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延安整風開始後，1942年6月2日成立了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由毛澤東、劉少奇、康生三人組成。但毛澤東由於事情大多，只掛了個名，並未具體管；劉少奇是政治局委員，也沒有管。這是康生求之不得的局面。
康生由於善於看風轉舵，取得了毛澤東的信任，當上了中央社會部部長，因而掌握了教育、審查、使用幹部的部分權力。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成立之後，毛澤東對康生說：「總學委的實際工作由你（康生）做。」康生提出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政治秘書們幫他工作，中央同意了。當時我是任弼時的政治秘書，因而也是幫助他工作的人員之一，並分工聯繫西北局和西北聯防司令部的整風和審干。
開始時，毛澤東還比較關注，他的想法是通過學習、討論，辨明是非，明確方向，就算達到了目的，討論中有人提出錯誤路線的責任是誰的問題，毛澤東在同我的接觸中曾說過：「不過（指追究錯誤路線的責任者），不追究個人責任，弄情思想就行了。」
1942年1、2月，中央各機關開始了整風學習，我有一次同毛澤東一起散步，我又問過中央機關整風學習的目的。他還是講：為了弄清是非，提高認識，接受經驗教訓，不追究個人責任。可是，這時康生已經插手進來了，味道有點變了。不僅對錯誤路線是誰，提出要追究責任，而且對其它一些問題也追究責任。
1942年夏季，康生提出了「整風必然轉入審干，審干必然轉入肅反，肅反必然轉入搶救，搶救不成而自救」。這是一個十分陰險的謀略——只要他說誰有問題，即使搞不出任何事實，也讓其「自救」，永遠沒有完。而這一謬論的出籠，是從這樣一件事情引出的：
康生在蘇聯時，本來是緊緊追隨王明的，他們的黨內下發文件都是用「王康」的名義（特別是對我國東北地下黨發文件是用這個名義）。1937年底，康生回國以後，看到毛澤東的威望和影響大大超過了王明，便搖身一變，把自己標榜為「反王明的英雄」，並極力靠攏毛澤東。用曹軼歐（康生的老婆）的話說：「我們一下飛機，就看到毛主席的陣勢和威望，使我們想到要改變態度。」以後就製造出他們在蘇聯受王明排斥的神話。康生主持整風以後，就想乘機把王明搞下去，卻又不敢妄動，便從統戰部副部長、王明的助手柯慶施下手。柯慶施夫婦被反覆批鬥，柯慶施的愛人被迫自殺了，柯仍不能被放過，有一天，中央機關開群眾大會鬥爭柯慶施，這樣的鬥爭會名之曰「搶救失足者」。這次鬥爭會是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富春主持的。鬥爭會從下午一直開到午夜，柯慶施就是不承認自己有問題，「群眾」就是不依不饒，大家都腹內空空，可就是收不了場。康生和毛主度、劉少奇就住在會場——中央辦公廳上面不遠處的一排窯洞。康生聽到中央辦公廳人聲鼎沸，深夜不絕，他來了。他來到大會上講了話，意思是：搶救的時間已經很長了，現在允許自救，大家先回去休息，明天再看他的態度如何，他玩了這樣一個把戲，會散了。事後，他得意洋洋地吹牛：「李富春都收不了場，我給他收了場。」他的幾個「必然轉入」也就在此時出籠了。
任弼時在共產國際時，我曾幫助他工作，1940年回國後，我任他的秘書。此時他的主要任務是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包括對代表資格的審查。
由於鬥爭形勢的艱苦複雜，各地代表來到延安十分不易，所以從1942年起，便有代表陸陸繼續來到延安，大部分安排在中央黨校學習，等候開會。1943年5、6月間，「搶救失足者運動」已在陝甘寧邊區全面開花，「七大」代表中已有半數人「有問題」。到了1944年初，任弼時告訴毛澤東這樣搞法不行，「七大」還開不開？難道和「特務」一起開黨的代表大會？這樣才把黨代表中的搶救運動停了下來。這些代表中究竟有沒有問題？
1942年中期，從湖南來的代表中有一青年姓米，人呼「小米」，到延安後在中央黨校學習，人較機敏，那時中央辦公廳需要人，就把他調來楊家嶺、後來發現他說話不對頭，學文件時，他總提出錯誤路線誰負責的問題，負責人找他談話。他承認他變過節，答應了作暗藏的特務，那時並沒有逼他。
