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1954年日內瓦會議
1954年4-7月的日內瓦會議，是英、美、法密商之後提出召開的。這個會議和中國有關係，應該有中國參加，但那時中國同英、美、法都沒有外交關係，所以只能通過蘇聯邀請中國參加。新中國便從此進入了國際舞台。周總理將作為中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主席日內瓦會議為了弄清英、美、法提出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是什麼，準備探討哪些方面的問題以及會議可能解決哪些問題，我們要爭取解決哪些問題，哪些問題是不可能解決的、以及我們應採取何種策略，做哪些準備等等，都要同蘇聯進行詳盡磋商。為此，周總理從4月初開始，三次訪問莫斯科，我三次都作為工作人員陪同前往。
在出發之前，我應約前去西花廳看望鄧大姐，隨後，李克農同志也到了。鄧大姐祝願代表團一路平安、一帆風順到達日內瓦，並順利地完成任務。然後，她極其關心地介紹了總理的近況、工作與生活習慣。總理時常流鼻血，大姐囑咐我們對總理多加關心和照顧。我們認真地接受鄧大姐的這一重託。
這次出國活動和來回奔波，前後長達四個月。總理所完成的工作量比任何人都大，所付出的心血比任何人都多，自然，也比任何人都更勞累。對總理的一切，大家都很關心和照顧。但比較起來，還是總理對大家的關心更多，照顧更周到。相形之下，我們心裡不免產生了內疚。
4月1日，我們到達莫斯科後，中共雙方一連進行了多次會談協商，會談是圍著圓桌進行的。所以赫魯曉夫把這些會談稱作圓桌會議。除赫魯曉夫外，蘇方參加會談的還有莫洛托夫、馬林科夫、蘇斯洛夫等，中方是周總理和駐蘇大使張聞天。
會談一開始，雙方相互交換了有關情況並提出了一些新問題。赫魯曉夫只說了很少幾句話，但完全是不著邊際的話，態度非常輕慢。莫洛托夫則是十分認真的。他對會議的進程和結果都有自己的估計和看法。他認為可能解決一兩個問題，但不能抱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帝國主義國家有他們不可動搖的利益關係。我們的方針是力爭取得一定的結果，如何爭，要看會議發展和國際形勢的變化，機動靈活地採取對策。所以儘管莫洛托夫介紹了許多經驗，作了各方面的分析，但仍然不能事先定個死框子。
周總理講話，他介紹了中國方面從另一個角度考慮這個問題的意見。他指出：中國、朝鮮、越南一起出席這次國際會議，這件事本身就有不尋常的意義，就是一種勝利。我們利用這次國際會議的機會，闡明對各項問題所持的原則立場和我們的方針政策，對有關事態作些聲明、解釋和澄清，就是一種政治收穫。如果工作進行得順利，能闡明和解決某些問題，那就算是有益的收效了。對會議不可以有過高的奢望，但也要力爭取得某種結果，這是可能的，不是空想。要注意到帝國主義國家的日子並不好過。假如我們能夠很好地利用參加這次會議的機會，闡明對各項問題所持的原則立場和對若干有關問題作出解釋和澄清性的聲明，如果能解決某些問題就會有更大的收效。總理是想經過努力，解決一些問題。
周總理再三聲明，中國參加這樣的國際會議尚屬第一次，缺少國際鬥爭的知識與經驗，中蘇之間必須保持密切聯繫，交換意見，互通情報，校正口徑，協同動作。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有其微妙之處，這就是會議要討論和解決的問題——朝鮮和印度支那和平問題——雖然與中國有切身關係，但卻並非直接屬於我國自身的事情，所以特別需要小心謹慎，嚴肅對待。
周總理希望同蘇聯很好地合作，互通消息，協調步驟、方針策略，互相幫助，步調一致。莫洛托夫表示完全同意。
周總理還指出，我們對蘇聯同西方國家關於這次國際會議磋商的前前後後和整個經過不太了解，希望蘇聯外交部作個介紹，並確定協作原則。我們的這些要求，蘇方都給予肯定的答覆。周總理對此十分滿意。
雙方在會談中還約定，中國出席同日內瓦會議代表團提前兩三天到達莫斯科，以便聽取蘇方向我代表團人員介紹國際會議的鬥爭經驗以及在鬥爭中必須注意的各項事宜。經過會談。雙方達到了一致的看法，由蘇聯同志草擬具體方案，於是周總理決定回國向中央彙報工作。
兩三天後，周總理又飛返莫斯科。這一次是進一步確定我們的方針，對策和中、蘇雙方參加的人員以及如何合作等。
關於人員組成，莫洛托夫介紹了他們自己的作法供我們參考。他們參加日內瓦會議的代表團成員各方面的人才都有，到少有一百二十人。我國當時同英國剛剛略有接觸，同美既無外交關係也完全沒有貿易、文化交流和外交上的任何來往關係。但我們的代表團也要包括各方面的人才和幹部，只是在人數上略少於蘇聯，但也有一百餘人。
