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時，我們通常稱共產國際為「遠方」。共產國際與蘇共和斯大林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所以「遠方」的含義實際上包括了共產國際和蘇共。
1938年，我到莫斯科協助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任粥時工作。1940年回國後，繼續擔任任粥時的政治秘書。同時給毛澤東同志擔任俄文翻譯。從那時直到1957年，中共中央與「遠方」（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來往的許多文件、電函大都是由我翻譯的。本文所述，只是能回憶起來的一部分情況。
1937年11月，王明帶著康生等從共產國際（莫斯科）飛回延安。王明和康生匆忙回國，急需找人接替他在共產國際的工作。他們找到在莫斯科治病剛愈的王稼祥，王本不同意，但被糾纏不過，只答應代替三個月，要王明回國後，請中央速派代表前來。
王明離開莫斯科之前，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曾提醒他：毛澤東是在中國革命鬥爭中產生並為人所公認的領袖，尊重毛澤東的領導，維護黨的團結，是中國革命最高利益：囑王明回國後一定要謙虛謹慎。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在對王明、王稼祥的一次接見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
1938年3月，任弼時到達莫斯科，接任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王稼祥在離莫斯科回國之前，同任弼時一起去見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又向他們重述了以上意見，並詢問了王明回國後的表現。
1939年11月周恩來到莫斯科治病時，季米特洛夫不放心地又問到王明的表現。當他聽到周恩來反映的情況後，對王明的的分裂行為深為不滿，並說他曾明確地向王明提出過忠告：「你（王明）雖然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但並不是中國實際鬥爭中鍛練出來的國內、黨內公認的領袖：當之無愧的領袖是毛澤東。」並說這是他和斯大林共同的看法。
任弼時在共產國際工作的1938年至1940年間，在蘇聯的中國同志中也像蘇聯人常說「為了斯大林」那樣，經常說「為了毛澤東！」共產國際機關對任弼時，則稱他是「毛澤東信得過的人」。周恩來到了莫斯科，又稱周恩來是「毛澤東的使者」。
1940年末到1941年初，我黨中央同「遠方」建立了直接的通信聯絡，經過多少次試驗，證明效果良好之後，便開始了經常的通信。
同「遠方」聯絡的電台不止一個，但工作正常、使用較久的，是代號為「農村工作部」的電台；此外，毛澤東還常常使用蘇方情報組（負責人是弗拉季米洛夫，中國名字叫孫平）的電台，「農村工作部」的電台，多半發出情報性的材料，直接同季米特洛夫（共產國際）聯絡；而蘇方情報組的電台，則是發出重大的、涉及戰略性、策略性，政策性等重大問題的電報，直接報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同斯大林之間又是相通的，「農村工作部」的電台，形式上存在到1943年秋季，實際上斷斷續續工作到1944年，蘇方情報組的電台則一直工作到1949年8月底（自1945年底起，由阿洛夫接替孫平主持）。我方電台的幹部人事、行政事務，是在任粥時領導下，由吳德峰主管的。而使用它，則是毛澤東一人。開始時，毛澤東總是將電文交給任粥時，再由任粥時交我譯出，然後我們共同校審後發出；來電也是我譯出後先交任弼時，再由他送交毛澤東，用畢存放在任粥時那裡。後來漸漸由毛澤東直接將電文交給我，我也將電文直接送毛澤東。自我擔任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主任之後，所有來往電文都由我保管。也有極少數屬於十萬火急或極端絕密的電文由任粥時親自翻譯，我在事後才知道。除我以外，劉義虎和李唐彬也曾翻譯或經營過一部分。
1940年下半年開始使用「農村工作部」電台時，毛澤東只寫了二三行字的短文。簡單地介紹了我黨、我軍及解放區的一般情況。當他知道「遠方」確收無誤時，才開始寫長篇的、具體詳細的電文，有的長達萬餘字，要分幾次發出。
這裡只追述其中最為重要和意味深長的數次電訊內容：1941年1月，發生皖南事變，我黨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一系列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之後，毛澤東給「遠方」寫了一份分析因果、教訓的長篇電文，內容大致是：
