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摧毀「陸上台灣」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這也是國民黨勢力在中國大陸所盤踞的最後一座大城市。
然而，真正的和平並未就此到來。從全國各地潰逃麇集於成都的國民黨潛伏特務、落魄軍官很快竄逃至川西北阿壩地區的雪山草地，拼湊起數千嘍啰，四處興風作浪。正是這撮號稱「陸上台灣」的匪軍，成了新中國的肘腋之患。
1951年仲夏，成都市軍管會公安處派出一個秘密情報站，代號「208」。他們廣泛依靠藏、羌、回、漢各族群眾，積極爭取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在雪山草地間支起了一張隱形的情報網，導引著剿匪大軍犁庭掃穴，蕩平匪患。
1951年7月上旬，一個悶熱的下午，成都軍管會公安處政治保衛室偵查員李守福受命來到了會議室，接受領導布置的一項機密任務。
時間已經過去了近60年，已是80歲高齡的李守福仍清楚地記得那次會議的每一個細節：
「會議室正中擺著一張桌子，我坐在一邊，對面是政保室主任林佐夫、偵查科長王禾、老偵查員劉傳弗。屋子的一角有個老式電風扇，一直在『吱吱扭扭』地響個不停。」
會議的氣氛讓當時還年輕的偵查員有些緊張。
林佐夫開門見山，簡明扼要地敘述了任務的情況。
茂縣專區（今阿壩藏族自治州）流竄著五六千作亂叛匪，這是國民黨潰逃台灣前，利用雪山草地險惡的自然環境和複雜的民族關係，有計畫布建的反共游擊武裝，這些人不同於一般土匪，而是一個政治和軍事匪幫。中央軍委決定組建西南公安師，擔負清剿雪山草地叛匪的任務。
雪山草地社情複雜，敵在暗，而我在明。為配合部隊剿匪，成都軍管會公安處政治保衛室決定組建一個秘密情報站，潛入叛匪活動區域，進行情報偵察。
而這個代號「208」的情報站，就交由李守福負責。
「我？」李守福對組織上選擇自己擔此大任有些驚訝——那時他年僅21歲，看上去還是個毛頭小子。
不但是李守福，記者對這個決定的因由也很是好奇。不過，了解了李守福的詳細資料後就會發現，除了年齡有些小之外，他的確是這個職務的最佳人選。
李守福1930年生於山西洪洞縣。1945年，還在讀中學的李守福就參加了革命，當時就是地方公安系統的偵查員。1950年，他作為南下幹部分配到成都，在政保室工作隊任偵查員，負責緝捕逃亡潛伏匪特、挖繳非法電台及武器等。雖然只有21歲，李守福卻是一個有著豐富經驗的「老公安」了。
現在已是古稀之年的羅克剛和毛思寇，曾對成都市公安局60年的歷史進行過全面整理，對李守福再熟悉不過。他們告訴記者，當時政保室共有兩個組，李守福已經是偵查組的組長，在這個職位上表現出很強的工作和領導能力。李守福不但精明強幹，而且為人熱情、豪爽，這一點特別有利於在多民族雜居地區獨當一面，與少數民族群眾交往。
雖然有些出乎自己意料，但李守福還是「深感光榮和責任重大」地接受了這項任務。不過，領導接下來的話又讓他心底一沉：
「這個情報站，只有你這個站長是公安幹部，其餘都是國民黨原警特人員。」
交給李守福的是這樣一張208情報站成員名單：國民黨成都警備司令部稽查大隊長康伯桃、大隊副白德偉、督察室主任張尚鈺、稽查處社偵組副組長何麟、原四川省會警察局分局長鍾添麟、原國防部二廳川西遊擊區情報員馬秀生……共17人。
為什麼選擇國民黨的警特人員？李守福當時也是滿心疑慮，但經領導細說其中用意，很快心下釋然。
「藏族有句諺語『只有老鼠才能找到老鼠洞』，我們的做法就是『以特製特』、『以毒攻毒』。」李守福對記者笑著說，「當然，這些原來的國民黨警特已經是我們的同志了，他們也確實是最熟悉那些匪幫的情報員人選。叛匪中許多人是這些情報員原來的同僚或上司，便於開展內線偵察和分化瓦解。」
自然，列入208情報站成員名單的原國民黨警特人員，是逐個甄別審查後挑選的。他們都是起義或自首立功人員，歷史罪惡不大。成都解放後，他們親眼見證了新社會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真心實意擁護黨和人民政府，自覺自愿想立新功。
