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毛澤東身邊的18年中，在工作之餘，同他「閑聊」的時候是很多的。那是一種輕鬆愉快的氣氛。說是「閑聊」，這只是現象，就毛澤東來說，除非他睡著了，幾乎沒有閑的時候，「閑聊」只不過是用腦的一種轉換和調劑。所以他的「閑聊」都是有目的的，不是為了了解那方面的情況，就是為了探討某個問題，而且他總是聽的時候多，說話很少。但只要說一句話，甚至一個動作，都有深刻的含義，我總是從他那裡得到啟發和教益。
我們交談的內容，在寫過的回憶錄中已涉及了不少，有一些還沒有機會敘及，就集中在這裡寫吧。
1940年3月23日，我們回到延安。當晚，周恩來就給毛澤東作了彙報，當然也談到我是共產國際派回來的以及我所負的使命等等。所以，毛澤東很快地接見了我。
那是回到延安的第二天中午。周恩來帶我去見毛澤東。楊家嶺，一排石窯洞，毛澤東在門前踱步。我們朝他走近時，他微笑著迎上前來。先同周恩來緊緊握手，接著，周恩來把我介紹給他。當我握住他那寬大敦厚的手時，內心十分激動——啊！這就是我在共產國際看到的斯諾所攝照片上的毛澤東！這就是領導中國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毛澤東！這就是我們朝思幕想、做夢也想見到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現在我正站在他的面前，正握著他那改天換地的大手！
毛澤東見我有些緊張，便風趣地說：「你的面孔象XX，你的風度象XX。」但我對中國同志不熟悉，他說的人，我根本不知道是誰，也沒記住他說的那些人的名字。只是眼睛盯著毛澤東，一時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周恩來見我不知所云忙解釋說：「這些人他都不認識。」毛澤東立即話鋒一轉，又問：「你是哪裡人？」
「陝西韓城人。」我回答。「噢，你和司馬遷是同鄉。」這句話一下就把我和他拉近了。我說不清對他是佩服？是崇敬？還是親近？或者三者都是。他的知識那麼淵博，他能和任何人找到共同語言，他那腦海的容量究竟有多大？！
接著，他談起了韓城境內的龍門；談起了「禹門三疊浪，平地一聲雷」的出處；談起了黃龍山的走向，說延安的嶗山也屬黃龍山山脈，黃龍自西向東，綿延至韓城境內。
我說自己幼年時，家鄉土匪蜂起，群眾經常鬧「跑賊」，人民生活極不安定，時常處於驚恐懼怕之中。老百姓家中的財物被搶掠，人被綁票，甚至被殺害。聽說當年黃龍山就是土匪窩子。
毛澤東笑了，恢諧地說：「楊虎城將軍也是黃龍山上畢業的。」
我又驚訝了，隨口說：「我們家鄉人員叫他乳名『楊九娃子』。」
他又問了我的家庭情況和經歷等，我只簡略地介紹了一下。在以後的接觸中，又有多次較深入的交談。不過在這初次的會見中，通過這些簡單的對話，他已把我的基本情況摸清了，也掌握了。而我同毛澤東的接觸也就從此開始了。
在會見毛澤東結束時，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不僅要能吃麵包，還要能吃小米子。」
我十分懂得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在中國革命的洪爐中鍛練，在艱苦的環境中奮鬥。我心中的話是：「我再也不離開祖國了！」在此後，我和毛澤東的接觸漸漸多起來。我們在工作中間休息時，晚飯後在延河岸邊散步時，或行軍路途中，都是我們「閑聊」的好機會。我們在交談中交流了思想，交流了感情；他從我這裡了解了我的身世，了解了許多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情況，我從他那富於哲理的言談中，受到了很多的教育和啟迪。
雖然在同毛澤東的初次會面時，他對我已經有了基本的了解，但他並不就此止步，他還要對我有更多的了解。在以後的閑暇時間裡，他仍要我談自己的出身和經歷。我也願意毛澤東對我有更多的了解，所以，只要他願意聽，我就談。
我向他介紹了我的出身。
1905年農曆5月24日（公曆6月30日）我降生在陝西省韓城縣（今韓城市）井溢村。
在我降生和度過幼年、少年的家庭中，談得較多的是我的母親。因為我的母親太賢惠，我太思念她了，總是不知不覺地想她、談她。
