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這個人，現在知道他很壞的人不少，但對他怎樣使壞，知者卻不甚多。從延安時期到建國初期，由於工作關係，我同他接觸較多，也就了解較多。
康生並非偶然出現的一個人，他是一種社會現象，社會上此類人並不太少見，只不過康生身居高位，危害更大罷了。因此把康生曝光，有利於識別這一類人。
說是康生的「搶救運動」，是因為這一害人運動確實是他一手策劃、製造的。
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在開始時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毛澤東在整頓三風的報告中，闡明整風學習的目的、任務和方針對，一再強調整風是為了分清路線是非，澄清問題，端正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而不是為了追究任何個人的責任，更不是整人。所以整風開始後，幹部們並沒有感到有任何壓力，能夠集中的讀點書是很難得的機會。除了22個文件外，還有《六大以前》、《六大以來》、《兩條路線》以及幹部必讀的六本書等。大家學習都很認真，做筆記，寫心得，自覺地聯繫自己的思想做檢討，思想認識確實得到了提高，獲益匪淺；黨內也出現了更加團結的氣象。但是最終結果卻與初衷大相徑庭。
事情是如何演變的呢？
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楊家嶺宿舍閑聊時，他向毛澤東的窯洞呶呶嘴說：「我們的同志總不明白，既然我們掌握了政權，卻還不會使用，不知道使用權力。」這話與他以後的所作作為聯繫起來，實在是意味深長。
康生是中央社會調查部的部長，是反好保衛工作的最高負責人，也就是說他掌握了那時的主要專政機器；他又是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主任先是毛澤東，後是劉少奇，都是掛名），是整風運動的實際上的領導人，於是他實際上掌握了對人的生殺予奪之權。
整風學習開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為重點；後又轉入審干，他又把中央黨校也作為重點。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馬列學院，院長是洛甫（張聞天），該院為我黨培養了大批理論骨幹。但康生對中央研究院的評價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並親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整風運動，矛頭指向許多黨內的老同志和青年黨員。只因毛澤東一再強調整風是為了分清路線、方針、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認識為目的而不是追究個人責任，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
但康生並不甘心就此罷休。1942年5、6月間他又親自策划了批判王實味。王實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的研究員，整風開始以後，他發表了《野百合花》（《解放日報》1942年3月12、13日）、《政治家、藝術家》（《穀雨》一卷四期）等雜文，接著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與的》壁報上發表了幾篇短文。他在這些文章中指責延安幹部群眾之間隔閡很大，幹部不以平等態度待人，對人缺乏關懷愛護，「到處烏鴉一般黑」，而有人卻認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麼」、「天塌不下來」；他指責等級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認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義」；並且以李芬烈士和「前線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來襯托延安的「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景象。
對王實味的這些錯誤言論，毛澤東曾不指名地批評過，說整風中有些人不是從正確的立場說話，而是用絕對平均主義的觀念和冷嘲熱諷、放暗箭的辦法。冷嘲暗箭是一種腐蝕劑，不利於團結等等。毛澤東的批評顯然是為了糾正偏向，是善意的。而康生則是利用了這一問題，打自己的主意。
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會部的幹部會議上說：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報紙上發表了，並責成中央研究院組織批判。5月27日一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開了揭發批判王實味的鬥爭會，康生多次出席，並給王實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在毛澤東的整風報告之後，中央政治研究室從事經濟問題研究的成全(陳傳綱）給毛澤東寫過一封信，信中提出除了整頓三風，還要整頓「人風」。所謂「人風」，無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騎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還對陳伯達提了一大堆批評意見。與此同時，棗園的工作人員於炳然也給中央和任弼時寫了一封信，也把陳伯達說得一文不值。這些信我都看過。
