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問那麼多幹什麼？」坐在我身旁的一位農村人模樣的小夥子不信任地看了我一眼，然後繼續用湖南話與同伴聊天。
2007年5月上旬，一個潮熱的下午，我坐在中國廣東東莞市鳳崗鎮沙嶺長途汽車站的候車椅上。不是等車，而是剛下車，因為我被下車後看到的紛亂景象淹沒了，所以先坐下來歇歇，試圖在視覺洪水的浪峰之間浮出頭來，喘喘氣。
一輛接一輛的大巴、中巴、小巴，不斷地吞吐著操各種方言的青年男女，這些長途汽車不僅來自東莞市的數十個鎮，也來自中國內地的許多省份；車站對面的「鳳崗勞務大市場」建築物上，掛滿了五顏六色的廣告牌子，似乎為這些長途車的運行路線作著某種註腳：「鳳崗＝南陽：每天一班，上午10點發車」、「貴州省畢節專線」、「沙嶺車站——湖南邵東、邵陽市、龍溪鋪、冷水江、新化」……
來鳳崗鎮之前，一位東莞東城區的朋友告訴我，剛來東莞打工的，多為涉世不深的鄉村青年男女，他們離家前最常聽到的親友叮囑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說話。」
何況對方又是一位像我這樣的來歷和動機均很可疑的陌生中年男人。
我換了一條椅子，試圖與另一位獨處的青年女子搭訕：「你從哪裡來？」
「我就是東莞人。」同樣懷疑的目光，上下打量著我，但她的安徽口音「露了餡兒」：她不是本地人。
不過，她說的也不全錯。行前，我的那位朋友說，東莞目前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加起來，肯定超過一千萬，但外來打工的農民工是東莞本地人的七、八倍，現在東莞市政府對雙方有一個新的稱呼：東莞本地人是「老莞人」，外來打工者是「新莞人」。那位朋友告訴我，如果你碰到有人操外地口音、但自稱「東莞人」，你就基本上可以斷定：此人已經在東莞打工多年。
如果說珠三角是中國城市化的縮影，那廣東東莞諸鎮就是中國人口大流動、大融合的縮影，鳳崗鎮也不例外。
我走出車站，迎面撲來的，除了一大堆「摩的」司機（開摩托車的計程車司機）之外，還有繽紛雜亂的店鋪招牌：「廣西士多飯店」、「河南老鄉餐廳」、「鳳陽鋼絲」、「湖南特色，寶輪物流」……就像美國紐約可以自稱為地球的「國際城」一樣，鳳崗似乎也可以自稱為中國的「省際鎮」，因為鳳崗街面上的這些店鋪在亮出自己的省籍時不僅毫不忌諱，甚至還有點兒自傲、招搖。
那位朋友知道我要去鳳崗鎮，有些不以為然：「鳳崗在東莞還不算最熱鬧的鎮，外資企業也不是最集中，如果你想看看電子廠最集中的鎮，就要去石碣、清溪；如果你想跑跑車衣廠最集中的鎮，就應該去厚街、虎門。」
但我要去鳳崗鎮見一個人：《南方都市報》記者袁小兵推薦的「打工仔」。我比預約時間提前兩個小時趕到了鳳崗鎮，就是為了看看這個「在東莞還不算最熱鬧的鎮」。
離開汽車站，左轉，是一條無精打采、顏色污濁、蜿蜒穿越工業垃圾的小河，跨過塵土飛揚的橋樑，再左拐，便是密集的工廠區了。右手第一家，是一個院落不大、但圍著鐵絲網的工廠，大門上漆著字型大小很大的繁體中文和英文的廠名，旁邊還有兩行豎寫的小字：「上班時間，謝絕探訪」；大門套小門，大門關著，小門開著，小門上貼著一張招工告示，其中諸如「出糧準時」這類典型的港式語言顯示：這可能是一家港資企業。
不久，一位踩著自行車的年輕男子悄悄地站在了我的身旁，像我一樣，仔細琢磨起這份招工告示來。
「你也在找工作？」我遞給他一支香煙。
「是啊！」他露出了煙黃的牙齒，有些局促地接過我的香煙，但他眼中的懷疑和困惑告訴我：他不相信我是他的同類。
「剛來東莞？」遺憾的是，我只會說沒有口音、毫無特色的普通話。
「我以前在這裡做過。農忙，回了一趟四川農村老家，剛回來，重新找工。」他湊近我的打火機，點著煙，深吸了一口。此時，他眼中的懷疑淡了，他的話也多了起來，但他眼中的困惑，卻始終沒有隨著他不斷吐出的煙圈而飄走。
我理解他為什麼感到困惑：不管是在各類工廠門口招工告示之前徘徊的人，還是在「鳳崗勞務大市場」出入的人，都是20歲上下的農村人模樣的年輕人。後來，我索性放棄了裝扮成找工者的努力，直接表白了自己的記者身份，反而因此消除了攀談對象眼中的懷疑和困惑。在隨後一個多小時的等人時間內，我就是以這種開誠布公的新方式，又與幾位來自湖南、湖北、江西、雲南的找工者聊了起來。
