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記不清那條街道的名字了。
這條不長的小街，坐落於中國深圳市福田區一座「城中村」附近。那是一個炎熱的初夏正午，七、八個為沿街五金店打零工的農民工，把幾個擺放在人行道上、尚未刷上油漆的貨架當作疊架床，分層躺在其中午休；五金店對面的建築工地也暫時停工，許多農民模樣的建築工人橫七豎八地躺在臨時工棚里午睡。整個小街上，似乎只有一個人睜著眼：他是深圳市無數拾荒者之一，在靠近建築工地的人行道上，他坐在自帶的小馬紮上，正在翻閱收破爛收來的一本舊雜誌。
「你收舊報紙嗎？」我走上去，與他搭訕。
「收。舊報紙、舊雜誌、舊書，什麼都收。」他顯然把我當成了一位普通的主顧，「舊傢具、舊電器也成。」
他遞給我另外一個馬扎，「坐吧。這是我老婆用的，但她現在到對面五金店收廢品去了，一時回不來。」
既然他把我當成賣主，我也沒必要說破我的真實身份。我假裝真的對拋售舊貨感興趣，詳細詢問了各類廢品的售價。
漸漸地，我們熟了起來，開始聊起與售價無關的家常來。
他告訴我，他叫范青（化名——作者注），四十多歲，來自安徽阜陽農村。老范說，深圳有很多來自安徽阜陽的拾荒者。他還說，他們拾荒行業內有句「行話」：「刨不如撿，撿不如運，運不如換，換不如收。」老范就是一位「最高層次」的拾荒者：他專收廢品，他與妻子輪流分工，「我上門收購時，我老婆就坐在這裡，等人問價；我老婆上門時，我就在這裡坐等。」當然，他們夫妻會經常變換「上門」和「坐等」的地點。
老范沒上過幾年學，但一直喜歡看書，即使從事拾荒，也經常翻閱收購來的舊報刊，所以也算知多識廣。他離開農村老家、出外打工，已有十多年歷史，最初，他就像附近工棚中午休的那些農民工，在不同城市的建築工地之間奔忙：他曾為浙江溫州私營企業家興建的廠房和私宅搭過磚，也曾為海南房產泡沫中上馬的「爛尾樓」砌過瓦；他也嘗試過像溫州人那樣，做做小本生意，但「虧得一塌糊塗」，以至於使他得出一個結論：「做生意，不是我們安徽人幹得了的。」當我以史上的「徽商」為例質疑他的結論時，老范尷尬地改口說：「做生意，不是我們阜陽人幹得了的。」
最後，隨著年齡的增大，老范感到自己「既不能靠智力吃飯，也不能再靠體力吃飯」，只好來到了這個「相對不那麼歧視安徽人」的深圳市，與妻子一起，靠收購廢品維生。
「這麼說，你們已經把深圳當作你們的第二個家了？」我忍不住問他。
「哪裡，哪裡，深圳就是個旅店。我們只有一個家，那就是阜陽農村老家。」老范笑了，但笑容中帶著一絲苦澀，「我們沒有深圳戶口。就是有戶口，我們也不屬於這裡。我們不過是一對兒收破爛的老夫老妻，城裡人看不起我們，我們也瞧不上他們。」
據老范說，自從改行干起收購廢品這一行當，他們夫妻倆就像一對兒「候鳥」，每隔一段時間就回一趟安徽農村老家：「我們家裡還承包著土地，播種和收割時，我們就趕回老家。種子播下後，我們就進城打工，也沒有托給親戚鄰居照管，因為村裡大部分人都出外打工去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管不了。我們現在是完全靠天吃飯：如果風調雨順，我們就趕回去收割莊稼，如果逢旱遇澇，顆粒不收，我們也不怕，反正我們也不指望種田糊口。」
「如果你們不出來，完全靠在老家種田，能活下去嗎？」我問。
「也能活下去。」老范停頓了一下，「說心裡話，我們並不想出來打工，辛苦不說，還受人歧視。如今上面取消了農業稅，種田的收入其實也不太差。但我們全村，不老不少的人，全出來了，如果你還守著家種田，是要被人笑話的。」
一陣哨聲傳來，工棚中午休的建築工們漸次起身，揉揉眼，重新開工了，而對面五金店僱傭的木工們，則早已離開臨時疊架床，重新操起鋸、刨幹活了。
我突然覺得，老范剛才說的那番話，似乎道出了他們夫婦自己、那些建築工和那些木工背井離鄉來到這個遙遠、陌生、不甚友好的城市打工的深層原因。
看來，推動著中國城市化的無形之手不止一隻。除了農村人多地少、收入微薄這隻推力之手和城市收入更高、機會更多這隻拉力之手之外，似乎還有一隻頗具中國特色的「臉面文化」之手：本村的鄰居、朋友、親屬們都進城打工去了，只有你還守在家裡，只有你還在土裡刨食，那你在別人眼裡，就太沒本事了、太沒出息了、太沒臉面了。時至今日，人不僅要為自己而活著，同時也要為他人的看法而活著。
