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祖籍俄羅斯，本人生於烏克蘭。祖父和父親都是工人，他自己也是工人，在頓巴期礦區干過礦工和鉗工。中學文化水平，在沙俄時代的工人中，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
有一次在同我閑談中，他問我在頓巴斯做過工沒有？我說沒有。他說：當年那裡的中國工人很多，但他們似乎生活在另一個天下。
十月革命前後，蘇共非常重視黨員的階級成分，因為那時黨內知識分子的比重較高，應該多吸收工人入黨。於是1918年當赫魯曉夫要求入黨時，這樣一位又是血統工人，又比較有文化，而且很活躍的人，便被視為優秀分子，很快批准入黨了。
他入黨後，又很快被提拔當了幹部，在黨內擔任了支部書記。但他的水平和人格並不因此而得到提高，仍表現得低級庸俗，甚至無賴。愛談女人，玩弄小孩子，和小孩打交道，甚至教小孩子罵人，罵自己的父母，偷東西等等。
1925—1926年間，他又由支部書記提到區委（相當於我們的縣屬區）。到了區委以後，他比較注意了自己的形象和影響，文明了一點。工作較努力，經常下基層了解情況。和其他幹部一樣，自帶乾糧，不向群眾要東西；餓了，到樹林里燒點開水，吃點香腸麵包，繼續奔波、工作。繼而擔任了區委書記。
因為他是血統工人，又有點文化，所以雖在基層，仍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和重視。他也很快就摸到了斯大林的脾性，於是不斷吹捧恭維斯大林，一直奉承到肉麻的程度；同時想方設法給自己創造優良聲譽，以便給斯大林以「好」的印象，博得斯大林的歡心。
1938年蘇聯肅反擴大化，烏克蘭共和國主要領導人全部被整掉了。赫魯曉夫卻被提拔上來當了第一把手。這個位子和斯大林的距離大大接近了一步。這時他對斯大林吹捧到了無恥的地步，喊什麼「斯大林是我的生身父親」，稱斯大林為「親愛的爸爸」。斯大林則認為赫魯曉夫「對黨忠誠」、「對國家負責」他又是工人出身，因而是「完全可以信賴的」。
1940年初就把赫魯曉夫調到莫斯科，任首都市委第一書記，隨即又進入了黨中央政治局。赫魯曉夫鑽營成功了。
進入上層的初期，赫魯曉夫在眾多革命者前輩面前，只能是挾著尾巴做人。毛主席訪蘇期間，在一些大的聚會中，他總是躲在人身後，坐在一個角落裡，不被人們注意。但他的這些表現，倒很可能恰恰使斯大林對他增加了好印象。
1952年，蘇共召開第19次代表大會，以劉少奇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參加了。大會政治報告之後，當進入具體的人事安排和工作的調整，並對這些問題展開討論時，各國共產黨代表團暫時退席休息。斯大林本來答應我們三天之後同我們會談。但在人事安排上，卻遇到了出乎斯大林意料之外的麻煩。人事安排的中心問題是選擇斯大林的接班人。斯大林想讓赫魯曉夫往中央總書記，但其他中央委員了解赫魯曉夫的為人和能力，出於慎重和負責的態度，紛紛發表不同意見，即多數同志不同意赫魯曉夫提任總書記一職。為此事爭論不休。
我們等了5天，仍未安排同斯大林的會談。一天傍晚，斯大林給劉少奇打來電話，談了很長時間，大致介紹他們爭論的焦點，他說：我們被弄得「鬼吹火」，在人事安排上遇到了麻煩，分歧很大，至少要20天到一個月才能把這件事做好，其它許多工作安排，目前還談不上。他自己也感到了十分疲勞。所以他希望中國代表團的同志到南俄去休養若干天，大約一個月以後，待你們返回莫斯科，再安排我們的會談。
於是劉少奇利用這個時間，同印尼（艾迪）、日本（野板參三）、越南（胡志明、范文同）等國共產黨代表團舉行了一系列會談。鄧小平和我先期回國，留下林莉莉任翻譯。
對於斯大林的接班人選，我們中國一些同志認為應該是莫洛托夫，但莫洛托夫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年齡也大了，自己也應該退下來，赫魯曉夫也就利用這一點，積極活動。
我們對蘇聯那種狀況是很擔心的。
1953年斯大林逝世，蘇共中央更加不穩定了。
1954年，我曾對毛主席講，蘇聯需要我們支持一下才能走上穩定的軌道，他們和我們不同，我們內部是團結的，他們內部不夠團結。並且建議支持莫洛托夫，因為莫洛托夫老練，穩重，是和列寧同時代的人。
毛主席的回答是：「誰上來都行。只要他們安定下來，我們的事就好辦了！」