河南省委書記XXX，山東人，在延安期間同我有來往，任弼時同我一起審查他的代表資格時，我認為他有問題，因為他被捕後很快就被釋放了。任弼時說我神經過敏，通過了。待「七大」開過之後，他向中央但白，承認自己「失足」過，但沒有幹壞事。
XX，山東省委副書記，也被國民黨特務「突擊」過，組織上不了解，「七大」當選為候補委員，他也向中央作了交代，並要求取消他候補委員的資格，中央同意了。
XXX，福建省某地委書記，青年，也是「七大」後自己坦白的，可他瞎編了一套與特務作鬥爭的故事，也被取消了候補委員的資格。
還有個紀西，是河南豫西的代表，也被敵特「突擊」了。他一直偽裝，我們還重用他，給了他一筆錢，讓他打通西部通往蘇聯的道路，他一到甘肅，便攜款逃跑了。
以外，還有幾個有類似問題的人。
以上說明在錯縱複雜的鬥爭中，與敵特的鬥爭的確是存在的，但絕不象所估計的那麼嚴重。
整風學習中，中央號召幹部下基層鍛煉，我自認為在蘇聯15年，對中國國情缺乏了解，所以更需要下基層。我覺得保衛工作能接觸各種人，能了解幹部和中國的社會，就向任拐時同志提出到保衛部門做實際工作，他同意了。於是1943年1月我被調到陝甘寧邊區保安處一局任局長。調去之前，康生找我談話，他認為西北的幹部不純，要我到西北局去成立一個社會部，想把我置於他的控制之下，搞西北局的「肅反」。雖然當時我對他的意圖並未看破，但我認為西北已經有了個保安處，不應該再另搞一套，沒有答應他。但他負責的中央社會部是搜集敵方情報的中心，所以實際工作還是要聽他的。保安處處長是周興，他每天晚上都要聽康生給他的電話指示，然後通過我去執行（一局是保安局，二局是治安局，三局是行政局，所以保安處的對敵鬥爭全部在一局）。
這年4月的一天，床生要周興和我帶了邊區幹部中坐過監獄和「歷史不清」的名單去見他。康生在名單上圈了200人，叫我們把這些划了圈的全部抓起來，我粗略看了一下，名單中有「師樹德」的名字，我隨口說出「這是我四弟」。康生一把抓過名單，把師樹德的圈抹去了，我說：「有問題應該抓就抓，不能因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手一擺，嘴裡「嗯嗯」著，然後在「師樹德」名上點了一點（這是送行政學院審查的記號）。我有點茫然，也有點疑惑他打的圈是有根據還是隨心所欲？於是我問：「這些人都有材料？」康生回答得很乾脆：「有材料還要審問？」這似是而非的話，倒使我啞口無言。我想了一下又說：「一下抓這麼多人，保安處容納不下。」他說：「想辦法！」我們領了任務，向下布置執行。
康生下令大肆捕人之所以得逞，因為有這樣一個歷史背景：4月份，蔣介石把他部署在晉西南的部隊全部撤到陝西韓城、宜川、大荔一線，並聲言要進攻陝甘寧邊區，「因為中共不聽話」。後來知道蔣介石這是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逃離抗日前線，又要掩人耳目而放的風。但當時中央分析：蔣介石這一動作，可能是同日本搏和的一個步驟，便緊張起來。邊區人民也群情激奮，到處集會，聲討蔣介石降日反共的罪行，表示堅決保衛邊區的決心，還把國民黨政府駐延安的聯絡參謀請到大會主席台上，讓他看看邊區人民不可侮！
康生利用了這樣一個時機，借口「為了整頓後方，清理陣容」，把「不可靠」的人都抓起來。於是延安一夜之間抓了260人，中央社會部也抓了100人，綏德專區抓了100人，關中也在抓人，以後還在擴大。大約5月份，我又領命到綏德收拾那裡的爛攤子。
綏德地處黃河西岸，綏德的宋家川與山西的軍渡隔河相望，綏德的商人就從這裡往返於秦晉之間。他們的貨源在山西的柳林鎮，而該鎮確有日本的特務機關，經常從商人的嘴裡探聽河西的虛實，但這些商人都是愛國的，從不對日本人說實話，倒是把山西的實際情況不斷告訴我方。
由於國民黨軍隊的逃跑，山西的日本侵略軍構成了對綏德的直接威脅，於是綏德也和延安同時捕人，命令當然都源於康生。這一行動，傷害了一部分民主人士，同時因為打擊面迅速擴大，人人自危，不可終日。李鼎銘從親友那裡了解到他自己家鄉的情況，很有意見，便向林老（林伯渠，當時任邊區政府主席，李鼎銘任副主席）反映。這也就是派我去綏德的原因。
綏德地區的行動是地委書記習仲勛和專員袁任遠親自主持搞的，捕的人都關在專署，審又審不出個名堂，騎虎難下，他們也向西北局和黨中央呼籲求援。大約5月底，我帶了布魯等七八人去綏德。
我們到綏德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