其實，中國農民踏出離土又離鄉的第一步，並非城裡人所想像的那麼輕鬆、那麼容易。根據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劍雄的說法，歷史上，中國農民除非迫不得已，否則是不願意離開故土的。
「農業文明造就了中國人安土重遷的習慣，對中國農民來說，只要土地能夠滿足他的要求，他就不會遷移的。但是，在非常態情況下，特別是碰到天災人禍的情況下，中國農民也會被迫遷徙。」曾經主編過《中國移民史》的葛教授在位於上海近郊的家裡接待了我。他還分析了通常滿足於「老婆孩子熱炕頭」的中國農民被迫移民的另外一種壓力：「另外，即使在常態的情況下，也有一個情況：在人口稠密的地區，由於人口增加，土地滿足不了人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也有人口遷移現象。」
但研究當代中國農民工現象的學者發現，如今輸出農民工最多的幾個省份，其實多數位於中國中部，而非最貧窮的西部。因為相對於沿海地區，中部地區仍屬落後，所以沿海大城市有吸引力；相對於西部地區，中部地區還不算太窮、太偏僻，所以有進城找工作所需的足夠信息、足夠關係和足夠路費。
這個現象有點兒像偷渡海外的中國非法移民現象：偷渡客最多的省份不是中國最貧窮的省份，而是相對富裕的廣東省和福建省。
「中國的流動人口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富裕地區出來的，是經商的，中等地區出來的，是打工的，落後地區的人則不流動出來，因為落後地區的人可能連路費都沒有。」中國著名民意調查公司——零點調查公司的董事長袁岳對我說，「有些農民工出來，什麼技能也沒有，什麼關係也沒有，身上只帶了500塊錢，這也許是他一輩子的本錢，如果他能在城市裡找到工作，這500塊錢可能很快就賺回來了，但如果找不到工作，路費也用光了，那他一輩子的本錢也就這樣耗光了。這也是中國流動人口的一個特點：有的貧困地區，如果貧困到了連路費都沒有的話，他就不出來了。例如，西南、西北貧困地區出來打工的人就很少，如貴州、廣西，打工的人就少，山西的情況是：有煤的地方很富，沒煤的地方就很窮，所以山西出來打工的農民就不多。」
零點調查公司曾經從事過多次有關農民工的大型調查。在位於北京朝陽區佳程廣場的公司總部中，袁岳這樣向我介紹他們調查中的一個發現：「從全國來看，出外打工者最多的省份是四川、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不僅與這些省份的經濟狀況有關，而且也與這些省份居民的流動愛好有關。」
拾荒者老范來自安徽。安徽阜陽籍的拾荒者不僅遍布珠江三角洲，也散落在中國許多大中城市之中。袁岳和他的同事們也發現了農民工的來源地與他們所從事的職業之間的有趣聯繫：「北京的木材生意，基本上是福建人做，鮮花生意，主要是湖南人做，小商品生意，基本上是浙江人做，小商品中的眼鏡、童裝，基本上是浙江瑞安人的，普通服裝，基本是浙江樂清、永嘉人的，低壓電器，是浙江樂清人的。山東人出來，主要是做蔬菜販運的，北京市場上的蔬菜，85%來自山東，而山東壽光縣一個縣的蔬菜，就佔了80%，壽光人中，一部分人做長途販運，一部分人做批發，還有一部分人做大的零售戶。」
袁岳也沒忘了談到北京的安徽民工：「北京擺攤的小菜販中，安徽人比較多，安徽人大部分做的都是比較末端的生意，比如水電工、家庭中的低端裝修工。因為家庭裝修，安徽人接不了大單子，只能接小單子，而家庭中的高級裝修工，通常是江蘇南通人做的比較多。」
那麼，老范的「安徽人不適合做生意」的觀點是否得到了證實呢？
我採訪過的專家大多數認為，某些地域的農民工相對集中地從事某類職業，這個現象也許更多地與農民工進城找工作主要靠親友、老鄉介紹的特點有關，與中國人獨特的「地域文化」或「圈子文化」有關，而與「某某地方的人天生不適合做某某事」關係不大。
然而，儘管中國城市的生活水平遠遠高於農村，儘管進城農民在城裡經商、務工、甚至撿破爛的收入都會超過在家務農，但他們在城裡的工作條件和所受到的待遇，卻並不一定好過農村老家，他們因此付出的代價，也是他們原先難以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