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城市流行自殺」，這是母親經常說的一句話，很長時間我都記得這個神秘而獨斷的說法，信以為真——相信諸伯利比其他地方有更多人自殺，就像波特菲爾德有更多的鬥毆和酗酒一樣，自殺是這個城市的象徵，有如市政廳上的炮塔。後來我對母親所說的一切的態度變得懷疑和鄙視了，我爭辯說，事實上諸伯利很少有自殺事件，數字肯定不可能超過平均數，而且我會向母親挑戰，讓她列出來。她會在腦海里系統地沿著不同的街道曆數：「——妻子和孩子在教堂時，他上吊了——他早餐後出去朝自己頭部開槍——」但是實際上沒有這麼多；我很可能比她更接近真實。
如果算上我原來的老師範里斯小姐的話，有兩起溺水自殺事件。另一個是馬里恩·謝里夫，母親和其他人會略帶自豪地說：「哦，一個充滿悲劇色彩的家庭！」一個哥哥酗酒身亡，另一個在杜伯敦的精神病院，馬里恩自己走進了瓦瓦那什河。人們總是說她走進去的，而說到范里斯小姐的時候用的卻是投河自盡。因為沒有人看見任何當時的情形，差別只是兩個女人本身的不同，范里斯小姐做什麼事都衝動而激烈，馬里恩·謝里夫則深思熟慮，不緊不慢。
至少那是她在照片里看起來的樣子，掛在中學的主廳里，在裝著馬里恩·謝里夫女子體育獎的盒子上方，那是一個銀杯，每年拿出來頒發給學校的最佳女運動員，刻上女孩的名字後再放回去。在這張照片里，馬里恩·謝里夫拿著網球拍，穿著白色褶裙，白毛衣的V型領子上有兩條深色的邊。她頭髮中分，不合適地在鬢角處向後夾著；她體格結實，沒有微笑。
「自然是懷孕了。」弗恩·道夫提常常這麼說，內奧米也說，大家都這樣說，除了我的母親。
「沒有確實證據。為什麼要給她抹黑呢？」
「有人讓她陷入了麻煩，把她弄了出去，」弗恩確定地說，「不然她為什麼要跳河，一個十七歲的女孩？」
有一段時間，市政廳圖書館所有的書都不能滿足我，我要有自己的書。我想我唯一能把生命派上用場的就是寫小說。我選擇了寫謝里夫家族；他們家發生的事情讓他們明顯地與眾不同，讓他們註定成為故事和傳奇。我把他們的姓改為霍洛維，死去的父親由店主改為法官。我從大量閱讀中了解到，在法官家庭，和大地主家一樣，墮落和瘋狂比比皆是。我就照原來的樣子寫那位母親，和我在聖公會教堂看見她時一樣，她風雨無阻，憔悴而莊重，她的祈禱響亮如同喇叭。我把他們搬出他們一直住的芥末色灰泥粉刷的平房，它位於《先驅導報》大樓後面，甚至現在，謝里夫太太還有整齊的草坪、沒有雜草的花圃——搬到我自己虛構的房子里，高高的像塔一樣的磚房，狹長的窗子，有供車輛出入的通道，還有大量灌木被反常地修剪成公雞、狗和狐狸的形狀。
沒有人知道這部小說。我沒有必要告訴任何人。我寫了一些片段，放起來，可是很快我就發現，把它寫下來的企圖是一個錯誤；我所寫的可能玷污了我頭腦中故事的美妙和完整。
我到處帶著它——有關它的想法——好像童話故事中的好人拿著的那種魔法盒；觸摸一下，麻煩就消失了。我帶著它，和傑里·斯多利在鐵軌上走，他告訴我將來，如果世界繼續存在的話，可以用電波激勵新生嬰兒，可以像貝多芬或是威爾第一樣作曲，想做什麼都行。他解釋說，人類能夠以合理的數量把智能、天賦、喜好和願望內置到頭腦中。為什麼不呢？
「像《美麗新世界》一樣？」我問他。他說，那是什麼？
我告訴他，他清高地回答：「不知道，我從來不讀小說。」
我想著小說的情節，感覺好些了；這似乎讓他所說的話變得不重要了，即使是真實的。他開始唱一首感傷的歌，帶著德國口音，試圖像鵝一樣正步在鐵軌上走，像我預料的那樣掉下來。
「相信我，如果你所有可愛的魅力——」
在我的小說里，我去掉了長子，那個酒鬼；三個悲劇命運甚至對一本書來說也是太多了，我也駕馭不了。老二看起來溫和、可愛，我對他不太了解；他長著雀斑的粉紅的臉，沒有戒備心，有點胖。他在學校受欺負，學不會算術和地理，每年只有一次開心的時候，就是被允許在金石門市場坐旋轉木馬，幸福地笑著。（這件事我當然是聽福蘭克·霍爾說的，那個大白痴，他過去住在弗萊茲路，現在已經死了；他總是被允許免費坐木馬，整天玩兒，還會帶著高貴的懶散向人們揮手，儘管在其他時候他從來不感謝任何人。）男孩子們會拿他的妹妹奚落他——卡羅琳！她的名字是卡羅琳。她一下子出現在我的腦海里，嘲諷，隱秘，把矮胖的網球手馬里恩整個覆蓋了。她是個女巫嗎？色情狂嗎？沒有這麼簡單！