母親出生在韓城西原村一戶富有的吉姓家庭。幼時，聽大人們這樣說：一天早上，我的外祖父起床後來到院中，一陣清香撲鼻，他以香覓蹤，發現一朵紅艷艷的玫瑰花開放了，只此一朵！而花開之時，也正是我的母親降生之時，外祖父正在為剛剛來到人間的女兒思考著名字，看到玫瑰花僅僅開了一朵，又是那樣的婀娜多姿，他默念著「一朵紅，一朵紅」，忽然靈機一動：「對，女兒何不叫『一朵』！」這就是我母親名字的來歷。
母親自幼生活的那個家庭，物質生活是比較優越的，但是孔孟之道，而「三從四德」是教育女子的核心。她就是在這種封建禮教的束縛下，15歲做了媳婦，苦難便伴隨著她的終生。
現在十五六歲的女孩，正是最無憂無慮，求學上進之時。可是那時候的女子，十五六歲就算是大人了。我母親是千千萬萬勞動婦女中的一個典型。她那矮小瘦弱的身軀，童稚未脫的心靈，卻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擔。
她伺候公婆，一絲不苟。從16歲就生兒育女，共生養了9個孩子，長大成人的7個。在那個年代，孩子的成活率如此之高，應該完全歸功於我的母親。每個孩子都是她的心頭肉，她不讓他們受到半點的委屈，除了田間的農活外，全家十來口人的吃、穿、用都出自她的雙手。而她的針線恬和食品製作，在全村都是鼎鼎有名的。婦女們都以她製作的衣物、飲食為最高標準，推崇羨慕之至。
現在誰能想到，就是這樣一位治家能手，全家的頂樑柱，卻備受虐待！在那個愚昧野蠻的時代，婆婆以虐待媳婦為享受；丈夫罵妻子是他的「尊嚴」。我的母親每天生活在恐怖之中。只要聽到丈夫同婆婆嘀咕，或聽到丈夫的腳步聲，她就嚇得哆嗦成一團，因為緊接而來的就是拳腳相加，她的身上總是傷痕纍纍。
他們的打罵是不需要什麼理由，更無需講什麼道理的，什麼都可能成為他們打罵的借口。例如：有一次母親搬糧食，她端著裝有幾十斤麵粉的簸箕從院子穿過。由於沉重，她使出全身的力氣，臉都掙得通紅。婆婆卻說她看到大門外的野男人，所以臉紅了。不用說，又是一頓毒打。（因此，我也悟出：「欲加之罪，患何無辭」正是伴隨封建主義而存在的，在中國有著很深的根源！）
曾經給過她無限溫暖的娘家，對她的苦難卻是絲毫無能為力，因為「嫁出去的姑娘，潑出去的水」啊！
她也只能聽天由命，仍以孝敬公婆、做賢妻良母為本分，忍辱負重，忍氣吞聲。因為在那個社會，「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是公認的道德準則，絕不能越雷他一步。
我長到13歲時，便以男子漢自居，挺身而出，捍衛母親。父親大概意識到得罪不起兒子，才漸漸停止了對母親的虐待。後來聽我的女兒秋朗說：她的祖母在我離家的十年中，常常因思念她的長子（我）而落淚。
(秋朗夾敘：現在照顧我父親的阿姨常說：「你爸爸那麼大歲數了，說起他媽掉眼淚。」可見他們母子情深，可見他太同情我的祖母了。其實我和他一樣，說起祖母，眼淚總是止不住。）
我的母親只活到51歲，那時我正在蘇聯，既未能對她養老，更未能力他送終，遺憾之至，奈之何哉？
毛澤東在聽我這些敘述時，頗為動容。原來他也有一位善良的母親，他也非常愛他的母親。他說他的母親從不訓斥他，不指責他，但他從母親身上學到的東西最多。
1919年他在長沙教書時，母親患病，他把母親接到長沙治療，不幸病情惡化，與世長辭，終年才53歲。他當時寫了《祭母文》寄託哀思。他還給我背了一遍，我未能記住。後來我到韶山參觀時，在他父母的合葬墓前，看到了這塊碑文，並仔細閱讀過。記得前面幾句是：「吾母高風，首推博愛。邏選親疏，一皆覆載；愷側慈祥，威動庶匯。愛力所致，原本真誠；不作誑言，不存欺心……」
我們的母親多少相象！
我的祖父不識字，是個勤勞憨厚的農民。他就憑自己的雙手，在村西北的山腳下，開發王長溝那石頭山，整治成層層梯田。他一年到頭，面向黃土背朝天，省吃儉用，積攢家業，竟蓋起當時是相當高大的一院房子。唯一不稱心的是子嗣乏繼，從明朝時，師家兩兄弟移居井溢村後，二人即分為南門、北門。南門人口興旺，北門人口稀少。這在封建社會便形成了強弱對比。北門甚感壓抑、不光彩，甚至受欺。我的祖父就是北門這一支的。
祖父的前妻早夭。光緒18年大災荒，餓殍遍野。一個大姑娘夜裡聽見父母商量要吃她充饑，便連夜逃了出來。在野外遇到我祖父的表兄，經他撮合，祖父收留了她。她就是我的祖母。
祖母生育了子女四人，只成活了我的父親一人。人們時常稱我的祖父是「十畝田裡一枝谷」，形容其人丁的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