對主席這句話，我思索很久，很久。毛主席的謀略，果然是高人一籌！這一年的「十一」我國國慶5周年之際，赫魯曉夫帶領一個寵大的代表團和隆重的禮品來了，很想把自己突出地表現一番，以博得中國的好感，得到中國的支持。然而，他實際上表現的卻是頭腦簡單、心中無數、搖擺不定、「熱情」而無章法。他在同毛主席會談時說：斯大林逝世，對他造成很大困難。這個困難就是斯大林生前搞個人崇拜，群眾對他的個人迷信造成的。
毛主席說：「對人的看法不能絕對化：要麼一切都好；要麼一無是處。過去把斯大林吹捧上天，把他神化了。而事實上，應該對他二八開或三七開，就是說基本應該肯定，主要方面是好的。這樣，不僅對你們國內發展有好處，也有很大的國際意義。」毛主席再三強調說：「斯大林是個國際人物，對各國的影響都很大，自然也影響到我們。尤其是在今天，世界上的敵對勢力，無時不希望我們混亂、削弱。所以一定要慎重。所以說要『內外有別』」。
對主席苦口婆心的勸說，赫魯曉夫一點也聽不進去，也不願思索，只是不屑地一揮手。毛主席也立即改變了態度，不願再談下去了。可是赫氏一點也意識不到。
赫魯曉夫依然我行我素，以至把他的「生身父親」、「親愛的爸爸」斯大林的遺體從紅場拉出，予以毀滅。
由於中國和蘇聯國情的差異，斯大林不十分了解中國，有過一些不恰當的說法和不正確的指導方針。在1949年7月劉少奇訪蘇時，斯大林對自己作了檢討，說他過去妨礙了中國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歉意。此後，雖然仍發生過一點磨擦和不愉快，但總的發展是兩黨兩國愈來愈協調。
1949年末到1950年初，毛主席第一次訪蘇期間，在相互接觸的初期，蘇方在一切公開場合都稱我們「先生閣下」。周恩來到了以後，在又一次擬發一份公報時，又是這樣稱呼我們，我對斯大林說：「我們都是共產黨員，為什麼不能稱同志呢？」斯大林點頭說：「可以互相稱同志的！」此後，在任何場合，大家都以同志相稱了，自然都很高興，也覺得親近多了。更重要的是：斯大林由於意識到自己對中國不夠了解，所以遇事注意了同中國多協商，尊重中國共產黨的意見。這和他對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態度有明顯的不同，不那麼隨心所欲。
從毛主席第一次訪蘇到斯大林逝世以前，凡涉及中國的大小事，都由斯大林親自處理，別人不得插手。例如：
蘇聯送給我2噸金雞納霜（奎寧），總是斯大林親自經手；
劉少奇給馬林可夫寫信，提出我們過去送到蘇聯學習的一批留學生和小娃娃要調回國，幾天後，轉到了斯大林手裡，並由斯大林親自答覆；
有一次，周總理在莫斯科就經濟方面一個小小的問題寫信給米高揚，幾天沒有迴音，原來也是轉到了斯大林手裡，由斯大林辦了；
又一次也是周總理，就軍事方面一個小問題致函布爾加寧，也轉到了斯大林那裡，由斯大林作了答覆。
此類事，不勝枚舉。
斯大林也注意同我們互通情報，包括歐洲各國黨向我們提了什麼要求等，都及時告訴我們，處理什麼問題，都先同我們打招呼。
赫魯曉夫上台以後，便以他的惡劣行徑代替了這一切。他們要辦什麼事，打電報告訴我們一下，或者不告訴；他們的成命，要我們執行，從不事先同我們商量、徵求我們意見；在國際事務上，獨斷獨行，向我們指手劃腳，要我們如何如何辦，飛揚跋扈，趾高氣揚：甚至對工、表、婦等群眾團體的活動，也要我們跟在他們後邊轉。令人無法容忍！中蘇之間本來就是互相支援的。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從1949年夏季開始，蘇聯同志就向我們要東西。如水銀以及我國南方出產的某些貴重物資，數量不小，為了支援他們，都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建國初期，斯大林向毛澤東提出想購買一大批優質橡膠，周恩來通過他的朋友班達拉奈克，從紐西蘭（斯里蘭卡）替他們買到，並經過黃埔港口轉運給了蘇聯。
1951年，斯大林又向毛澤東提出在中國的南方建立橡膠園。因為橡膠是軍事工業和高科技的重要材料，斯大林稱橡膠為「液體金子」。然而蘇聯的地理條件，無法種植；國際環境，又難以購得。中國卻種植成功了！這自然也是蘇聯的利益所在，所以他們十分關心。
由於這些成功，不僅使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