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件有趣的事，先生，」警官彼德爾說。對於卡拉多斯，他常常懷著一種對於業餘盲人偵探的憂鬱敬意。「實在是有趣的事。現在，只要你不怕麻煩去查案，根本用不著去國外，就會在倫敦找到蛛絲馬跡。」
「位於某個合適的角落。」卡拉多斯插了一句。
「哎，是的。」警官表示同意。「但十有八九是做無用功，因為在這裡，去查看這些蛛絲馬跡並不是某個人的特別事務，或者，從另一方面來看，事情已經了結了。當然，我指的並不是一樁普通的謀殺案或單槍匹馬完成的入室行竊案，不過，」出於專業自豪感的謙恭語調泄露了他沉著的熱心人的面目，「它實在是一流的犯罪。」
「安東尼州的五分息案。那是債券嗎？」卡拉多斯問。
「啊，你說得對，卡拉多斯先生，」彼德爾難過地搖了搖頭，好像在那種場合看過現場的一些人一樣，「有一個男人在英屬赤道幾內亞總代理處的問事處癲癇症突然發作，結果從他身上發現了價值兩百五十鎊的墨西哥假證券。隨後查看這個在內河流域以原價三分之一的價值典當的字形珠寶小飾品，其價值可能是根據哈爾科夫『例行的謀殺案』的判決結果預估成的。」
「如果清楚內情的話，那麼西漢普郡失憶謎宮案和巴里普爾的炸彈陰謀案恐怕是被隱瞞了。」
「確實是，先生。還有芝加哥的百萬富翁——賽魯斯·V·溫寧頓，對吧？他的三個孩子於光天化日之下在紐約歌劇院外面和這兒被綁架，三周後，不能出聲的女孩被發現在查林十字路的牆上用粉筆畫畫。我記得，我曾在關於金融的文章中讀到，任何一塊來自外國的黃金，都有一條線與針線街 相連。先生，這當然是形象的說法，但我不懷疑，這已經足夠說明問題。喔，對我來說，每一樁在外國犯下的大案，都在倫敦這兒留下了指紋——如您所說，如果我們能找到這個合適的角落的話。」
「並且是在合適的時刻找到，」卡拉多斯補充道，「犯罪時間經常是眼下；犯罪地點經常在我們眼皮底下。我們剛剛採取行動，機會就永遠地失去了。」
警官點點頭，吐出表示贊同的重重的單音節字。這是一位執行日常工作時缺少新意的男人，然而當他在做其實不重要的工作時，事實上會微妙地有些許的虛榮心，要使其職業顯得浪漫化。
「不！說到底，也許一千件案子中，有一件不能說機會『永遠』失去了，」盲偵探若有所思地補充道，「警官、法律和罪犯之間永遠的角力，對我來說很像是板球遊戲。法律在場上，罪犯在三柱門旁。如果法律犯了錯——送出一個鬆軟的球或球被接住——罪犯會得分，或者，比賽延續一段時間；但如果罪犯犯了一個錯——如果他讓一個直接球飛了或是擊向了一個從容不迫的人——他就被幹掉了。罪犯的錯誤是致命的；法津的錯誤只不過是臨時的，而且可以被挽救。」
「說得好極了，先生，」彼德爾先生說，站了起來——對話發生於塔樓的書房裡，彼德爾不時會到這兒來。「真的說到點子上了。我必須記住這些話。那麼，先生，我希望這位名叫『剃刀圭多』的傢伙能向我們的方向送出一個飛球。」
「這位」的叫法微妙地傳達出警官彼德爾對圭多的本能的輕蔑。作為手藝人，圭多出於名譽上的原因被迫對卡拉多斯表示敬意，他也相應地利用和卡拉多斯的友誼與他閑談。他是外國人，更糟的是，他是義大利人——而如果說到自己的智謀，警官會反對他那不老實的多變花招。那些嚴苛的、不列顛合金本質的暴力方法如此沉悶、如此業餘和傳統——因此必須承認，他經常獲得古怪而神秘的成功。
那迂迴地將「伊爾·拉索喬」和他那「一伙人」帶回到蘇格蘭場進行審判的行為勾畫出來的是那類故事——當時的社會評論版的評論記者會小心翼翼地暗示，機敏的讀者無法相信，一個時代之後無可避免地被王公貴族的「回憶」輕率地曝光所有的細節。事件集中地圍繞著一樁即將在維也納舉行的王室婚禮、一位妒忌的「女伯爵X」（這個會使你具有短評記者的判斷力）、一或兩份破壞即將到來的婚禮的文件（那些為貴族寫傳記的作者會不偏不倚地記述這種不測事件）而展開。為了獲得這些文件，女伯爵得到了圭多的幫助。她之所以信賴惡棍，很可能是挑選他來從事犯罪行為。可以確定的是在某一點上——事實上是在獲得文件方面——他成功了，但對他的通緝隨之而來。
