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輛公安部的囚車——不是現在那種警笛鳴叫的囚車，而是一輛普通的小卧車，但它是地地道道的囚車。囚犯就是我。我沒有被戴上手銬，而是像一位首長一樣坐在車內，兩旁有人「陪伴」，但我是地地道道的囚徒。汽車駛出北京的德勝門，一直向北。車內除了不時的嗽叭聲外，再沒有別的聲音，沒有人說話。我不知道開往何處。這是1966年下半年，我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快速行駛，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腳下。從山下到半山腰，築有高高的圍牆，圍牆裡面有幾座樓房，這樓房很特別，遠遠望去，只有凡排小洞洞，大概就是「窗子」。啊！這是監獄，這就是建成不久的秦城高級監獄！在那人妖顛倒是非混淆的年月，多少革命的功臣在這裡吃盡了鐵窗之苦！後來，倖存下來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長、後任中央調查部副部長的馮基平說：「我要是知道我建的這座監獄是關押我自己的話，我一定會把它建得更好一些。」
一個無辜的人被關進四面不透風的監獄，他的心情是不言自明的。在這時，任憑他是怎樣叱吒風雲的人物，也變得那樣軟弱無力，任人擺布，屈辱、悲哀、憤懣一齊湧上心頭，但也只能停留在心頭！
把我送進這高牆之內，我也並不太感到突然，因為在此之前。我已經坐了三年多不叫監獄的監獄。
1962年9月，正當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之際——這樣的會，一向是黨中央做出重大決策、喜訊頻傳的會議，我照例以興奮的心情期待著……。突然，陝西省委接到中央組織部急電：「立即派人護送師哲回北京」。省委當然照辦。我心裡納悶：是調我去北京？又何須「立即」「派人護送」？要處置我嗎？處置我什麼呢？儘管百恩不得其解，也得服從命令。於是，陝西省委「立即」派出秘書長「護送」我到北京。不過我心裡始終是坦然的、踏實的。因為我自己了解我，中央同志和毛主席都了解我。
到了北京，一下飛機，便有車接了直奔中央組織部。一向幹部到此如歸、倍感親切的組織部，此時卻令人窒息。他們讓我坐在一間屋子裡休息，門外工作人員亂鬨哄跑來跑去，互相打聽著「師哲到了沒有」的聲音，我都聽得見。我更加莫明其妙，但是除了等待，還能怎樣？
過了個把小時，副部長李楚離才出現在我的面前，幾句問候的話之後，便陪我驅車到萬壽路招待所去見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安向我介紹了十中全會情況，還談到康生在會議上給毛主席遞了個條子：「有人寫小說反黨」等等，接著又說明這些事都與我「無關」，調我回京，只是「為了弄清高崗、習仲勛等人的問題。你過去接近過他們，你應該了解一些問題，你要老老實實，有啥說啥，向黨交代清楚」，云云。他提的問題，可歸納為三個方面：一是我同高崗、習仲勛之間的關係以及全部活動；二是高、習二人都幹了哪些壞事；三是我和他們一起幹了哪些壞事，以及我所知道的應該向黨徹底交代的所有問題。談完後，送我回到家裡。
我本著對黨忠誠老實的態度，以一個黨員應有的責任，想幫助黨把問題弄清楚。可難就難在我找不出壞事，但為了預防自己有好壞不分的地方，只好不分好壞，凡是我知道的，一股腦兒交代。於是用幾天時間，寫了詳盡的材料交給安子文。
在他們看材料的過程中，我有三四天的空閑時間，我便利用這個時間去探望了一次老熟人王世英。此時，王世英任山西省省長，因病在北京療養（我在《我所了解的康生》一文中多次提到他所受的迫害）。他一見我，十分驚訝，說我不該在此時回北京，最好立即回原駐地去。當我告訴他是中央組織部調我回來時，他傻眼了。我從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想告訴我「事情不妙」，但他有口難言。我只呆了一會兒，他便送我幾個大蘋果，我明白：他既是祝我平安之意，也是告訴我該告辭了。他送我離去時，緊緊地握了我的手。不料這次見面竟成訣別！
不祥之兆紛至沓來，但我仍無法猜測，我能蒙受什麼禍患？！
三四天過後，安子文對我說：「你的交代，領導（我立即意識到這個「領導」就是康生）看過了，但他說不行，過不了關，交不了卷（這些都是我早已聽厭了的康生慣用的語言）。還要老實交代。」安子文雖然嘴上這樣說著，但我能覺察到他內心的愧疚，他口不由已啊！到了「文革」，他也被打倒了，並被發配到安徽。當他的兒子安民去探望他時，他對孩子說：他一生做過兩件昧良心的事，而第一件就是對不起師哲。我並不怪他，他又有什麼能耐不執行「領導」的指示呢？他自己也同樣逃不脫厄運。