鳳崗鎮大概可以自稱為中國的「省際鎮」
不過，儘管他們眼中的困惑消失了，但我心中的困惑卻隨著攀談者人數的增多而濃重起來：究竟是什麼力量，促使這些年輕的農村孩子從中國的四面八方湧入這個熱鬧但骯髒的南方小鎮，自願地投身於這些圍著有形或無形鐵絲網的工廠？
遺憾的是，大多數找工者行色匆匆，我只能與他們泛泛而談，難以深聊。就在我試圖向一位談得還算投機的雲南鄉村青年提及這個問題時，我的手機響了……
「你在哪裡？」我環顧四周，對著手機喊道。
「我看到你了。」遠處一輛「摩的」向我駛來，后座一位穿著工作服的男子，一手拿著手機，一手高高地向我揮舞著。
他就是吳勝發，《南方都市報》記者袁小兵推薦我採訪的一位「打工仔」。行前，袁小兵向我介紹說，吳勝發來自江西余干縣的一個貧窮山村，因家貧讀不起書，所以只讀到初中畢業就出外打工了，但他來到東莞後，從出賣體力的底層工人干起，踏踏實實，勤奮好學，如今已經混到了工程師和中層管理者的地位。「應該說，吳勝發是農民工中的成功者。」袁小兵最後補充了一句。
袁小兵與吳勝發是江西老鄉，袁小兵曾寫過一篇題為《異鄉的機器，模糊了家鄉的蟲鳴》的報道，就是專門寫吳勝發夫婦的。來鳳崗鎮之前，我也在網上詳細讀了這篇報道。
吳勝發從摩托車上跳下來，與我握手、問好。他中等個頭，瘦瘦的，雖然袁小兵說他年齡已經三十歲出頭，但他笑起來，很樸實，甚至還有些拘謹，仍像剛從農村走出來的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與我剛剛攀談的幾位找工者似乎沒有太大不同，倒是與我想像中的「成功者」大相徑庭。
「沒吃晚飯吧？我請你吃飯。」寒暄之後，他對我說。
「哪能讓你請，還是我請你吧。」
爭搶一番，他讓了步。我們坐在另外一輛「摩的」的后座上，穿越傍晚時分鳳崗鎮那潮熱、喧囂的大街小巷，來到了一家東北菜館。
等待飯菜上桌時，我才發現，他的笑容很有「欺騙性」——他其實很愛說話。他不斷問我英國的情況，彷彿我是被採訪者：他問了英國的住房、問了英國的醫療、問了英國人的收入、甚至問了當時中國電視報道的英國首相易人的新聞……他的問題那麼多，以至於我無法「翻身」，找不到反問的機會。我心不在焉地回答著他的問題，腦子裡卻始終纏繞著一個問題：難道當時把吳勝發從熟悉的山鄉吸引到陌生的工廠的牽引力，就是促使他不停向我提問的那種對外界的好奇心？
離開那家東北菜館，吳勝發邀請我到他家坐坐。在漫長的夜車路途中，我終於找到了「翻身」反問的機會。
不過，我發現，談到自己時，吳勝發不像詢問英國風土人情時那麼興奮，一路上，他的神色和言語似乎一直沒有「飛揚」過。
吳勝發自己的小家在東莞市寮步鎮，離他的工作地點鳳崗鎮有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因為距離遙遠，也因為經常加班，他每周僅僅與妻子和七歲的兒子共同渡過一個短暫的周末，其餘時間只好住在工廠的集體宿舍里。
「為什麼不在東莞城區找一份工作？或者讓你妻子來鳳崗鎮工作？」我反問。
「不容易啊，我們倆都很難找到收入、職位類似的工作。」車上光線很暗，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能從他的語調中感覺出他此刻眉頭緊鎖。
「普工容易找，但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收入不過一千來塊錢。」沉默了一會兒，他又補充說。
「普工」是「普通工人」的簡稱，沒技術，也沒「錢」途。而吳勝發現在是鳳崗鎮一家五金廠的工程師，月薪3500元，妻子則是東城區一家電話機廠的高級技術員，在東莞打工的數百萬「農民工」中，能混到這一步的夫婦，實屬鳳毛麟角，但代價就是「一家兩地」。
當然，12年離鄉打工的代價遠遠不限於兩地分居。吳勝發夫婦是1995年前後分別來到東莞打工的，那時恰好是中國城市化進程加速的年代。
儘管吳勝發在東莞生活了十多年，但他對這個由農村演變而成的城市和舉世聞名的「世界加工基地」仍然沒有歸屬感。
「你問的是什麼？什麼『感』？『歸屬感』？」此時，我們乘坐的公交車正在穿越另一個燈火妖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