一、蔣介石背信棄義，不擇手段地鎮壓人民，口密腹劍，使新四軍上了圈套；
二、項英剛愎自用，輕信敵人，一意孤行，上當受騙，結果損兵折將，自身不保；
三、皖南事變對黨、對抗戰和華中地區造成了較大的損失和困難；
四、我黨為挽救危局，彌補損失所採取的方針，新四軍余部的轉移和重新部署，以及與國民黨談判的前前後後等。
記得在批評項英時有如下的話：在總結和吸取血的教訓時，不能不指出項英同志因輕信蔣介石而受騙上當，一命身亡；其次，他剛愎自由，一意孤行，不聽中央的話；再次，損失是嚴重的，教訓是沉痛的，經驗是有益的。這件事教育了全黨，今後就更會心明眼亮、提高警惕了。毛澤東的這些話都是雙關的，對「遠方」那些總是輕信敵人，對敵人抱有幻想的人來說，是希望他們從中吸取教訓。斯大林的指導想想是：抗日戰爭時期要和國民黨團結抗日，不能有鬥爭；抗戰勝利後；要團結建國，也不能鬥爭。根本不懂也無視中國社會的複雜問題和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他認為黨內也不能有鬥爭，一有鬥爭，他就認為是鬧不團結。毛澤東的戰略和策略是明確的、一貫的。那就是：在抗日戰爭中發展壯大自己，最終使中國人民獲得徹底解放；他的統一戰線思想是又聯合，又鬥爭，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要磨而不破，破而不裂，磨擦不斷，當仁不讓，寸土必爭。毛澤東的長篇電報，基本上都是解釋這些問題的，希望「遠方」能夠理解。但他們怎麼也不能理解。
從1941年4月至6月中旬，毛澤東幾乎每周都要給「遠方」發一次或兩次長篇電文，其內容是結合介紹我根據地的發展變化、軍事部署、抗日戰場的形勢、國共磨擦、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等等解釋他的戰略、策略思想，還有我們情報部門掌握的蔣、日、偽的暗中勾搭及英、美同蔣介石的關係等情況，並在介紹這些情況時加了分析和評論。
值得一提的是：6月18日，我黨地下工作者從香港獲得一份重大情報——希特勒德國將於6月22日凌晨向蘇聯發動進攻，這情報立即到了在重慶的周恩來那裡，周恩來又立即轉報中央。當時中央對這一情報感到有些蹊蹺，怎麼對德國法西斯這一最核心的機密知道這樣準確，連幾日幾時出動都知道？不過，中央仍然迅速電告了斯大林。然而，蘇聯卻迷信那一紙「蘇德互不侵犯條約」。6月22日這一天是星期天，蘇聯軍官們仍然照常放假，從星期六晚上就全部離開了自己的崗位，而德軍正是按情報中的時間（6月22日凌晨）對蘇聯發動了突然襲擊。蘇軍亂作一團，損失慘重。一兩個月後，蘇方以伏羅希洛夫的名義給朱德總司令發來一份感謝電，說中國同志提供的情報幫了他們的大忙。
那以後，中央同蘇共的來往大為減少，同共產國際的通信也略有減少。
1941年秋冬之際，中央領導同志開始整風學習。這時，毛澤東向「遠方」發了一份電報：中共爭取早日召開「七大」，現在正考慮「七大」代表和推薦七屆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名單，有兩個同志，即王明和李立三，雖然都是犯了錯誤的人，中央還是準備提名王明為中央委員候選人；至於李立三，他在蘇聯犯了什麼錯誤？錯誤的性質如何？是否影響他被推選為中委候選人？望詳告，以便參照考慮。過了相當長的時間，共產國際才來了複電，電文很長，把李立三在莫斯科的表現、所犯錯誤以及被捕等事實經過作了說明，但對李立三是否可推薦為中委候選人一事，未表態。
1941年秋未，德軍直逼莫斯科城郊。蘇聯出於防備日本出兵西進，夾擊蘇聯的考慮，為牽制和阻撓日寇北進，斯大林再三來電詢問中共能抽調多少兵力，補充或擴充多少師團？如何加強長城內外一線的兵力和軍事行動，以打擊和威脅日寇後方？我們的第一次複電說，組織幾個師團的兵力較為容易，但缺少武器，不能發揮力量，那就沒有什麼用處了。對方接電後不久又來電商量：如果打通同外蒙的通道，八路軍部隊可以開赴接近外蒙邊沿區，從那裡領取所提供的裝備，然後開赴前線，如此輪番裝備，是否可行？我方複電認為此法行不通，因為部隊在蒙古的開闊地帶，行動、生活均極困難，無法隱蔽，過了不久，對方又來電商量：如果八路軍部署在長城一線，尋機出擊關外日軍，並大力干擾其後方，牽制日軍行動，可否？我方回答未作肯定答覆，只是說：可以見機行事，儘可能向長城內外一線發展，但同時指出，因缺乏武器，完成不了重大戰鬥任務，也不能集結過大兵力，兔被敵人一網打盡。雖未達成具體方案，但我方仍加強了長城內外的兵力部署。日寇也很快察覺了，對蘇更不敢輕舉妄動。
1942年整風學習全面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