安子文這次同我談過之後，再未露面，過了兩天，由李楚離向我宣布：
「自即日起，你同中央組織部再沒有關係了，你的事由另外一個部門接管了。」這是在中央組織部宣布的，當時便由公安部派來的人把我接走，送到東總布衚衕（原李宗仁的公館）軟禁起來，沒有讓我同家人告別。從此，我便從家中失蹤了十幾年，我的頭上套上了「金箍」，這「金箍」不是用符咒控制，時緊時松，而是用「螺絲」一圈、一圈地緊箍下去的。
自從我被軟禁在東總布衚衕那座樓里之後，唐·吉訶德式的人物同我搏鬥就開始了。三年中同我「談話」的人總有二三十人，加上前後向我要材料的將近百人。開始時還有四五位像是高級一點的（副部長級）幹部，一來到，先要表現出自己的非凡，但頂多一兩次，就不再露面了，其中一個較低級一點的幹部，說他老早就認識我，他在統戰部工作過，還參加過建設民族文化宮的領導工作，我們一開始交鋒就搞僵了，經過幾次折騰，他也不來了。可是隔了一段時間，他又出現了。這次是他一個人來的，表現得非常謙遜和藹，聲音低沉。寒暄過後，他說他對不起我，要我原諒他的粗暴，因為「領導」要求他對我要嚴厲，他是不得已而為之，是違心的。後來知道，那是他即將離開此項工作之前，來向我懺悔的。
接著來的像是一個局級幹部，可能是從外地調來的。一開始也是來勢洶洶，裝腔作勢，大喊大叫，拍桌打椅，以勢逼人。但談不了幾句話，就思路閉塞，語言枯竭，無所措手足，一副狼狽相。我諷刺了他兩句：「演『三堂會審』也沒用，拍驚堂木更沒用，我是蒙冤受害者，但卻不是被人陷害了的蘇三。」不料倒生效了。此後，他再也不敢拍拍打打了。我從他的言變中發現，他每次同我談話之後，都是要向康生彙報的，然後又用康生教給他的那一套來攻擊我。有一次我說：「你這一套，我1942—1943年在延安時，就早已從他的嘴裡早已聽厭了，那時他就是這樣教我們的，但這一套毫無用處，現在就更沒有用處。還來重複這一套，豈非自找麻煩？！其所以沒有用，就是因為它不科學，不實事求是。」這個可憐蟲竟反問我，「在延安時你聽誰說的？」我說：「你自己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如果你願意捉迷藏，那咱們就玩個夠吧。但是我要告訴你：我在延安聽他講的比你在這裡說的還要多得多。不過，這一套過去就不靈，現在更不靈了！」後來有一次他自我介紹說：他在延安楊家嶺會見過任弼時，但「不知為什麼沒有遇見你這位政治秘書！」此話他在以後還重複過幾次，用意何在，不得而知，我看他很象是長征過來的老幹部，執行任務堅決，但是漸漸地也就亮了底。他告訴我：康主教給他的秘訣是對我的每一句話，都要問個「為什麼」，對每一句話都應該提出一萬個「為什麼」，使我永遠回答不完。可是他試驗的結果，自己也覺得十分無聊。於是我們常常只是對坐，沉默無言。啞戲一場又一場演過之後，他再也不來了。
向我問話的人越來越少，只剩下二三人，其中有一位姓段的，是平山縣人。他說：他從未接觸和處理過像我這樣一級的幹部問題，「今天居然出面審查你一一師哲，實在，實在……」。
就這樣度過了二三年，同樣的話不知重複了多少次，實在無話可說了。有一次我自己提出問題，我說：「我們已經談了很多，談了很長時間，但一直未觸及我在蘇聯的十五年，如果你們對這方面有什麼問題，請提出來，我願意澄清。」此人不敢表態，立即跑到樓下去打電話請示，一去兩個多小時，轉回來時則說：「今天沒時間了，下次再談吧。」我明白了，他們同我談話的範圍是康生劃定的，他們絕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康生對在蘇聯的一段是忌諱的（其原因見《我所了解的康生》一文）。
過了若干天，一個上午，此人又來了。顯然我要談的問題，對康生是個威脅，他自己做賊心虛，不敢讓我談。經過策劃，重新限定了範圍，再把他派來，而來者卻以為他掌握了新武器，神氣十足地來同我搏鬥了。可惜他只不過是主子的傳聲筒，他提的問題是：要我交代毛澤東同斯大林的來往關係。我問道：「是談毛澤東和斯大林個人之間的關係？兩黨之間的關係？還是兩國政府之間的關係？而且是涉及到哪些問題和哪個時期的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還是我國新政權成立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