她任性，像葉子一樣輕，在諸伯利的街上滑動，好像試圖從看不見的牆上的裂縫中側身穿過。她頭髮長而黑。她任性無常地把天賦揮霍在男人身上——不是那些認為她有資格的英俊的年輕人，不是陰沉的高中英雄、體育健將、習慣將征服寫在熱血的臉上的人，而是中年的疲憊的丈夫、在城裡失敗的生意人，甚至，偶爾還有變形的輕度精神錯亂的人。但是她的慷慨大方挫敗了他們，她傷心但愉快的肉體，呈剝了皮的杏仁色，讓男人迅速消耗殆盡，留下死亡的味道。她是一個犧牲品，為性而伸展身體，躺在發霉的、不舒服的墓碑上，被推靠在粗糙的樹皮上，她脆弱的身軀被擠壓在畜棚的泥漿和雞糞里，支撐著男人可怕的體重，但是是她，而不是他們，倖存了下來。
一天，一個男人來高中拍照，一開始她看見他被攝影師的黑布遮著，一團灰黑色破舊的衣服，在三角架、大眼睛、老式照相機的黑色摺疊箱後面。他出來又是什麼樣子呢？黑頭髮中分，兩側向後梳，有頭皮屑，狹窄的胸部和肩膀，薄而易剝落的蒼白皮膚——儘管不整潔，病態，卻有一種邪惡的流動的能量，一種燦爛又鐵石心腸的笑。
他名不見經傳。人們總是叫他攝影師。開著高高的方形車往返於鄉間，車頂上有摺疊的黑布。他拍的照片非同尋常，甚至令人感到恐怖。在他拍的照片中，人們看到自己衰老了二三十年。中年人在面部特徵里看到與他們死去的父母可怕的又不可避免的相像；年輕鮮活的女孩和男人現出他們五十歲時才會有的憔悴、獃滯、笨拙的面目。新娘子看起來好像孕婦，小孩則如同患了腺狀腫疾病。所以他不是個受歡迎的攝影師，雖然收費不高。但是沒有人拒絕他的生意；大家都害怕他。他的車沿路開過來時，小孩子會掉到壕溝里。但是卡羅琳追求他，在炎熱的路上徘徊，尋找他，等待他，伏擊他，把自己獻給他，完全沒有對其他男人的那種輕蔑、冷漠的服從，而是帶著熱切、希望和哭喊。一天（那時，她已經能感覺自己的子宮在小腹中像堅硬的黃色葫蘆一樣膨脹），她發現車在橋邊翻了，倒在乾涸的小溪旁的溝里。車是空的。他不見了。那天晚上，她走進了瓦瓦那什河。
這就是故事的結局。她死後，她可憐的哥哥看著攝影師拍的他妹妹高中班級的照片，發現卡羅琳的眼睛是白色的。
我沒有全部弄清楚這些事實，而是感覺它們多變而有力。
在這本小說里，我也改寫了諸伯利，著重選取了一些特點，對其他的則予以輕描淡寫。它變得更古老，更黑暗和腐敗，充斥著沒有粉刷的木板柵欄、破爛的馬戲團海報、破落的市場、一直起起落落的選舉。裡面的人不是像卡羅琳一樣瘦弱，就是胖得像氣泡一樣。他們的話語微妙莫測，含糊其辭，奇怪而愚蠢；他們的陳詞濫調瘋狂地噼噼啪啪。季節總是仲夏——白熱化的酷熱，狗躺在路邊好像死掉了，高速路上氣流像果凍一般戰慄。但是，為什麼——對事實瑣碎的考慮會冒出來，偶爾，讓我擔憂——瓦瓦那什河怎麼會有足夠的水？卡羅琳不是漂著，弓著頭，像月光一樣赤裸，順從地漂向河水深處，而是俯卧著躺在水裡，就像是溺死在浴缸里似的。
所有的照片。事情發生的原因我大概了解，但無法解釋；我期待一切能慢慢清晰起來。關鍵的是它對我是真實的，不是真的但卻真實，彷彿是我發現而不是編造了這樣的人物和事件，彷彿那個城市就緊貼在我每天穿行其間的這個城市的背後。
一旦我把他們變成了小說中的人物，我對真的謝里夫家的人就不太關注了。精神病院的博比·謝里夫，回家待了一段時間——好像以前發生過這樣的事——有人看見他在諸伯利街上走，和人們聊天。我離他近到可以聽到他輕柔恭順、不慌不忙的聲音，我觀察到，他總像是新颳了鬍子，撲了滑石粉，穿著高檔衣服，個子矮小結實，悠閑自在地走路，帶著無所事事者漫不經心的樣子。我無法把他和我的霍洛威瘋哥哥聯繫起來。
傑里·斯多利和我散步歸來，可以清晰地看到諸伯利的景色，現在葉子落光了；以戰爭、女士、君主和開拓者命名的街道，以並非很複雜的形式呈現在眼前。一次我們在高架橋上走，一輛滿載我們班同學的車從下面經過，對著我們按喇叭，我產生了一個彷彿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