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我要去深圳，《南方周末人物周刊》記者黃廣明介紹我找一個人：「你要去深圳，你就去找祝強，他創辦了一個農民工維權組織，幫助那些工傷致殘的農民工打官司索賠。」
通過手機，我和祝強約好了在深圳龍崗區的龍城廣場見面。
那天很熱，諾大的廣場，沒遮沒擋的，烈日當頭，把先到廣場的我曬得兩眼直冒金星。十分鐘後，祝強到了，騎著自行車，一隻手掌把，汗水把他穿的長袖襯衫浸濕一大片。
「我的辦公室就在附近。」他沒有下車，只是向著他的辦公室的方向把頭一偏，仍然一隻手掌把，慢速騎著自行車先行。我只好緊緊地跟隨著他的後車輪。
此時我才發現，他襯衫的右袖是空的。他沒有右手。
我沒想到：維權組織的創辦人，自己也是工傷致殘者。
祝強今年25歲，他與另外一位殘疾工友合辦的農民工維權組織「深圳志強信息諮詢部」，就位於龍城廣場附近一片雜亂的建築物之中。他一隻手把自行車搬上樓，一隻手打開樓層防盜門和辦公室大門的鐵鎖，一隻手為我倒上一杯潔凈水，一隻手掏出打火機、點上煙，然後默默地端詳著我。
我曾經提議幫助他搬車、開鎖、點煙，但都被他禮貌地拒絕了。祝強的辦公室很大，但沒有辦公桌，僅有幾把椅子、一座潔凈水機，就像一間廢棄的空曠教室，說話都有迴音。辦公室的一面牆上，貼著六、七篇農民工的文字和圖畫習作。其中一篇字寫得七扭八歪的習作，看來是一位剛到深圳打工的農村女孩寫下的首日進城印象，文字稚嫩、樸拙，但字裡行間透出的那種對故鄉的留戀、對城市的惶惑、對未來的迷惘，頗為感人。
「我能把這篇習作抄下來嗎？」我小心翼翼地問。
「不能，」祝強直截了當地說，「未經作者本人同意，我不能把我們會員的作品提供給你。」
「不過，」似乎意識到了我的尷尬，他又緩和了一下口氣，「關於我的情況，你願意問什麼就問什麼。」
然而，祝強對自己失去右手的遭遇，卻輕描淡寫，談得很少。兩個多小時的採訪，他談得最多卻是珠三角農民工的遭遇、中國作為「世界加工車間」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中國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的邊緣人身份等等「抽象問題」。
祝強來自四川南充農村。18歲時，他因為家貧，放棄了參加當年高考的機會，隻身來到深圳，希望通過打工籌措未來上大學的學費。他來到深圳一家塑料製品廠打工，但工作不到兩個星期，就在一次工傷事故中失去了右手。他打了三年官司，索賠30萬，最後只拿到4萬多，刨掉打官司所支付的各種費用，最後所剩無幾。
不過，三年的打官司經歷，也使祝強成為半個法律專家。他還了解到，在珠江三角洲，像他這樣因工傷致殘的農民工還有許多，於是，他萌生了一個想法：創辦一個農民工維權組織，為同命運的工友們提供法律諮詢和維權服務。四年來，祝強的工作得到了中國國內一些機構的幫助，工作間隙，他還接受了各大學和其它NGO組織的培訓，自己也通過了法律專業的大專自學考試。
談到珠三角農民工的工作待遇，祝強深吸了一口煙：「我接觸了許多大量僱傭農民工的企業老闆，從道義上，他們都想對員工好一些，但從實質上，他們又沒辦法對員工好一些。因為作為『世界的加工車間』，中國處於全球產業鏈的最末端，企業的利潤是很低的，其中有些企業就選擇了以犧牲工人利益為代價來參與國際競爭的道路。當然，也不排除有極個別的企業，就是以榨取工人血汗、獲得超高利潤為追求。」
我們的談話似乎很艱難，很壓抑，常常是我半天躊躇，不知道該問什麼，他半天沉思，不知道該說什麼。祝強說，他在深圳生活了七年，他覺得他已經不屬於四川南充農村老家，但他又對深圳沒有歸屬感，他在這個基本上由外地移民、由外地農民工組成的城市裡，常常感到一種深深的疏離感和冷漠感，談到原因，他又似乎尚未理清自己的思緒，往往是剛剛得出了什麼結論，隨後又否定了這個結論。
「我也說不清。」這是兩個多小時的談話過程中，祝強最常說的一句話。
2007年5月23日，也就是被美國學者確認為世界城市人口有史以來首次超過農村人口的那一天，我採訪了兩位中國學者：溫鐵軍和胡鞍鋼。但他們兩人對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評價大不相同：胡鞍鋼熱情肯定這一進程，希望它更快一些；溫鐵軍對這一進程充滿了深深的懷疑和擔憂，希望它更慢一些。
我們聽到了太多的關於加快中國城市化進程之益處的說法，所以，當我最初聽到溫鐵軍對中國城市化現狀的質疑時，我不得不承認，我的確感到有些震驚。
