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錦廟會師後，南梁游擊隊和由晉西遊擊隊、陝北商販保運武裝改編的陝北游擊支隊，經過幾個月的休整和訓練，政治素質和軍事素質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公開地打出紅旗，創建工農紅軍的條件日益成熟。1932年1月，會師部隊在隴東正寧縣柴橋子正式合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2月，西北反帝同盟軍在正寧縣三嘉塬的細嘴子村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從此，鐮刀斧頭的紅旗，在陝甘邊界高高飄揚，西北紅軍正式誕生。西北紅軍部隊的誕生使陝甘邊革命鬥爭進入了土地革命的新階段，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在陝甘邊地區逐漸形成。
一、西北反帝同盟軍的組建
（一）西北反帝同盟軍的成立
早在1931年12月，南梁游擊隊和陝北游擊隊在慶陽新堡休整期間，中共陝西省委派榮子卿來部隊傳達了省委的指示：根據『九·一八』事件後全國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的形勢和西北地區革命形勢的變化，會師部隊應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南下陝西關中地區，創建平原根據地。當時的陝西省委受「左」傾思想的束縛，指責南梁林錦廟會師及部隊在隴東的活動是「單純的軍事投機」，①斷言南梁一帶「完全是荒山，幾年為土匪的騷擾，入口密度稀到極點，大革命的影響絲毫沒有，行動上完全沒有辦法。」④因此，他們要求部隊先向陝西三水（即今旬邑）、淳化，甘肅正寧一帶發展，然後，向陝西關中道移動，進軍西安附近的平原地區，建立所謂的城市蘇區。④受這種思想的限制，會師部隊不可能就地完成整頓和改編，並投入開創南梁根據地的鬥爭，這樣就使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的開創工作整整向後推遲了兩年時間。
1931年12月底，南梁游擊隊和陝北游擊支隊離開新堡、悅樂，按照陝西省委的指示，沿子午嶺西側南下，擊潰陳珪璋部兩個連的阻擊。1932年1月初，部隊到達正寧縣東北的柴橋子村駐紮。在這裡，謝子長主持召開了全體軍人大會。會上陝西省委代表榮子卿宣布「西北反帝同盟軍」正式成立，謝子長任同盟軍總指揮，劉志丹任副總指揮，楊仲遠任參謀長，同時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西北反帝同盟軍委員會，謝子長任書記，劉志丹、榮子卿任委員。西北反帝同盟軍下轄兩個支隊：第一支隊由原陝北游擊支隊改編，支隊長師儲傑，編為三個大隊和一個警衛隊：第一大隊（大隊長閻紅彥），第二大隊（大隊長楊鼎，副大隊長吳岱峰），第三大隊（大隊長雷恩鈞，副大隊長陳玉清），警衛隊（隊長白錫林）；第二支隊，由原南粱游擊隊改編，支隊長劉志丹，參謀長朱理凱，軍需馬錫五，亦編為三個大隊和一個警衛隊：第一大隊（大隊長趙連璧，副大隊長劉景范），第二大隊（大隊長楊培盛，副大隊長白冠五），第三大隊（大隊長賈生財，副大隊長谷聚山），警衛隊（隊長劉丕傑）。兩個支隊共約700餘人。在兩個支隊中都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黨支部，以保證黨對部隊的絕對領導。
成立大會上，舉行了授旗儀式，由中共旬邑縣特支書記第五伯昌授軍旗。謝子長、劉志丹、榮子卿都在大會上講了話。會場群情振奮，掌聲雷動。會後，西北反帝同盟軍即向正寧三嘉塬轉移，並在三嘉塬一帶整訓待命。
西北反帝同盟軍在三嘉塬整訓待命期間，以各種形式向貧苦農民宣傳打倒土豪劣紳，實行土地革命，剷除封建剝削，摧毀封建政權，建立蘇維埃政權，紅軍是窮人的隊伍，是為窮人辦事的軍隊等革命道理。加之西北反帝同盟軍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與群眾打成一片，這就使長期遭受兵匪殘害和封建地主豪紳壓迫的隴東人民對西北反帝同盟軍產生了良好的印象。許多青年農民紛紛參加部隊。正寧一帶的農民還用民歌的形式表達了他們對西北反帝同盟軍的熱愛和對紅色政權的嚮往之情：
中華民國二十年，
紅軍起首三嘉塬。
謝浩如，①劉志丹，
打土豪，分田產，
一心給窮人把事辦。
（二）三嘉塬事件的發生
