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中國、美國、前蘇聯、英國、法國、印度、澳大利亞、荷蘭、加拿大、菲律賓、紐西蘭等11個國家的法官，組成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首要戰犯進行審判。根據《波茨坦公告》精神，各戰勝國可對侵略的被俘戰犯自行審判。當時中國由於內戰，沒有條件和能力對日本戰犯進行審理，鑒於上述情況，蘇聯將在中國被俘的日本戰犯押送到西伯利亞，進行監禁和強制勞動。
新中國成立後，為提高國家的國際地位和聲望，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1949年12月毛主席訪問蘇聯，在同斯大林會見時提出將關押在西伯利亞的日本戰犯移交給中國，由中國作為主權國家自行審判。
1950年7月，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公安部隊將押解和看押日本戰犯的任務交給華北軍區。接到命令後東北軍區公安司令部把這一任務交給公安第十八師第五十三團。這是一項責任非常重大的政治任務，中央和有關部門對此非常重視，周恩來總理明確指示，押解中要做到「不跑一個，不死一個」。部隊接受這項任務後，大家都感到壓力很大，押解做到「不跑一個」沒有什麼問題，要求「不死一個」很難。一方面日本人長期受軍國主義教育，講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一旦絕望就會自殺；另一方面，這些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戰爭罪犯，在中國的土地上橫行14年，犯下了滔天大罪，人民群眾一旦發現他們被押解回來，絕不會讓他們活著。接到這個任務後，團長徐其富大腦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思考。這些年他帶部隊完成過許多重大任務，從沒有一件任務令他這樣為難過。這個任務看似簡單，實際上非常複雜，稍有不慎就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後果，造成不必要的損失。他和其他領導認真分析了押解的形勢，對押解進行了細緻地研究，制定了嚴密的執勤方案：為防止戰犯途中被發現，徐其富建議押解列車上的玻璃窗都用紙貼上；為方便哨兵處理情況，將車門上的鎖全部取掉；為嚴格保密，這次任務的具體情況暫不向部隊傳達。為加強領導，團長徐其富親自帶隊參加這次任務。經過反覆研究，最後選定戰鬥力強、素質高的三營十一連擔任這次押解任務。為確保萬無一失，又從十連抽調幾十名政治覺悟高、組織紀律性強的老戰士配合十一連執行任務。參加執行這次任務的幹部戰士共230人，部隊出發之前，徐其富給戰士作了簡單的動員，動員中他說：「我們這次是到我國北方執行一次特殊任務，什麼任務由於特殊原因現在還不能告訴大家，但有一點可以告訴大家，這個任務很光榮，責任很重大，大家不要打聽、不要猜疑，一切行動聽從指揮。」
部隊以前執行任務，也有事先不告訴大家的時候，所以對徐其富的講話，大家並沒有放在心上。動員之後，部隊上了火車，列車一直向北開。途中列車除了加水幾乎沒停過。列車大約快到長春時，徐其富把排以上幹部叫到一個車廂里，向他們傳達了這次千里押解日本戰犯的特殊任務，他說：「我和大家一樣，對日本戰犯恨之入骨，恨不得殺了他們，但現在我們要以國家利益為重，上面要求我們這次押解要做到一個不能跑、一個不能死，我們是軍人，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幹部和共產黨員要以身作則，模範遵守紀律，圓滿完成任務。」
經過長途運行，列車到達了黑龍江北部綏芬河車站，這也是此次列車的終點站。部隊下車後，押解部隊住進了車站上幾間簡陋的小平房裡。根據中央指示，東北局成立了戰犯管理所，選派了撫順市公安局副局長孫明齋為管理所所長。執行這次接收戰犯任務的公安部門有關領導和剛組建的撫順戰犯管理所的部分工作人員，這次也和押解部隊同車到達綏芬河車站。
一切安排好後，徐其富主持召開了全體幹部戰士會議，在會上徐其富向部隊傳達了這次任務的真實情況，並講明了這次押解的意義，要求在此期間不準外出，不準同外人接觸，執行任務過程中不得藉機發泄個人對戰犯的私憤。徐其富最後說：「為了祖國的尊嚴，為了部隊的榮譽，一定要顧全大局、服從命令、聽從指揮，完成好上級交給的特殊而艱巨的任務。」為了解決大家的思想扣子，使大家的思想統一到中央的精神上來，傳達之後，部隊以班為單位進行座談討論。有的戰士家裡親人被日軍殺害，在學習討論中控制不住仇恨的心情，悲憤地哭了。經過討論，大家都表示以國家利益為重，決心把這次任務完成好。
