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從小在城市裡長大，但我的一生都與中國農村有著某種牽連，與中國農民有著某種瓜葛。
我父親來自中國山東膠東農村。他雖然小學沒有畢業就去縣城一家雜貨鋪打工，他雖然19歲就棄工從戎，他雖然一輩子是個軍人，但他骨子裡還是個農民。從我記事時起，我就知道，父親唯一的業餘愛好就是種地，工作之餘，他在自家後院開拓了一塊兒地，種瓜種菜，其樂無窮。後來離休，他索性成了「專業農民」：全天候種地，一直種到前些年干不動活為止。
父親與土地的關係還不僅如此。他經常回農村老家探親，並且帶著我們兄弟幾個人回去：用當時流行的話說，那是「憶苦思甜」，用現在流行的話說，那是「尋根」。我們老家確實很貧苦，爺爺、奶奶去世早，老家只剩姑姑、姑父一家人，姑姑生了14個孩子，但死了7個，只有一半活了下來。我童年和少年的回憶，自然少不了與姑姑姑父盤腿坐在農村土炕上吃海蠣子、與表兄表弟在海邊釣魚這類快活之事，但更多的則是聽姑姑哭訴喪子喪女之痛、聽姑父嘆氣沒錢給結婚的兒子蓋房、聽表姐埋怨婆家待其不公這類傷心之事。
後來，我知道，老家清末民初鬧災荒，有很多人「闖關東」，後來定居在東北。他們的後代中，有不少人成了哈爾濱、瀋陽、大連等東北城市的「城裡人」。我回老家時，常常會看到這些東北「城裡人」跟著父母或祖父母，提著大包小裹，坐著長途汽車，回膠東老家尋根探親，一旦來到鄉下，他們特別受到那些仍在老家務農的鄉里鄉親們的尊崇和款待。
我沒有趕上當時的「上山下鄉」，但小學時，我們經常被學校組織集體去農村，幫助農民撿麥穗；中學時，我們除了每年夏收幫助農民割麥子之外，還曾全班一起去農村生活、勞動了一個多月，我們被分別安排在農民家裡吃住，白天則跟農民一起干農活，美其名曰「學農」。那時，人民公社制度還沒有廢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農村生活的艱苦、農民對集體經濟的漠不關心、以及年輕一代渴望離開農村的夢想。
中學畢業後，我當了三年兵。我的戰友絕大多數都是農村兵。我與他們同吃同住同訓練同被領導抓公差，我熟悉他們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就像熟悉他們的呼吸哈欠呼嚕飽嗝。在那個年代，雖然中國已經恢複了高考，但農家子弟能夠考上大學的仍屬鳳毛麟角，當兵大概是他們跳出農門的唯一可行之路。這些農家子弟兵最大的夢想，就是在部隊提干，順著軍官的階梯上往上爬；即使無法提干，也要爭取入黨，這樣他們也許能夠在複員後被安排進入城鎮工礦企業內就業，轉為非農戶口；如果既無法提干，又未能入黨，他們就只能重返農村務農，那他們在部隊的這一圈就算白轉了。我清楚地記得，有一位剛入伍的農村兵，為了爭取早晨第一個搶到掃地的掃帚，為了給班長留下好印象，在起床號吹響前十分鐘就提前起床，悄悄地穿好軍裝，再躺進被窩裡，起床號一響，便馬上箭一般地竄起，直奔放置掃帚的牆角……
李明（化名）是我當兵時最要好的戰友，來自河南農村。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時，李明父親趕上了少有的城市企業去農村招工的機會，成了洛陽一家工廠的工人，但父親無力使老婆孩子都轉為城市戶口，所以他們家兄弟姐妹幾個只能在農村老家務農。李明在家中是老小，當兵後最大的願望就是入黨、提干，永遠離開農村。他聰明能幹，在報務員教導隊集訓時每次考核都是第一名，集訓結束前，他又被評為唯一的「優秀學員」，那時他對自己在部隊里入黨、提乾的前景非常自信。
集訓結束後，我們被分到不同的部隊，但我們一直保持著通信聯繫。李明表現非常突出，不論是發報還是收報，他一直都是技術標兵。誰知，就在我們集訓結束一年之後，中國軍隊發生了一項重大變化：不再從普通戰士中提拔軍官，而從軍校中培養軍官，軍校則與地方普通院校一樣，面向社會招生，通過文化考試錄取學員。這樣，那些本來就升學無望的農家子弟，試圖通過當兵跳出農門的路也被堵住了。失望之極，李明決定複員。我至今仍然記得當時李明給我的來信中所流露的那種灰色的情緒。
那時中國的企業還時興「頂替制度」。李明複員後，他父親不想讓家中最後一個孩子也困守土地，所以決定提前退休，讓兒子進廠「頂替」。這樣，李明父親以自己提前回鄉作為代價，讓小兒子實現了進城當工人、戶口農轉非的夢想。
