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利斯那一方面的調查馬上就擱淺了。
根據卡扎利斯醫生原來的計畫，這項精神醫學的調查應該是集結當地所有專科醫生，像一個規模龐大的船隊一樣，經由統一的指揮，各自遠征捕魚。可是，沒多久就看得出來，遠征的路線需要重新規劃。因為，看起來每一個專家都想當老大，就像曰本人一樣，緊守自己的魚網、漁線以及漁場的神秘，每個人都把漁獲看做是專屬自己的財產，不讓其他漁人分享。
不過，說句公道話，他們如此躊躇、顧忌，理由實在是出於職業道德，因為醫生與病人間心理告白的神聖性是不容侵犯的，甚至其他科別的醫生也一樣。關於這第一項難題，卡扎利斯醫生提出沿用醫學界發表病例的模式來克服。每一名精神科醫生都各自去查閱他所有的檔案，以最粗略的方式先挑出所有可疑的病例，在謄寫這些病例的副本時，把所有會暴露病人身份的地方都加以修改，只留下病人姓名的縮寫供諮詢之用。大家都同意這個做法。這些病例一旦建立，由卡扎利斯醫生挑頭、共有五名醫生組成的委員會就開始運作。委員會的任務就是考察每一個案例，退回經他們討論不可能成立的案子。按照這個方法，很多被過濾掉的人就不會有隱私得不到保障的顧慮了。
可是，意見在這裡又出現了分歧。
剩下的那些案例要怎麼處理？隱瞞身份只能做到這裡為止，再來就非得暴露姓名不可了。
調查幾乎就要在這裡觸礁沉船。
即便診療問訊的過程能做到完全保密，對卡扎利斯醫生計畫所要找的可疑分子，基於醫療的理由，也不能用一般警察對待撒大網之後逮到的嫌疑犯那樣的方式來處理。在奎因警官的指揮調度之下，300多名刑警，奉命不惜一切調查本案。自6月初開始，每天早上搜捕來的嫌疑犯中除了有吸毒者、酒鬼、強姦犯和有犯罪及刑罰記錄的精神病患者，也包括了流氓、小偷和各種各樣所謂的「可疑分子」——這個項目在來自內部的壓力之下，在三個月中膨脹到令人驚心的程度。隨著氣溫的居高不下，警方的挫折愈來愈大，相對而言，民權的保障也隨之萎縮。來自各方的抗議喧囂不斷，法院里則是狀紙滿天飛；民眾哭號、政客叫喊、法官咆哮。但是，調查工作仍在這一片混亂中持續進行。卡扎利斯醫生的同行們本來極不願意將他們的病人交給警方偵訊，他們質問，在這麼狂亂、躁動的氣氛下，把病人交給警方將會有什麼後果？他們擔心即使只是簡單的偵訊都會對許多病人造成不良的影響。這些病人正在接受心理和情緒調整的治療，現在只為了知道可疑分子是否和怪貓有關係，他們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來的努力成果，可能在警方不到一小時的偵訊過程中就付諸東流。
此外，還有其他的難題。這些人大部分在文化版圖上都赫赫有名。許多人不是社會名流，就是出自名門望族。
而其中，人文和科學領域的人又佔了大多數，有戲劇界、商業界、金融界甚至政治界的人士。精神科醫生們說，不管這是不是一個民主的社會，絕對不能把這些人當做流氓小偷等一般嫌疑犯等同對待。怎麼偵訊他們？可以問到什麼程度？什麼樣的問題必須避免，而且由誰來決定？誰負責訊問，而且在何時、何地？
整件事看起來好像行不通。
大約花了將近一個禮拜的時間，一個多數人都滿意的解決方式才出籠。這個辦法是，既然大家都承認沒有一套單一的操作標準是可以普遍適用的，所以結論就是：必須針對不同的病人量體裁衣。
於是，卡扎利斯醫生主持的五人委員會便和奎因警官合作，在不暴露偵訊的動機和目的的前提下，謹慎地擬出了一份主要的偵訊問題。每一名參與這項調查的醫生都會收到一份列為機密等級的副本。然後，各個醫生便在自己的診所，對他認為有嫌疑卻不適合交給其他人處理的病人自行在診療時間進行詢問。他們也同意將診療的內容提交給委員會。而那些經醫生判斷可以交由他人訪談而不致危害醫療過程的病人，則由五個委員中任何一人的診所內直接處理。除非在醫療詢問的最後階段有證據顯示其必要性，否則警方不可與任何一名病人接觸。即使真正到了這個階段，重心也都是放在如何保護病人上，盡量避免為追查物證而折磨當事者。此外，對嫌疑犯的調查程序必須儘可能間接通過他人進行，而不能直接問他。