商量之後，周總理再次返回國內，向中央彙報和組織代表團。臨行前的一天晚上，赫魯曉夫設宴招待周總理。在宴會上赫魯曉夫等人不斷地向周總理勸酒。周總理飲酒過量，加之赫魯曉夫等人同周總理擁抱、旋轉，周總理因肝臟有病，不宜飲酒，又因疲勞過度而嘔吐。見到這種情況，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等一時失神，無所措手足，只有莫洛托夫一人陪同張聞天，把周總理送上汽車，莫洛托夫邊走邊說：「這是我們的過錯，沒有照顧好你，我們感到內疚！這是我們應當吸取的一次教訓，一切責任在我們。」這些話是誠懇的。因為他深知在不久以後周恩來將作為他的戰友，在同一條戰線上帶領一支友軍與他協同作戰。怎能不關懷友人、同志的健康呢？！
回到奧斯特洛夫斯卡亞街8號公寓，總理已停止了嘔吐，但仍然昏昏沉沉。我們讓他喝了兩口濃茶，把他扶上床，讓他安睡。同時，請來了皇宮醫院的一位老名醫給他診斷、醫治，醫生檢查之後說，他的肝臟可能受過虧損，得過病，所以經不起酒精的刺激。現在應該使他安靜的休息，明日他再來探望。然後，給了一點葯，就走了。
第二天清晨約八點左右，總理醒過來了。他說自己比昨天好多了，只是還有點頭昏腦脹。接著他就問我：「我昨天都說了些什麼？有沒有什麼出格的地方？我是說了一些話，但具體內容一點也不記得了。」
我回答說：「沒有什麼出格的話，講的都是一般的應酬話，涉及個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善意的。你說你在1928年中共召開六大時，見到了莫洛托夫，他對中共代表們講了話，你們向他學習等等，我想，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只是錯誤地說成莫洛托夫而已。」
「還講了些什麼不妥當的話？」「沒有！確實沒有！」總理說：「我昨天晚上離開席位，在大廳轉了一陣兒就頭昏腦脹，不清醒了。」
我答：「在外表上看不出來，因為言語、表現都很正常，甚至看不出有多少醉意。否則，早請你回寓所了。」
早八時半，那位醫生又來探望總理。醫生檢查後，說一切正常，但建議好好休息一天，絕不應長途跋涉。總理本來打算當天回國，於是只得留下。上午他在寓所休息，下午進行了參觀。次日總理啟程回國我沒有跟他回國，留在莫斯科等候他。
總理回國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央彙報會談情況，確定在即將召開的日內瓦國際會議上我方的立場、態度、要求和會談的方針、政策、策略與各種談判方案，以及中、蘇、朝、越四方代表之間的合作、協調等問題，以便更有把握地搞好合作，配合行動，開好會議。
4月21日，周總理率代表團抵達莫斯科。這時，他已是精神抖擻，情緒高昂，談笑風生。我們到機場迎接他時，他對我說，他向主席作了彙報，承認了錯誤。主席笑嘻嘻地說，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丟醜！
起初我不明白總理指的是什麼，談完後，我想了一下才明白。我不以為然地說：多喝了一杯酒還值得向中央彙報？！
如果這樣，那些蘇聯的酒桶們恐怕得三天兩頭兒向中央作檢討了。
總理說，那不同，那是他們。
這回周總理在莫斯科又逗留了兩天，除協調雙方的方針、策略和校對口徑外，還研討了需要整理和研究的材料。這時，胡志明、范文同也在莫斯科。同總理和赫魯曉夫、莫洛托夫、胡忐明（化名丁國志）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問題。
利用逗留兩天的機會，中蘇雙方舉行了各種座談會，邀蘇聯外交部的若干人，包括葛羅米柯，到八號公寓來座談，回答我們代表團提出的各種問題，並介紹在各種國際會議中的鬥爭經驗和應注意的事項等等。座談中，我們提出的問題很多，他們回答得也比較細緻。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如何保密，如何防止被偷聽，被竊密、上鉤、上當、走漏消息，或受騙等。
葛羅米柯說，我們的對手是狡猾的，會用一切手段刺探我們的意圖和動向。因為他們比我們更了解「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辦法把我們置於他們的掌握之中。現代技術已發展到這樣的階段，使各種竊聽、竊密成為輕而易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