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沒學過數學的人，分不清楚數學和算術，以為數學是乾巴巴的、無聊的學科。其實，這門學科需要無上的想像力。
——索菲婭·科瓦列夫斯基
1891年1月的第一天，一個矮小的女人和一個高大的男人走在熱那亞的老公墓里。他們都四十歲左右。女人有一顆孩子般的大頭，一頭厚密的鬈髮。她表情熱切，微帶懇求。她的臉看起來已經有些滄桑。而男人則是龐大，他二百八十五磅的體重，分攤在碩大的身架上。他是個俄羅斯人，常被人稱為大熊，或者哥薩克人。這會兒，他蹲伏在墓碑上，在他的筆記本上寫著，記錄碑銘，苦思著一時看不明白的縮寫詞，儘管他會說俄語、法語、英語、義大利語，還懂一些古典和中世紀的拉丁語。他的知識和體形一樣寬廣，不過，他的專業是政府法規，能講美國當代政治機構的發展、俄羅斯和西方的社會特徵差異、古代帝國的法律與實踐。不過，他不是老學究。他機智詼諧，受人歡迎，和任何層次的人都能輕鬆相處，他能過最舒適的生活，因為他在哈爾科夫一帶有產業。他被禁止在俄羅斯任教職，只因他是個自由主義者。
他的名字很合適他。馬克西姆。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科瓦列夫斯基。
和他一起的女人也是科瓦列夫斯基家的一員。她嫁給了他的一位遠房表哥，不過，她現在是個寡婦。
她開玩笑地跟他說話。
「你知道我們中有一個要死了，」她說，「我們中有一個今年會死。」
他心不在焉地聽著，問她，為什麼這樣。
「因為我們新年的第一天就在墓地里走。」
「的確。」
「還有不少你不知道的呢，」她那樣冒失而又急切地說，「我八歲的時候就知道了。」
「女孩子與廚娘們在一塊的時間更長，而男孩子都待在馬廄里——我想是因為這個。」
「馬廄的男孩從來沒聽說過死？」
「聽得不多。關注的是別的東西。」
天上在下雪，但是很輕柔。他們走過的地方，留下了雪花消融的黑色腳印。
1888年，她第一次遇見了他。因為要創辦一所社會科學院，他到斯德哥爾摩來當顧問。他們來自同一個國家，還是同姓，這無疑會讓他們走到一起，即使彼此間並沒有特別的吸引。她有責任招待他，處處照顧這位在自己的家鄉並不受歡迎的自由主義夥伴。
但實際上也沒有什麼責任可言。他們互相頂撞，彷彿他們真的是失散多年的親戚。接著就是一連串的玩笑和詰問，立刻心領神會，喋喋不休的俄語，彷彿西歐的各種語言都是單薄的形式上的籠牢，他們在裡面已經困了太久，或者不過是真正的人類語言的微不足道的替代品。同樣，他們的行為也很快就超出了斯德哥爾摩的風俗規範。他在她的公寓待到深夜。她隻身到他的酒店和他吃午飯。當他在冰上意外摔傷腿的時候，她幫他浸泡敷藥，不僅如此，這種事兒她還告訴別人。那時候，她對自己沒有把握，對他更沒有把握。她在信里向一個朋友描述過他，用的是繆塞的一段話。
他非常地快活，也非常地憂鬱
一個討厭的鄰人，卻是傑出的夥伴
極為輕率，也格外造作
義憤填膺的天真，但又甚為漠然
真誠得可怕，卻又十足地狡猾
在信的最後，她寫道：「而且，他是一個，真正的俄羅斯人。」
胖馬克西姆，她當時這樣叫他。
「我從來沒有像和胖馬克西姆在一起時這樣，嚮往寫下浪漫的篇章。」
還有，「他占的地方太大了，不管是在椅子上，還是在人的心裡。對我來說，只要他在身邊，讓我想別的事兒完全不可能。」
那時候，也正是她應該日以繼夜工作的時候，她要準備提交勃丁獎的文章。「我不光忘記了我的函數，還忘記了我的橢圓積分，我的剛體。」她對她的朋友，數學家米塔——列夫勒 開玩笑說。正是米塔後來說服馬克西姆到烏普薩拉 待一陣子，發表演講去。而她把自己從思念和白日夢裡拽了出來，回到了剛體運動，還有，應用兩個自變數的θ函數解決所謂的美人魚問題。她奮力工作，心情愉快，因為他仍然在她的心裡。他回來的時候，她筋疲力盡，但是得意洋洋。兩件事值得得意：她的論文已經完成，只差最後的潤色和匿名提交了；她的情人發著牢騷，但也是喜氣洋洋的，急切地從放逐中回歸，正像她所希望的那樣，他向她發出了明確的暗示，希望她成為他生命中的女人。
