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後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18年，同他接觸得越多，對他的了解越深、越廣，對他也就越加敬佩，無論從那個方面講，他都是傑出的人物，是中國人民真正的偉大領袖！我從他那裡得到的教益深厚而廣悵，也使我終生難忘，他的言行、他的音容笑貌、神彩韻味，至今仍赫然在目。
1940年初、我隨周恩來、任弼時一同回到祖國，是受共產國際派遣的，任務是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和召開，然後回共產國際去彙報。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要派一個外國人到延安執行此項任務實在多有不便，也不可能。
我們回到延安以後，「七大」的召開卻推遲了。於是周恩來把我安排在任弼時身邊，名義上是弼時同志的秘書，實際上主要是給毛主席擔任俄文翻譯，同時執行共產國際交代的任務、只有毛澤東、周恩來、任粥時等少數幾個人知道，在我寫回憶錄之前，絕未對外傳揚過。
那時，蘇聯的飛機差不多是每年至少到延安宋一兩次。1942年末，蘇聯飛機又到了延安，捎來共產國際的口信，要我返回國際去彙報工作，毛主席聽到這個口信，先是一愣，接著目視著我，意思是問我的態度。我當時立即說，「不回去！」主席說，「那好，你同他講講。」
於是當著主席，我對蘇聯同志說，「請你轉告季米特洛夫同志，中國局勢如此緊張，任務又很繁重，這裡需要人，我不能回去。」
這樣，主席知道我不願意再離開中國，放心了！我也知道主席需要我，我也放心了。所以當第二次、第三次又催我返回國際時，我照樣回絕了，當時主席還對我說：「你留在中國作用更大，如果國際一定要中共派人去，那我們可以另外派人。」
1943年3月，共產國際解散了。當我將國際方面來電譯出並讀給主席聽時，主席興奮地說：「他們做得對，我早就主張不要這個機構。」接著又對我笑著說：「把你也解放了。」不用說，我也有此同感。
我回國時，毛主席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早已牢牢確立了。然而他每向前走一步，仍要再三試探，要摸准、吃透，慎之又慎，有了十分的把握後才去做。在用人方面尤其如此，他一定要有一段時間的觀察、考核——了解其思想品德和能力等等，然後才決定是否啟用和如何用其所長。主席常講：看一個人，不僅要聽其言，重要的還是要觀其行。1943年1月至1944年7月，我到邊區保安處工作，在此期間，我先後被派到綏德、關中專區去處理那裡「搶救運動」造成的一些棘手問題（見我的回憶錄《我所經歷的延安「搶救運動」》——刊於《中華英烈》1989年第4期）。通過這些工作，我自己得到了在基層鍛煉的機會，毛主席也了解了我，考驗了我。
不想提而又需要提到的一件事是：善於鑽營的奸人康生，—185—最注意探測毛主席周圍的「氣候」，他得到了毛主席要用我，並對我有好感的信息，便設法把我從邊區保安處調到他所管轄的中央社會部一室任主任，並告訴毛主席：「師哲已經調到中央社會部，住在棗園一一你的近旁，主席如有什麼事要找師哲，也很方便。」他還對別人說是他把我介紹給主席的，這當然是無稽之談，純屬吹牛！
我剛到棗園不幾天，主席就打電話找我，我奇怪主席怎麼這麼快就知道我到了棗園？我到他面前以後。他來龍去脈告訴了我，我才知道是康生所為。由此，對康生的工於鑽營，也有了進一步的體會。
主席很注意團結幹部。抗日戰爭時期，他反覆講過對敵要狠，對己要和。張聞天的理論修養較高，在黨內也有威信，但有些書生氣，對許多原則性問題的態度，有時不夠明確。王稼祥相反，對問題態度明朗，是非界線鮮明。在遵義會議上，正是他投了關鍵性的一票，毛主席對此非常重視。平時主席很注意團結他們。中央的5位書記都住在棗園時，就請張聞天也注在棗園，中央書記處的會議，有時也請他參加。整風時，請王稼祥任中央高級學習組的組長，還請他擔任國際政策研究室指導主任。國際政策研究室成立時，主席親自主持了成立大會，以示重視。不過王稼祥當時表現得對這項工作熱不起來，我作為他的第一助手，向他請示工作時，他大多不吭聲，這個研究室的工作就一直未能開展起來。主席總是請他們參加一些重要的座談會，出席中央的會議和政治局會議。不僅對他們如此，對他們的下屬如中宣部部長吳亮平等，也常吸收列席政治局會議。至於對他們的生活，更是關懷備至。