三嘉塬整訓期間，西北反帝同盟軍黨委內部和領導者之間在三個問題上出現了認識上的分歧：①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今後部隊的行動方針。劉志丹主張部隊應在橋山中段的保安、慶陽、合水、甘泉一帶開展游擊活動，創建革命根據地，這裡敵人統治勢力相對薄弱，活動範圍大，黨在這裡搞了幾年的兵運和武裝鬥爭，有一定影響，群眾很擁護。只要紅軍深入農村，發動群眾，就一定能開創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進而影響西北和全國形勢。謝子長等同志卻主張貫徹陝西省委指示，到關中去建立根據地，那樣黨的影響大，號召力也強。②另外，關中一帶我黨曾經開展過渭華起義、旬邑起義，群眾基礎較好，易於我軍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擴大紅色武裝。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整頓部隊的問題。由於西北反帝同盟軍中存在著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的問題，第一支隊中混入了一些地痞流氓，一部分人吸食大煙，第二支隊中也混入了一些吸大煙的地痞流氓，②因此，整頓部隊，按照無產階級的建軍原則進一步改造部隊是完全必要的。在這一點上領導者的認識是一致的，但對如何整頓和進一步改造部隊，卻存在著明顯的分歧。謝子長等同志提出，對那些成分複雜不可靠的部隊，該繳械的繳械，該解散的解散，該槍斃的槍斃。③劉志丹不同意這樣做，他主張對部隊的整頓應採取教育、引導和改造為主的方針，逐步克服部隊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逐步提高幹部戰士的階級覺悟，逐步解決組織不純的問題，對個別不堪改造的流氓地痞採取個別清理的方法加以解決。在西北反帝同盟軍成立後，劉志丹先後召開第二支隊黨支部會議和各大隊幹部會議，專門研究整頓部隊工作，逐步開展了清理工作。第二支隊在整頓中清理了混入部隊的十幾名流氓，每人給一條毛驢讓其回家，①這樣就使部隊的整頓工作得以順利實施。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部隊的津貼供給方式。謝子長提出，為了體現官兵平等，易於擴大部隊，西北反帝同盟軍不論官兵，一律每人每月發二十個銀元的津貼。他在西北反帝同盟軍成立大會上就當場許過諾。劉志丹卻不同意這樣做，他認為，西北反帝同盟軍成立之初，沒有固定的收入來源，靠打土豪籌款，只能解決吃飯問題，哪有這麼多錢來發餉。②此外，紅軍戰士參軍打仗，，也不是靠發餉錢來動員的，而是靠的階級覺悟和民主作風。
這三個問題的爭論，大部分內容在慶陽新堡整訓時就提出過，只不過在三嘉塬整訓時，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爭論得更為激烈。實際上，在紅軍初創時期，對這些問題的爭論幾乎在各革命根據地都有不同程度的發生。比如在井岡山蘇區和中央蘇區，紅四軍領導者之間圍繞黨和紅軍的關係，紅軍的行動方針，如何改造部隊和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純潔隊伍，如何解決紅軍官兵的生活津貼問題發生過爭論，出現過一些不同的看法。這些爭論後來在黨中央「九月來信」的指示下，由毛澤東同志在「古田會議」上系統地加以解決。但在陝甘邊，由於陝西省委書記杜衡坐鎮西安，遙控指揮，打擊、壓制正確意見，頑固地堅持和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路線，這樣就使西北反帝同盟軍內部爭論的問題不可能得到及時正確的解決，終於釀成了「三嘉塬事件」這一歷史悲劇的發生。
事件的過程是這樣：西北反帝同盟軍在三嘉塬整訓期間，開展打土豪的鬥爭。第二支隊一大隊大隊長趙連璧為解決二支隊年關供給問題，帶一部分戰士外出打土豪。在打土豪籌款的過程中，發生了打擊對象不準，打擊面過寬的問題，隨後又在1月31日正寧永和鎮的集市上，破壞了群眾紀律，造成了不良影響。謝子長聞訊後十分氣憤，認為趙連璧屢犯紀律，是「土匪行為」，於是在2月3日下午，在他的駐地錦章村召開了第一支隊黨員幹部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榮子卿、楊仲遠、閻紅彥、白錫林、胡廷俊、雷恩鈞等，未通知劉志丹及第二支隊的黨員幹部參加。會議決定處決趙連璧，將第二支隊全部繳械解散。2月6日（春節）上午，謝子長在第二支隊駐地南莊子召集全軍官兵，當場打死了趙連璧、谷聚山和第一大隊一名中隊長等3人，打傷白冠五等2人，繳了第二支隊的全部槍械，解散了二支隊，遣散了二支隊主要幹部，並下了劉志丹的駁殼槍。這就是陝甘邊歷史上影響很大的。三嘉塬事件」，有的書中稱之為「三嘉塬繳槍」。這一事件後果是極為嚴重的，它瓦解了第二支隊，同時也引起了第一支隊內部非黨幹部和部分戰士的恐慌。在當天晚上，第一支隊隊長師儲傑即帶領100餘人連夜出走，不久投靠了楊虎城，削弱了西北反帝同盟軍的力量，部隊由700餘人銳減為200餘人。由於使用對整個部隊繳械這種錯誤的方式來解決黨內和部隊的爭論，因而在黨內和部隊內部造成了隔閡，遺留下一些問題。為了解決這些隔閡和遺留下的問題，中共中央在時隔半個世紀後，專門邀請原在陝甘邊和陝北地區工作的部分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