這就是僱用流氓來做意味著是流氓行為的事情的不利之處，因為，就算她在道德上有獲得任何財產的權利，她的同謀者卻沒有任何自由的法定權利。在歐洲許多的國家首都，圭多至少犯下了半打罪行，這些罪行使他只要一被警察看到，就會被逮捕。他溜出了維也納，通過諾達班到知名的穆迪。在恰爾斯勞機智地跳下特快列車，逃到了赫魯迪姆。到現在為止，這場遊戲和行動在不止一個令人感興趣的角落被廣泛流傳。由於外交賦予的合理性和圭多最近的經歷，使他變成了從一個掩蔽處到另一個掩蔽處的狐狸，他所熟悉的每一塊土地都停止通緝他。他從帕爾杜比齊逃到格拉茲，到了布魯斯勞，然後沿著奧得河到了斯伯丁。儘管沒有他的僱主具有的自由，他卻有充足的資金，他和同夥失去聯繫又再合夥，視情形而定。一個星期前還發現他在哥本哈根鬧事，沒來得及制止他，他已經失蹤。他乘船跨過了馬爾默，乘上了去斯德哥爾摩的夜晚列車，第二天早上他在薩爾特索揚乘船，表面上是去奧博，實際上是穿過維瓦爾、通過少有人走的一些路線回到中歐。在這次行動中，運氣再次站在他一邊。他及時收到了警告，靠著迄今為止一直保護他的神秘代理的幫助，從蒸汽船上逃到了航行於愛琴海各島嶼之間的擁擠小船，一路前行到了赫爾辛基，並在四十八小時內抓住一閃而過的時機和贏得的喘息時間，再次回到了弗里哈內。
為理解他這次漫遊的確切意義，有必要回憶一下當時的狀況。圭多不是蜿蜒曲折地在歐洲行走，無目的地尋找如畫的風景，他也不是受情節劇般的愛情的驅使。對他來說，每一步都很重要，他每一次改變線路和回返的行為都是他誤導別人而暴露自己計畫的必然結果。在他的口袋裡，有一張紙，記錄著他遇到的嚴重的危險。雙方達成的這次服務的費用，有效地浪費在一次又一次從容進行的冒險上。但為了使交易達到完美程度，他有必要將這次的戰利品送到僱主的手上。在跨越歐洲的過程中，僱主耐心地監視和尾隨他的每一步。女伯爵X的地位尊貴到本人可以免受她所在國的特務機關的影響，但對她來說，每一步都是經過精心選擇的。圭多的問題是贏得足夠長的緩衝時間，使他能夠和女伯爵溝通，並使她通過值得信任的人去和他碰面。隨後這整個陰謀計畫會化為碎片，但迄今為止，圭多的逃亡非常成功，與此同時時間也變得緊迫起來。
「他們在胡圖拉跟丟了他，」彼德爾向卡拉多斯解釋情況，「三天以後，他們發現他又回到了哥本哈根，但當他們發現他時，他又逃走了。但除了《泰晤士報》上的這些過分渲染的推論外，他們找不到他的蹤跡。不過女伯爵已經匆匆去了巴黎，但拉法耶認為這一切最終會指向倫敦。」
「我猜外交部此刻急欲有一番作為？」
「我想是這樣，先生，」彼德爾表示同意，「不過，當然，我收到的指令並不是來自這個地方。吸引我們的是因為這可能是一件功績——由於風笛手漢斯的案子，他們仍然對蘇格蘭場余怒未消。」
「那是自然，」卡拉多斯表示贊成，「如果真能碰上，我要看看我能夠做些什麼。如果你覺得自己有機會，可以找我談談，你可以來找我——今天是星期三吧——星期五晚上無論如何都有時間。」
盲偵探並不像是清教徒，他經常以這種方式強求任務。有一些人接受了僱傭任務的話，必須冒著各種危險去做。為了維持信心，這些人可能會忽略一些信息。卡拉多斯持更低調也更為實際的立場。「我的消息，」他有時候偶然會說，「受偶然事件的支配，就像任何關於我的事情一樣。如果我允諾一件事，它不會取決於任何看起來更為重要但卻超越事件本身的條件。這種允諾，在理智的人當中，是能夠得到理解的。」而且，正如不幸事情的發生一樣，一些事情一定會在這種場合發生。
星期六晚上，正當卡拉多斯要吃晚飯的時候，他被叫到了電話機旁，親自接了一個電話。本來是他的秘書格雷特萊克斯接到那個電話的，但他走進房間說，打電話的人除了說出了他的名字外，沒有說什麼，他的名字叫巴勒波納。卡拉多斯不認識這個名字，不過事情顯然非同尋常，於是他出來接電話。
「你好，」他說，「我是馬科斯·卡拉多斯。你有什麼事？」
「哦，是你吧，先生，對吧？布利克威爾先生叫我直接找你。」
「哦，你好。布利克威爾先生？你這兒是大英博物館嗎？」
「是的。我是古巴比倫藝術部的巴勒波納。我們館的人現在都很焦急。我們剛剛發現有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