曾經對遵義會議不理解，頂得很厲害的是凱豐，但主席對他也是很注意團結的。1937年底，王明到了武漢，武漢的中共中南局委員有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4人。王明陰謀搞第二中央，凱豐堅決抵制了，主席對這一點也是記在心裡的。1942年主席在延安作《反對黨八股》的報告，主席讓凱豐主持會議並講了話。
主席由於對某項工作的重視，也往往表現在對幹部的態度上。皖南事迹後，國共關係降到抗戰以來的最低點。1942年1、2月，林彪從蘇聯回國，主席要他先不要回延安，徑直從西安去重慶會見蔣介石，做點統戰工作，以求改善國共關係，這是主席的一個策略。他認為林彪具備做這項工作的有利條件——第一，他是蔣介石在黃埔時的學生；第二，他又是舉世聞名的平型關戰役大捷的指揮員；第三，他剛剛從蘇聯回國，有國際和蘇聯的背景。我當時不能理解主席這一決定，曾向主席提問，主席不便多作解釋，只是堅持這樣做。後來我才漸漸明白，那是因為如果林先回到延安，然後再去見蔣，蔣會生疑，認為他是代表中共說話的。林彪在西安住了較長時間，主席不斷打電報或捎信讓他安心住著。林彪完成使命回到延安的那天早晨，我從窯洞出來，和主席不期而遇，便一同下山。他邊走邊對我說：「林彪回來了，我去接他。」我聽了心中一動，心想：朱總司令從前線歸來，恩來、粥時從蘇聯歸來，主席都沒有去迎接，何以親自迎接比他們地位低得多的林彪？我隨即說：「我也去接。」主席驚訝地問道：「你認識林彪？」我說：「他在蘇聯養病兩年，我經常照顧他，替他解決問題。」
我們在院子里等了一會兒，大卡車才到。林彪一下車，主席迎上去同他熱烈握手，林彪轉身看見了我，把另一隻手伸給我。主席一直握著林彪的手回到窯洞里去，我覺得這好象斯大林曾經拉著一位紅軍將軍的手一樣了不起。主席吩咐伙房為林彪備飯，又讓林彪在楊家嶺靠近他的地方住下。
1942年8月，蔣介石邀請毛主席到西安會面，中央出於安全上的考慮，認為毛主席不便去，於10月7日仍派林彪去重慶。這一次蔣介石對林彪的態度大變，於10月13日見了林彪一面之後，就不再見他了，而且不准他和周恩來離開重慶。直到1943年3月共產國際解散後，他們才得以回到延安，那是同年7月16日。臨行前，蔣介石又見了林彪一面，做做樣子。
相比之下，主席對李立三是比較冷淡的。1946年初，李立三隊蘇聯回到東北。5月，他利用參加東北三人小組和平談判的機會飛到延安，住在中央組織部。他給我打電話，要求見主席。我考慮到他和主席都是湖南人，早在五四運動之前就在一起從事學生運動，是多年不見的老相識；再者，李立三曾擔任過中共中央第一把手，自1930年出國至今，才第一次回到中央，於是自作主張，替主席很痛快地答應了，說「可以，待安排好後即通知你。」
我去請示主席，想不到主席淡淡他說：「好啊，他在哪裡？」我回答後，他又說：「明天上午見他吧。」當時主席住在王家坪，李立三來到時，主席什麼準備也沒有，只是招呼勤務員：「客人來了，倒杯茶。」見面後，主席平淡地說：「你回來了，也好。你在東北的情況怎麼樣？」李立三是滿腔熱情，看樣子是一心想好好彙報彙報，以便主席了解自己的情況，但看見主席不怎麼愛聽，也就講不下去了，主席心中有數，不能讓李立三激動。更奇怪的是李立三穿一身美國軍服（美國給中國的「救濟物資」），還得意洋洋，主席看見很不高興，事後吩咐後勤部發給他一套幹部服。
主席看人不僅從大處著眼，而且也注意一些具體小事，諸如觀察你的衣著、表情、言談舉止等，透過這些現象，了解你的內心活動、思想、感情、品德、性格等。比如，我在國外呆久了，養成了說話時好打手勢的習慣。西方人認為打手勢可以加重語氣，主席去不以為然，他認為年輕人在長者面前、在上級面前，不可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也就努力改變這種西方人的習慣。
主席和我閑談的時候較多，但從未講過對任何一們政治局委員的看法。政治局開會時，他最重視不同意見的爭論，而且善於啟發引導展開爭論，在爭論過程中，他善於吸收大家意見中的有益成份，並在自己頭腦中加工。所以他起草的文件、指示和電報等，各委員很少提出修改意見。這種把各方面有益的東西迅速而及時的吸收過來，經過自己頭腦的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