1980年，我也複員，並在同年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學。我最要好的大學同學中，也包括幾個來自農村的學生，他們學習最刻苦，待人最誠懇，成績也最優異。但也有一個人例外。他叫趙啟祥（化名），來自安徽農村。小趙性格孤僻，很少和人打交道，大學期間，我對他最深的印象就是，每次上課，他都躲在一個角落睡覺，雖然考試科科都及格，但成績平平。最有趣的是，考試前的複習課，老師特意強調不記考勤，學生可來可不來，但每次小趙都來，但依然躲在角落睡覺。同學們戲謔地說，小趙需要老師那種催眠式的講課聲，才能睡得著覺。
他上課睡覺時，偶爾會發出淺淺的呼嚕聲，坐在他附近的同學可能會相互會心一笑，但不會報告老師。但有一次，他的鼾聲可能過響，終於被老師聽到，老師走到他面前，喊了他幾聲，他才醒了過來，在同學的一片笑聲中，他揉了揉眼，彷彿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此後，他上課時依然故我，繼續躲在教室角落睡覺，但大概因為明顯改善了睡覺時的呼吸方式吧，從此我們再也沒有聽到過他的鼾聲。
後來，我們發現，小趙絕對不是那種混日子的人。他白天上課時睡覺，但他晚上一宿不睡，自修更高深的課程，自讀許多課外書，更重要的是，苦修英文。畢業時，別人都忙著活動管分配的輔導員，力爭分到一份好工作，但他卻憑著夜晚自修的專業課知識和英語能力，考上了北京一所名校的碩士研究生，拿到碩士學位後不久，他又以很好的專業成績和很高的托福分數，被加拿大一所著名法學院的研究生院錄取，並賦予全額獎學金。
小趙是我們同學中第一個考取研究生、第一個出國留學、並第一個在海外定居的人。後來我們同學聚會時談起他，有人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小趙是我們班裡最有野心、最有遠見、但也最會偽裝的人，他的野心和遠見都偽裝在白天上課時偶爾發出的呼嚕聲中了……
八十年代中期，當我在北京《中國青年報》工作時，正好趕上中國農村改革不斷出新、城市改革卻舉步維艱的時刻，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鄉下人比城裡人富、農民比市民「牛」的時期。
就在那個奇特的「城鄉倒掛」期，有一次，一個地地道道的山東農民，因經營魚蝦養殖業賺了錢，受到當地政府無理刁難，一氣之下，開著自家的麵包車，從山東膠東的牟平縣，一直開到北京告狀，他的舉動打動了諸多中央級傳媒的記者，於是，一批京城記者，其中也包括我，坐著這位山東農民的麵包車，又浩浩蕩蕩地開回了山東牟平。
我還記得，我們在山東牟平採訪時，為當地農民的富裕、自信、牛氣深深震撼，我根本不敢相信，這就是我兒時見過的貧窮衰敗的膠東老家！這位與地方政府打官司的農民，僅僅靠養殖業和副業，就蓋了在我們這些京城記者看來屬於「富麗堂皇級」的小樓，買了當時城裡人根本不敢想像的數輛汽車，更令人吃驚的是，他的富裕程度，在當時膠東那一帶的農村中，根本排不上號，因為真正富裕的，還要數那些經營鄉鎮企業的農民企業家。
可惜的是，好景不長，中國歷史上出現的這一罕見的「城鄉倒掛」期，比當時媒體上吵得紛紛揚揚的「腦體倒掛」期還要短暫。至於中國農民為何由相對富裕轉為相對貧窮、鄉鎮企業為何由相對繁榮轉為相對衰落，海內外已經有大量的分析，不需要我再贅述。
大概始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興起了當時被官方稱為「盲流」的民工潮。本書便是描述和解讀中國民工潮及其帶動的城市化進程的一種嘗試。
這場被後來的學者稱為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人口遷徙潮，是追求更好生活的中國農民自下而上推動起來的，它使中國的城市人口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凈增四億。但究其實，它不過是中國北方農民「走西口」、「闖關東」、中國南方農民「下南洋」、「漂美洲」的延續，是我的戰友李明、我的同學趙啟祥以及千千萬萬像他們那樣的農民子弟夢想和拼搏的延續。
20年前，我從事新聞工作一年後，曾有一次機會去洛陽採訪，我專門去拜訪了老戰友李明。那時，李明仍然在他父親曾經工作過的工廠工作，在保衛科做一個普通的科員；那時，他剛在洛陽結了婚，成了家，廠里給這對兒新婚夫婦在工廠宿舍樓中分了一間房，房間面積雖然不大，但他很滿足：他告訴我說，我們當時在教導隊一塊兒集訓的戰友，因為趕上中國軍隊幹部培養制度改革而無法直接提干，絕大部分人都複員回鄉務農了，像他這樣能夠進工廠的農村複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