天的糧食生產大國美國，務農者也不過是全國人口的2.1%。原因很簡單，根據克拉克的說法：「如果我們有自由的糧食市場，那麼，今天的世界只需要2%的人口務農，所有人就會有飯吃。」
「城市化的根本原因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茅於軾在家中接受我採訪時，也如此解釋今天人類過半人口變成「城市動物」的原因。「中國也一樣，人口增加到13億，人均糧食消費也增加了，耕地至少減了四分之一，耕地的農民大概減了一半，糧食卻越來越多，糧價也降了一半。所以，如今中國人吃飽飯已經不成問題了。」
然而，從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來看，我們卻很難說，這個國家的統治精英一直是在欣然地接受、或者熱心地推動著城市化轉型。
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曾多次不無恐懼地抵制過這種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在近代中國，當那扇長期閉鎖的國門被西方列強的炮火轟開之後，滿清王朝某些守舊的官僚、某些迂腐的儒生曾經試圖抵制過這種進程；在現代中國，儘管毛澤東試圖通過「大躍進」的方式，迅速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但這種嘗試失敗後，他又通過建立城鄉隔離的嚴格戶籍制度，通過縮短學制和廢除高考，通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五七幹校」等運動，推行過帶有某種「反城市化」傾向的政策。
對於毛澤東晚年這些舉動背後的動機，海內外學者有著不同的解釋。
已經年過古稀的茅於軾，曾經親身經歷過毛澤東發動的所有這些運動，但他並不認同那種認為毛澤東發起知青下鄉運動源於他骨子中的小農經濟思想的看法。他分析說：「毛澤東也是要搞工業化的，他倒不是一個農業至上論者，他也搞過大躍進、大鍊鋼鐵，這說明他也是想要工業化的。但是經濟搞得那麼糟，而工業化要市場、要資本，這一切都解決不了，城市裡的孩子們每天都在長大，沒辦法了，學生們留在城裡頭，會變成大禍害，因為學生的能量是很厲害的，所以毛澤東要把他們弄到農村裡去。一舉兩得，一方面把城市青年的就業問題推向農村，另一方面避免了政治上的動亂。」
也許毛澤東的確「要搞工業化」，但他心目中的工業化道路，卻註定是走不通的。更為深刻的原因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一個80%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業國家，即使像他這樣自負的偉人，也無法擺脫他所處時代的歷史制約。
《告別施捨：世界經濟簡史》一書中有一段關於所有農業社會的論述，看上去就像是專門分析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工業化前的世界中，如果人們把80%的收入用於食物，那麼，就會有80%的人口從事從事農業、漁業或狩獵。農業生產也要求人們居住在田野附近，所以，前工業化社會是農業社會，只有很小的城市人口……只要一個社會被『馬爾薩斯陷阱』所主宰，那麼，這個社會的當務之急就是糧食生產。」
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試圖通過市場經濟的方式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此時中國又恰逢全球產業轉移的千載難逢的機遇，因緣際會，中國因而成為「世界加工廠」，工業化創造了大量非農就業機會，呼喚著農村大量的剩餘勞動力，於是，世界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民工潮應運而生，在神州大地波瀾壯闊地涌動。
然而，中國最新一波城市化浪潮，卻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決策層有目的、有計畫地推動的，而是自下而上的，是追求更好生活的農民「無組織、無紀律」地自發形成的。
對於中國農民的這一偉大創造，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有過一段生動地描述。他在接受我的採訪時，介紹了曾被當局稱為「盲流」的中國民工潮的形成過程：「中國的改革一開始就是從農村開始的，我一直說中國領導人的智慧都沒有超過小崗村農民。1978年就是從農村開始分田到戶、包產到戶的，農民的飢餓問題就解決了。1984年的時候就出現了賣糧難的問題，農業生產的收益因此下降，這個時候，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開始成為勞動力，而農村容納不了那麼多的勞動力。當時沒辦法，賣糧難，中央才出台文件說，允許農民自備口糧進城經商務工。但是怎麼進來，上面一直說是『有序』，所有的文件都是控制、阻擋的意思。」
劉開明喝了一口水，接著說：「1984年10月份，中國開始城市改革，但還是計畫經濟，發展國有企業，包括深圳，當時也發展了很多國有企業。但這些國有企業農民工是進不了的。然後一直到1988年的時候開始，發現國有企業老虧本，但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鄉鎮企業的工人是農民，廣東的外資企業也發展起來了，僱員也是農民工。這兩批農民工開始影響國有企業改革。」
劉開明指出，對於隨之興起的民工潮，中國各級政府的應對之策仍然是「擋」和「堵」。「1989年，國務院還下過文件，要求堅決制止農民盲目進城。廣東省政府也出台過政策，要求堅決制止當時出現的所謂『盲流』。」
一直到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紀初，中國決策層發現民工潮已經「堵」不住、也「擋」不了，這才順應潮流，開始正面看待、積極引導這股人口流動的大潮。
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在接受我採訪時，用形象的「紅燈-黃燈-綠燈」三階段論，說明了中國政府對待農民工的政策變化——
「1958年以後，中國對待農民工，曾有過一個『紅燈階段』，就是農民工不能進城；1984年以後，變成了『黃燈階段』，就是你可以進城，但你必須自帶口糧；真正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是在九十年代末期或者是在2000年以後，由過去的『黃燈階段』變為『綠燈階段』。我覺得，最主要是在2001年，中國政府提出了『城市化加速』，還專門制定了城市化發展的專項規劃，其中提出：除個別特大城市，其實就是指北京和上海，其它城市要改革就業制度和戶籍制度。」
胡鞍鋼認為，改革導致城鄉二元結構的戶籍制度，就是從「一國兩制」逐漸轉為「一國一制」。
復旦大學教授彭希哲也說：「我們學者都希望中國是一種有序的城市化進程，希望在城市居住的人都有一個體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