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任志強是一個敏感的活兒。
在當前的中國社會，開發商的名聲並不好，任志強則是開發商的典型代表，被網友評為「第三該打」的人。所以，為任志強說話是有違公眾意志的。
寫任志強也是一個危險的活兒。
任志強自己讀書無數，對自己觀的點論證非常嚴密，極力捍衛自己的觀點。筆者才疏學淺，用任志強的話說，「記者都是不讀書不看報的」（所幸當時筆者並不在現場，但總免不了有些兔死狐悲）。搞錯了任志強的觀點，少不得挨任志強的批，還是任志強長長的專業批評。另外，任志強「仇家」頗多，其中高人無數，一旦對其評論不慎、不對，一定會遭遇猛烈「拍磚」。
而筆者之所以寫這本書，是認為任志強確實很值得寫。論企業，如今的華遠集團，在中國房地產業界完全不值一提，毫無影響力；論個人身價，儘管1997年任志強的700萬年薪曾引起轟動，但如今這樣的年薪並不足以成為焦點，那為什麼任志強還這麼有影響力？
寫任志強也是一個很有價值、有挑戰的活兒。
這在於任志強的思想。任志強有「地產總理」之稱。被稱為一個行業的總理，全國唯任志強一人！所以，無論是批評還是支持任志強，首先得了解他的觀點。而且，任志強也是一個象徵，這十年來中國房地產每一次大的變化都有著任志強的聲音，從未缺席，解讀任志強，也是解讀這十年來的中國房地產業。
這也是我不揣淺薄，依然惴惴不安地寫這本書的緣由。
20世紀的中國有過很多爭論，最重要的莫過於「問題與主義」之爭。胡適提出「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遭到了反對，並掀起了一場重大的討論。到了今天，我們似乎依然能看到當時大討論的影響。
20世紀30年代末期，胡適和魯迅也曾經有過一場爭論，是關於監獄的。1933年初，時任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負責人的宋慶齡，將一封反映北平監獄種種駭人聽聞酷刑的信件在報刊上公開刊登，該信對北平陸軍反省院虐待政治犯的事敘述尤詳。隨後，胡適致信《燕京新聞》說，他曾同楊杏佛、成舍我訪問過北平監獄，「他們當中沒有人提到上述呼籲書所描繪的那些駭人聽聞的酷刑」。他抱著認真的態度指出了匿名信中的幾個疑點，論點頗有說服力。
顯然，胡適遭到了嚴厲的批評，其中就有魯迅的批評。
可是，回過頭看，拋卻政治的視角，以平常心去看這場爭論，我們可以反問，難道胡適是在睜眼說瞎話、撒謊？還是魯迅等人說得有錯？
先讓我們去還原當時他們的思維。
胡適向來是主張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對證據要求極嚴，絕不說假話。所以，胡適稟持的是「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的態度，用事實說話，力求實證。
而反對胡亂一派，尤其是極「左」派，先入為主地認為中國監獄裡的拷打，是常有的事。他們的邏輯是，中國的監獄裡普遍存在拷打，自然這個北平監獄也是如此，沒有特例；所以，他們不需要親自去看，自然就可以得出結論。這連魯迅也未能倖免，於是他寫了《光明所到……》一文，對胡適進行了諷刺，說「中國監獄裡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以此來否認胡適從事實中得出來的結論。
極「左」派的這種邏輯思維方式，簡單但很有用，自然，也能獲得支持。就如同「文化大革命」時說，父親反革命，自然兒子也是反革命的道理一樣，沒有例外。
顯然，這種思維方式並不為胡適所認可，正如胡適說：「我憎恨殘暴，但我也憎恨虛妄。」今天看來，孰是孰非，並沒有太大的爭議。
另一場爭論也非常有意思，在20世紀90年代，兩個重量級人物之間的一場爭論引起了廣泛討論，即著名經濟學家樊綱和著名小說家梁曉聲一場關於「道德」的爭論，後來演變為經濟學家要不要講道德的爭論，兩人在各自的領域與對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正如樊綱說：「但我想我與梁先生的差別恐怕首先是職業上的差別。」
樊綱說，經濟學作為一門實證科學，在它的分析過程中，假定各人不同的偏好是「事先給定的」、「已知的」。原則上，經濟學家就其職業本身來說，可以為希特勒服務（第三帝國有從職業標準上說很合格的經濟學家，雖然我們作為個人不能從人格上、道義上認為他「好」），也可以為丘吉爾服務；可以為黑幫服務，也可以為政府服務。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學就其學科、就其職業來說是「道德中性」的，經濟學家是「不講道德」的。