在警方看來，這種做法愚蠢至極，令他們十分不快。然而，正如已經開始露出疲憊狀態的卡扎利斯醫生對警察局長和奎因警官所說的，除非如此，否則就根本不要調查了。
警官無奈地兩手一揮，他的長官則仍舊彬彬有禮地說，他原本期望的是一個可以令人精神為之一振的遠景。
顯然，市長也是這麼想。在政府一次不愉快的會議當中，卡扎利斯醫生一點兒都不肯讓步，堅持他和其他參與這項調查計畫的醫生都不再接受新聞界的採訪。
「我以我的專業經驗對你發誓，市長先生，只要有一個病人的名字泄漏給新聞界，整件事情就立刻完蛋。」
市長愁容滿面地回答：「是，是，卡扎利斯醫生，我在這之前沒想清楚。祝你一切順利，請繼續努力，好嗎？」
可是等精神醫生一離開，市長就對著他的機要秘書惡毒地批評了他一番：「簡直是該死的埃勒里·奎因那一套的翻版。對了，貝蒂，那個傢伙最近在搞什麼名堂？」
市長的「特命調查員」最近在搞的名堂就是走上街頭。
這些日子以來，可能有人曾看見——事實上局裡的確有些人看見——埃勒里常在不尋常的時間，或者在阿奇博爾德·達德利·艾伯內希遇害的東十九街大樓對面的人行道上閑逛，或者在過去艾伯內希居住而現在已由一對瓜地馬拉駐聯合國人員夫婦接手的公寓外面呆立，或者在葛萊美西公園和聯合廣場附近遊盪；有時則在西四十四街維奧萊特·史密斯與死神調情的公寓底下的義大利餐館靜靜地吃比薩，或者靠在頂樓走道的欄杆上，聽著從公寓里傳出的斷斷續續的鋼琴聲，在這套公寓的門上用圖釘釘著一幅大海報，上面寫著：
就是這裡，沒錯！
凡要在這裡張貼廣告者、消防人員、聞聲而來者、收集珍珠者和多管閑事的傢伙，一概止步！
作曲家在工作中！
不然，就是在喬西區一棟廉價公寓的樓梯間，即發現萊恩·歐萊利的屍體的地方東張西望；有時候則是跑到謝瑞登廣場地下鐵站，坐在往上城方向月台尾端的長條凳子上和蕩女莫妮卡·麥凱爾的鬼影做伴；要不就在東一零二街後院的晾衣繩底下四處徘徊，只是從來沒遇見肥胖的西蒙·菲利普斯那個已經擺脫束縛的表妹；或者在一群黑人小孩的圍繞下，站在西一二八街一棟房子的銅鑄欄杆前面，然後，混在黑皮膚和紅皮膚的人群當中，沿著萊諾克斯大道走到中央公園一一零街的入口，不是坐在離公園入口不遠的一張椅子上，就是坐在附近一塊石頭上，比阿特麗斯·維利金就是在那兒得道登天隕命繩下。有時他從第五大道沿著東八十四街路過覆著天篷的派克理斯特大樓大門，走到麥迪遜大道，往前走，又走回來，繞著那個街區走一圈，或者跑進派克理斯特大樓附近一棟公寓，搭私人電梯上頂樓——屋主已經出城避暑去了——在那兒他多半眺望隔壁的陽台，欄杆後面就是雷諾·理查森手裡抓著《永遠的琥珀》，在勒頸之下痙攣掙扎的地方。
在走訪的途中，埃勒里幾乎不和任何人講話。
同樣在這些地點，他白天也來，晚上也來，彷彿希望以兩種不同的角度來觀察這些地方。
他一次又一次地採訪七件謀殺案的現場。有一回，被一名不認識他的刑警逮捕，被當成嫌疑犯帶到最近的派出所，拘留了好幾個小時，直到奎因警官趕到，才驗明正身。
如果有人問他在做什麼，這位市長的特命調查員可能會無言以對。這種事難以用言語表達。能把恐怖具體化，甚至呈現全貌嗎？這個恐怖化身的足跡踏遍這裡所有的人行道，可是連個分子大的痕迹都沒留下來。你只有隨著他不留痕迹的路線，懷抱希望順風嗅尋。
那個星期的所有7天中，如今已為大眾所熟悉的怪貓帶著畫成問號的第八條尾巴，緊緊吸引著紐約的視線。
埃勒里走在公園大道上。這是雷諾·理查森遇害之後的第一個星期六，他在街頭漫步，心裡一片空白。
城市的夜生活他完全拋在腦後，此刻在他眼中，七十幾街這一段路，只有房子外牆一排排的大石磚和偶然出現、穿著鑲金穗制服的門房與他做伴。
到了七十八街，埃勒里在卡扎利斯夫婦有寶藍色天篷的住所前停下來。卡扎利斯樓下的私人診所入口面向大街，此刻電面有燈光，但是百葉窗全關著，埃勒里納悶，卡扎利斯和他的精神醫學同行是否還在那窗後工作。他們是否在攪大鍋、調葯，試圖在黑暗中找出真相。靠他們這些巫醫合作寫出來的筆記是永遠也找不到怪貓的。埃勒里不知為什麼會這麼判斷，直覺吧。
他繼續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