西方經典的教科書是如此區分兩種城市化的——
在人類歷史上，迅速的城市化發生過兩次：第一次發生在19世紀的歐美國家，工業化進程導致了礦業中心和製造業中心出現對勞動力的巨大需求，其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一些發展中國家，農村人口外流和人口高增長率兩大趨勢導致了許多城市的失控擴張，其城市化不過是人口移動的結果，而不是經濟發展的結果。
那麼，中國近30年的城市化進程屬於哪種類型呢？
許多中國學者認為，作為當代的「世界工廠」，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肯定屬於經濟發展的結果。但溫鐵軍給我的答案，卻似乎並不那麼肯定。
比起農民工出身的祝強，作為學者，溫鐵軍的思路要清晰得多，觀點也明確得多，但我們之間的談話卻並不因此而顯得更輕鬆。我甚至感到，我們之間的問答，存在著某種緊張，他對我的來訪，存在著某種懷疑、某種敵意。或者更確切地說，他是對目前在中國學術界、乃至國際學術界佔主流的觀點存在著某種懷疑、某種敵意。
溫鐵軍是中國國內研究三農問題的最著名的學者之一，他曾經在中國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過多年，參與過許多重大政策的討論和決策。如今，他是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教授兼博士生導師。那天上午，我給打電話約他見面時，他正在收拾文件和行裝，打算下午乘飛機去外地講學，但他還是接受了我的採訪要求：「這樣吧，你現在過來，但我只能給你半個小時，半小時後，我還有一堂課，課後我馬上要去機場。」
當我趕到他的辦公室時，他正守著電腦，噼里啪啦地打字。他除了點頭示意我坐在遠處的沙發上之外，並沒有握手，也沒有問候，而是繼續著他的打字。就這樣，大約10分鐘，我們之間只有格外清晰的鍵盤打字聲。最後，他終於坐到了我的對面，他看了看腕上的手錶，簡潔地說：「我們只有半個小時。那你說吧。」
我開始提問，他也開始回答。使我驚訝的是，他竟能在收拾文件和上課之間的短短半個小時之內迅速進入角色，滔滔不絕，基本上把我所有的提問回答得有條有理、有頭有尾。
不愧是經常講學、講課的人——我這樣想道。但我也能隱隱約約地感覺出他流暢的答問之中蘊含的情緒：一種淡淡、卻揮之不去的情緒，一種憂憤、卻無可奈何的情緒，儘管我不得不承認，他對中國城市化問題、農民工問題了如指掌，他的論證、他的表述也非常具有穿透性。
20多年前，溫鐵軍曾經是最早主張開通城鄉、打破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那一批中青年「奏摺派」學者中的一員，但20多年後，他卻在各種各樣的場合大聲呼籲：中國不應落入許多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過快、貧民窟叢生的「現代化陷阱」。
為什麼會有如此重大的轉變呢？溫鐵軍的回答似乎帶著某種滄桑感：「20多年的發展，應該說一代人已經過去，20多年的經驗教訓已經足夠了，今天我們必須冷靜地對加快城市化作出反思，不能再像20多年前那樣盲目，那個時候我們30多歲，可能還比較激進。」
但更重要的，是這20多年中他獨特的治學道路和豐富的國外考察經歷。「我曾經跑過四十多個國家，而且重點是跑發展中國家，」溫鐵軍以低沉的語調，操著略帶京腔的普通話說，「我是中國國內比較早地去發展中國家的大型貧民窟考察的人，所以最近這幾年我才在有關政策層面的討論中不斷地呼籲：所有人口超過一個億的大型發展中國家，沒有一個國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都製造了大型的貧民窟，而貧民窟是社會*的根源，是黃、賭、毒泛濫的地方，是黑社會控制的地方，是正規的警治、正規的法治社會不能建立的地方，因此中國必須警覺，我們不能走其它發展中國家靠大型貧民窟來加快城市化的道路。」
雖然在這半個小時的訪談中，溫鐵軍不乏對中國學術界佔主流的「激進年輕人」的譏諷之詞，但如果因此把溫鐵軍歸類為傳統的*主義派學者或當代出現的所謂「新左派」，也並不公平。中國學術界內一個較為公允的說法是，溫鐵軍是介於「自由派」和「新左派」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