是勃丁獎毀了他們。索菲婭這麼想。開始是勃丁獎轉移了她的注意力，枝形吊燈和香檳酒讓她眼花繚亂。令人頭暈目眩的讚美和祝賀，無窮無盡的讚歎和吻手，但仍然是不方便，永遠改變不了的現實。他們永遠不會給她提供和她的天分匹配的工作機會，能在一個省立女子中學謀一份教職，就已經足夠幸運了，這就是現實。當她正沐浴在溫暖之中時，馬克西姆悄悄地走了。真實理由，一個字也沒提，當然了，只說他要寫文章，他需要博利厄的平和與寧靜。
他覺得自己被忽視了。一個並不習慣被忽視的男人，他可能成年之後從來沒有參加過沙龍，沒有參加過招待酒會，這就是原因。在巴黎不是這個原因。並不是因為在索尼婭 的盛名下，他變成了一個看不見的人，雖然他常常確實是這樣的處境。一個有堅實財富的男人，享有四通八達的名聲，和身材相得益彰的智力，再加上機智詼諧的明快，敏捷的男性魅力。同時，她還全然是一個新貴，一個讓人愉快的怪人，一個同時擁有數學天才和女性羞怯的女人，相當地迷人。另外，在她一頭波浪之下，還有一顆不俗的心靈。
他從博利厄寫來了冰冷慍怒的道歉信，拒絕了她的一旦忙完了就來看他的提議。有一位女士陪在他身邊，他說，他不方便給她引見。這位女士最近情緒消沉，需要他的關心。索尼婭應該回瑞典去，他說。她一定很高興回到正盼著她的朋友們身邊。她的學生應該很需要她，況且還有她的小女兒。（這是一種刺痛，一種她熟悉的暗示，不稱職的媽媽？）
信的最後是一句可怕的話。
「要是我愛你，我的信理當有所不同。」
一切都結束了。帶著她的獎從巴黎回來，還有她離奇的璀璨聲望。她回到了朋友身邊，而對她來說，他們突然變得並不比她打個響指更重要。回到學生身邊，學生顯得更重要一些，那也只是當她站到她們面前，變成她數學的自我時。奇妙的是，這依然還能做到。她回到大家都以為她疏於照顧，實際上卻無比快樂的小馥馥身邊。
斯德哥爾摩的一切都在提醒她。
她坐在同一個房間里，她的傢具是跨越波羅的海帶過來的，一筆犯傻的天價。她面前，還是同一把椅子。就在不久前，它還曾勇敢地支撐過他的體積。加之，她的椅子，當他熟練地將她攬在懷中時。他從來沒有在調情的時候顯出笨拙來，即使他有那樣的身材。
還是同樣的紅色錦緞，曾經有尊貴的，或者算不上尊貴的客人坐過，坐在她失去的、以往的家裡。也許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坐過，帶著那種令人惋惜的神經質，正在為索菲婭的姐姐阿紐塔神魂顛倒。當然，索菲婭作為母親不稱心的孩子，和平時一樣，正在討人厭。
櫥櫃也是老的，從她在巴利比諾的家裡運來的，上面還鑲嵌了她祖父母的肖像，畫在瓷上的。
外公外婆，舒伯特夫婦。沒有絲毫的安慰可言。他穿著制服，她穿著晚禮服，神情透露的是荒唐的自我滿足。索菲婭想，他們得到了他們想要的，而對那些不這麼如意的，或者說沒有這麼幸運的，則只有不屑。
「你知道我有德國血統嗎？」她問過馬克西姆。
「當然知道。否則你怎麼會有勤奮的天賦？你的腦子裡全是虛構的數字嗎？」
要是我愛你。
馥馥用盤子端來了她的果醬，要和媽媽一起玩小孩子的紙牌遊戲。
「讓我安靜一會兒。你能讓我安靜一會兒嗎？」
過了一會兒，她擦乾從眼睛裡湧出來的淚水，請女兒原諒她。
不過，終究索菲婭不是一消沉就沒完的人。她咽下自己的驕傲，想方設法寫輕鬆愉快的信，通過輕描淡寫地提及一些瑣碎的快樂，溜冰、騎馬，通過對俄羅斯和法國的政治局勢的關注，也許就能讓他放鬆，甚至可能讓他感覺到自己的警告粗暴無禮，毫無必要。她努力逼自己說出了另外一個建議。夏天，她的課程一結束，她就動身去博利厄。
快樂的時光。也會有誤解，她這麼形容。（她及時地換了個詞，「談話」。）寒意森森的時段，分手，幾乎分手，突如其來的和藹可親。起伏迭宕的環歐旅行，給他們自己帶來了公然的、流言四起的情人身份。
她有時也想知道他是不是還有別的女人。她有時自己也在玩味這樣的念頭：嫁給一個追求她的德國人。不過，這個德國人也太刻板了。而且，她還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