隨後，樊綱接著說：「經濟學家只從一個角度談『道德』、談『價值觀』，那就是分析不同的道德觀、不同的偏好體系會對經濟行為有哪些影響，要求社會經濟制度做怎樣的改進，道德觀、價值觀變化的經濟原因，以及道德觀、價值觀的變化對經濟發展、社會經濟關係的變化所產生的各種影響。」
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這些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伍立楊在支持梁曉聲的一篇文章《該閉嘴的不是梁曉聲》中說：「依我的淺見，經濟問題不可能赤條條空無依傍而獨立存在，說到底，經濟與政治、社會，是一而二、二而一，三位一體的東西。試問該青年，是社會的實際情狀重要，還是經濟教科書理念重要？須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結果，病根還是除不去的。梁氏議論、指斥或有未妥未周之處，或有過激之點，自當不免，然其關注民間疾苦的一片冰心，也是熙攘混濁金權社會中之一線弱光，其批判社會失常及奸商之險惡，亦切中政經生活之要害。」這也是完全沒有錯的！
如今，以外人眼光來看，雙方都沒有錯，兩人的職業以及所學之間的差別極大，導致雙方的觀點天差地別。這兩人之間的差別完全是邏輯起點的差別，進而是觀點的差別。
上面所說的兩次爭論，如今再回頭看，其實很明了，已經似乎不是太大的問題。
而這兩種爭論似乎都可以從他人與任志強的爭論中體現出來。
第一種他人與任志強的爭論似乎可以說是「問題與主義」之爭。任志強要談問題，反對者和他談「主義」、談道德。在反對者看來，因為開發商都是黑心的、是奸商，奸商應該對高房價負責，任志強是開發商，所以，任志強也是黑心奸商一個。正是因為如此，很多批評任志強的人對他的第一個定語就是「第三個該打的人」，首先給他「定性」，同時給自己一個很高的道德制高點，然後再和他爭辯。甚至有批評任志強的人，要求任志強「做靈魂深處的反省」，這顯然超出了爭論的範疇。讓人依稀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子，令人不寒而慄！
顯然，這樣的爭論是值得商榷的。
再一種他人與任志強的爭論則屬上面第二種。個人專業素養、知識結構不一樣的人來討論問題，觀點自然會相差太遠。任志強是一個極為認真的人，相對來說是不說空話、假話的人，所以，每說必有根據。因此批評他的人，並不能拿出太多的證據、太多有說服力的論據出來，批評更多靠的是一種感覺。當然，謝國忠是一個例外，謝國忠也是有著專業研究背景、深厚學術素養的，但他和任志強的觀點截然不同。這就是典型的知識結構、分析方法的不一樣，導致結果、觀點的不一樣。如今看來，似乎是任志強對。但這只是暫時的，筆者始終認為，任志強和謝國忠誰對誰錯，依然未見分曉，需要等待時間的檢驗。
另外，從房地產專業的角度來說，任志強的很多觀點並沒有錯，而反對任志強者也沒有錯，反對者看到了中國房地產行業的諸多問題，並心此憂心忡忡。只是各自開的藥方不一樣，比如，對於窮人的住房問題，任志強認為政府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如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而反對者則認為開發商也要承擔更多。
這是兩者之間的一個重要差別，不能簡單地判斷誰對誰錯，它們之間沒有所謂的對錯之別。
顯然，任志強的很多觀點和判斷是對的，比如政府責任、購房要梯度消費，甚至關於房價等。任志強的很多觀點都是對的，也對中國房地產行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也是本書出版的原因和價值所在。
但也要說明的是，寫這本書並不是為任志強辯護。
首先，任志強也有過明顯的錯誤判斷。
比如迪拜房地產泡沫，他認為不會破裂，可是他的文章寫出來兩年之後，泡沫破裂了。所以，這也給了反對他觀點的人很好的攻擊點。也正因為如此，對於當前中國的高房價，任志強說中國房地產不會出現日本式泡沫，而且他說，對比中美房價，中國房地產沒有泡沫。對此筆者總是懷疑，這次任志強會不會再錯了？
其次，任志強自身也有矛盾之處。
在小產權房問題上，他堅持逆行法律，認為現行法律認定小產權房不合法，所以他無顧現實，猛批小產權房。但在其他很多問題上，比如囤地、「90/70」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