1950年7月18日早晨，從蘇聯境內開過來一列數十節有蓋布的特殊貨車，車廂周圍、車廂與車廂連接處，都用木板鋪成一條狹窄的通道，列車從頭至尾每一節車廂頂部都拉了好多條電話線。這列特殊的火車就是押運日本戰犯的列車。部隊按著預定的執勤方案，站里站外都派出了哨兵警戒，並用兩個排的兵力現場接收戰犯。列車到站停下不一會兒，從第一節車廂里下來幾個蘇軍指揮官和士兵，隨後各車廂里的哨兵也都先後下了車。中方負責接收戰犯的領導和有關人員走上前去，經過翻譯，雙方進行了約20分鐘的磋商，帶隊的蘇聯軍官指揮士兵把各節車廂門鎖打開，一會兒工夫，戰犯一個接一個地走下車來，戰戰兢兢地排隊站在一邊。戰犯一個個面容憔悴，滿臉鬍鬚，渾身骯髒。下車後，他們東張西望，發出驚異的目光。執勤哨兵威嚴地端著上好刺刀的槍，站在列車的周圍。蘇軍一名校官拿著名冊呼點，被呼點到的戰犯，一個接一個應聲向前走幾步站好。蘇軍點完名後，中方接收人員拿著蘇方移交的名冊，再次呼點後，由撫順戰犯管理所工作人員前面帶領，順著我哨兵組成的兩道人牆中間通過，按照順序上車。交接工作非常順利，大約兩個多小時就全部完成了。上車後，執勤部隊立即在每節車廂與車廂連接處設半個班的兵力進行看押，並通過翻譯，向戰犯宣布不准他們打開車窗向外張望，不准他們大聲喧嘩走動，上廁所要經管教幹部帶領等規定。
一切準備就緒後，列車開始運行。各車廂的執勤哨兵各就各位，機動分隊按著預案分別坐在頭尾兩節車廂里，隨時準備調用。太陽一落山，夜色很快拉下了帷幕，列車很快進入了夜間行車。戰犯一個個疲憊得東倒西歪，年老體弱的戰犯經看守員准許躺在座位底下睡著了，各自發出鼾聲。戰犯睡覺了，但執勤哨兵卻一點兒也不能懈怠，他們透過車廂里的燈光，警惕地注視著戰犯的一舉一動。一路上，戰犯有的強裝喜悅，有的故作鎮靜，有的心懷狐疑，有的驚恐萬狀。為了避開在車站上同客車相會，避免外界對戰犯造成影響，列車走走停停，直到7月21日凌晨3點才到達戰犯押解的目的地——撫順車站。
撫順車站戒備森嚴，制高點上架設了機槍。列車停穩後，戰犯拿著自己的行李由看守人員帶領下車。下車後，老弱病殘的戰犯乘卡車，大部分年輕體健的戰犯步行，經過一條兩旁都布了哨兵的街道，來到戰犯管理所。
關押在戰犯管理所的日本戰犯有：偽滿洲國總務長武部六藏、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日本憲兵大佐齋滕美夫等。日本戰犯武部六藏，操縱偽滿洲國的大權，頒布過「思想矯正法」、「時局特別法」、「糧谷出荷法」等一系列法西斯法令，在執行「治安維持法」的5年中，抓捕我國同胞17.7萬多人；鈴木啟久在河南、河北等地瘋狂製造「無人區」，在河北灤縣一次就殺死我國同胞1200多人；齋滕美夫制定「反共防諜對策」，先後捕殺共產黨員和抗日群眾63000多人；日本七三一細菌部隊少佐支隊長枷原秀夫，秘密製造細菌武器，將我國四萬多名同胞做細菌試驗，殘酷折磨，然後慘無人道地丟進煉人爐里。他們的血腥罪行，使中華民族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對這批戰犯、漢奸採取什麼政策對待，黨中央、周總理及時做了指示。指出：「對他們要採取革命人道主義的改造政策。」「抓緊開展認罪悔罪教育，將他們逐步改造成為反軍國主義的、為中日友好事業服務的新人。」「要認真做好我方幹部、戰士的思想工作，以便對他們進行安全管理，做到不跑一個，不死一個。」
為了貫徹中央的指示，管理所的人員從調查研究入手，摸清日本戰犯的思想動態和行動表現，做到有針對性的教育改造。日本戰犯押到戰犯管理所時，個個表現驕橫狂妄。有的頭戴戰鬥帽，身穿將校服，肩佩軍章，足蹬馬靴，依然是一副法西斯的猙獰面目。有的早上起床後，向東京遙拜，祈禱「天皇陛下萬歲」，表示「寧願為法西斯軍國主義而死」。戰犯拒絕看管理所的報紙，不聽管理所的廣播，以示對抗。對於我們給予的人道主義待遇，認為是我們的「軟弱」。更為普遍的是他們公然否認有罪，宣稱他們侵略中國是「幫助中國建立新秩序」。叫嚷他們是「戰俘」，不是戰犯。誣衊中國「將他們關進戰犯管理所，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戰犯來到管理所不久，美國發動了侵朝戰爭，且戰火燒到了中國的家門口。這時戰犯的思想開始活躍起來，他們破壞監規，抗拒改造，幻想美軍儘快打進中國境內，把他們從管理所營救出去。每天報紙一來，他們爭先恐後閱讀有關報道朝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