成全、王里（又名王汝琪，在中央婦委從事婦女運動研究工作）夫婦二人過去認識王實味，到延安後也有所接觸；潘芳、宗正夫婦二人同王實味是鄰居，來往較多，康生便把他們與王實味的關係定為「托派關係」，康生先在棗園組織批鬥於炳然，從於炳然株連到成全和王里，再株連到潘芳和宗正。
從8月至10月，對他們先後開了72天的批鬥大會，把他們與王實味一起打成「反黨集團」。
同年10月，在中央黨校鬥爭吳奚如，把吳打成叛徒、特務（後來得到甄別平反）。
11月，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學把張克勤（原名樊大畏）打成「特務」。張克勤是甘肅地下黨的一名黨員，那時還不到20歲。由於他的父親在蘭州開了一個照相館，光顧照相館的人，自然是什麼人都有，國民黨的軍官、特務之類的人也去。據此，康生就說張克勤父親的照相館是「特務聯絡點」，張克勤的父親當然是「特務」，而張克勤當然是他父親派到延安來的「特務」，於是逼迫張克勤承認，張不承認，就批鬥他七天七夜，最後還以假相威脅，張克勤終於承認了自已是「特務」，還「供」出一個「紅旗黨」。此後，「紅旗黨」越來越多，幾乎所有黨的地下組織都被打成了「紅旗黨」。（所謂「紅旗黨」，意即國民黨「紅旗政策」下的假共產黨——名義上是共產黨，實際上是國民黨的特務組織，引誘進步青年加入，而實際上當了國民黨特務）。樊不畏在很久以後給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信中說：他當時並不知道什麼「紅旗黨」、「紅旗政策」，全都是審訊他的人提示他承認的。
張克勤是「特務」這件事，謝老（謝覺哉）並不相信，因為他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擔任領導工作時，同張克勤的父親有過接觸，了解此人是比較進步的。但由於康生處在反好的權威地位，對他無可奈何。
康生的作用，不僅在於這些事件的本身，而更主要的是他把整風學習中正常的檢討、反省引向審干、肅反，並且把它說成是一種規律，杜撰出「整風必然轉入審干，審干必然轉入肅反」的廖論。
1942年12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幹會上作了《關於鋤奸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大肆宣傳「延安特務如麻」，說什麼「一種特務是打進來的，如戴笠派來的特務」（實際上這批人一到延安，便有人主動交待，並迅速查清，當時稱為「戴案」；「一種是拉出去的，即在我們隊伍里發展他們的人做特務工作」。報告後，少數單位審查幹部開始，接著各單位也都紛紛跟了上來。1943年4月，傳出敵人可能進攻邊區的風聲，康生又利用這個機會進一步迫害幹部。一天，康生把周興（邊區保安處處長）和我（保安處一局局長）叫了去，給我們布置抓人。抓人的理由，他說一方面是蔣介石企圖發兵進攻延安：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書胡宗冕要來延安，以防有問題的人與胡「聯絡」。康生手裡拿著名單，一邊同我們談話，一邊在名單上作記號，打圈點，嘴裡念叨：「這個是『復興』，這個是『CC』、『漢奸』、『叛徒』、『日特』、……」。畫完之後，要我們把打了「〇」的都抓起來，打了「.」的，都送進邊區行政學院接受審查。我接過名單逐一看下去，打了「〇」的有個名字是「師樹德」，我脫口而出說「這是我的弟弟」。康生一把搶過名單，說：「你弟弟？」接著把這個「〇」划去。我說：「該抓就抓，不能因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頭一擺，「嗯嗯」兩聲，也不作解釋，把「〇」換成了「.」。兩天以後，從晚上到天亮，共抓了200多人。與此同時，李克農（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汪金祥（社會部二室主任）奉命負責抓中央直屬機關的「嫌疑分子」。
這次抓人之後，中央正式宣布曾遍審干開始。康生在中央大禮堂向中央直屬機關作動員報告，當他宣布延安逮捕了200多人時，許多同志嚇得面色蒼白，茫然失神。
接著，康生把假特務張克勤當做典型，叫他到中央大禮堂、邊區政府禮堂以及一些單位做「坦白交代」的報告。康生拍著張克勤的肩膀說：「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了」。
張克勤根據審訊人的提示和讀過的偵探小說編造了一大篇「坦白交代」，而康生卻說「在所有的案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張克勤提出了『紅旗政策』」；「張克勤提出『紅旗政策』，使我們對國民黨的特殊政策有了一個新認識，使我們對大後方的黨組織不能不重新估計，使我們對延安特務的數目之多，得到了一個答案」。於是他把甘肅、河南、四川、湖南、湖北、雲南、貴州、浙江省的地下黨，統統宣布為「紅旗黨」。他當時還不敢說陝西的黨全是「紅旗黨」，但他說關中、漢中的黨組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