當年的情報站站長李守福，也不清楚「208」這個編號的由來，可以肯定的是，潛入雪山草地的秘密情報站遠非208一個。在此後三年的剿匪戰鬥中。208卻是工作最為突出的一個。
1951年7月18日，西南公安師四千剿匪大軍從什邡揮師進入阿壩地區。同日，李守福率領208情報站的偵察小分隊，也從成都向著雪山草地進發。等待他們的，不僅是惡劣的雪域高原、草地沼澤，還有各種力量盤根錯節、錯綜複雜的鬥爭環境……
四川省西北部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原稱茂縣專區，是塊地域廣袤、人煙稀少、自然環境惡劣的高寒地帶。當年紅軍長征翻雪山、過草地，指的就是這裡，那是長征中最艱苦、最漫長、最危險的戰鬥歷程。夾金山、毛兒蓋、馬爾康……這些冷僻的地名銘刻著那段血肉和生命鋪就的偉大征程。阿壩遂有了「雪山草地」的別稱。
紅軍勝利走過雪山草地之後的14年中，乾坤逆轉。
隨著中國大陸最後一座大城市成都的解放，國民黨殘兵敗將竄入了雪山草地，借這裡惡劣的自然環境和複雜的社會條件苟延殘喘，積蓄力量，妄圖東山再起。
這些匪幫實際上是國民黨潰逃台灣之前布下的一顆顆「定時炸彈」，受蔣介石集團的直接領導。朝鮮戰爭爆發後，川西的反動軍事力量被美國中情局看作「插入中國腹地的一把匕首」，暗中加以扶植，不斷地為其空投特務、物資和軍事裝備。蔣介石更是慷慨地為各路匪首「加官晉爵」，各種委任狀、嘉獎令隨著空投一起到達。一時間，反動匪幫的司令們「將星閃耀」，部隊的番號、人數任其吹噓。
當時，香港一家雜誌用來自台灣的消息刊登了題為《陸上台灣——傅秉勛和他的黑水根據地》的文章。文章說：「短短几個月內，四方義士風聚雲涌，如今傅的大旗下已擁兵10萬，且多為國軍正規軍人……」
「陸上台灣」的名頭就此叫響，但它的「十萬大軍」卻是痴人說夢。
阿壩地區的敵情、匪情錯綜複雜，拋開一眾宵小不談，形成規模的反動軍事力量主要有三股，總人數五六千人。
其一是傅秉勛匪幫。
傅秉勛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五期，是蔣介石的「門生」，先後在胡宗南、楊森的手下任過師長和軍長，官至少將。新中國成立前夕，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傅幾次轉投靠山，兩次攜款潛逃。氣急敗壞的蔣介石將其列為通緝犯，甚至把他從黃埔軍校的名錄中除名。
成都解放後，傅秉勛私藏千兩黃金逃到阿壩地區的靖化藏區。在那裡他遇到了國民黨某師殘部400餘人。傅亮出自己的軍銜和黃金，遂成了這支殘兵的「司令」，並與台灣取得了聯繫。
蔣介石獲知傅秉勛在大陸後方拉起了一支隊伍，大喜過望，不但收回了通緝令，還電命傅秉勛為72軍軍長，官升中將。傅秉勛以400餘人槍為資本，收羅各種社會渣滓，成了匪患力量的主要軍事指揮者。
其二是周迅予匪幫。
周迅予是國民黨軍統局的元老之一，老牌特務頭子。上世紀30年代，周迅予在上海曾參與策劃暗殺著名「左派」人士楊杏佛和《申報》社長史量才。1949年任成都稽查處長時，一手製造了國民黨逃離大陸前最後一次大屠殺——成都十二橋血案。
成都解放前夕，軍統特務頭子毛人鳳組建「反共救國軍」，其中第三縱隊司令即是周迅予。成都戰役開始前，周迅予即帶領一幫軍統特務、反動武裝向川西北逃竄，沿途勾結豪吏劣紳，收羅殘餘匪特，裹脅地痞流氓，拼湊了一支號稱千人的所謂「敵後國軍」，活動範圍在草地的松潘、理縣、茂縣等少數民族地區。
其三是何本初匪幫。
何本初原是茂縣專區專員，當地解放時曾假起義，暗中組織茂縣專區反共自衛救國軍，自任總司令，委任各縣偽縣長為所屬各部司令，糾集地方武裝，組織叛亂。
若只是這三股匪幫的幾千人馬，在把國民黨800萬軍隊都打垮了的人民解放軍眼中根本不足一提。當時阿壩地區的敵情、匪情之所以複雜，是因為這些反動力量把當地的民族勢力裹挾了進來。
當時，川西北藏區土司林立，各霸一方，各自為政，時而聯合，時而廝殺，互擾不已。國民黨特務對少數民族上層人士極盡脅迫利用之能事。一方面進行反動宣傳，歪曲我黨和人民政府的各項政策，另一方面以高官厚祿相許。一些少數民族頭人、土司被國民黨特務蒙蔽，為他們提供庇護支持，甚至與其同流。
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