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三年級時，內奧米轉到了商貿專業；突然不用學習拉丁語、物理、代數，她升到學校的三樓。在傾斜的屋頂下，打字機整日噼啪作響，牆上掛滿了鑲在鏡框里的格言，為進入商界做準備。時間和精力是我的資本；如果浪費掉，就再也得不到。結果是，樓下教室的黑板上寫滿的外語單詞和抽象公式、戰鬥和沉船的黑暗照片、魯莽但可敬的神話冒險，進入了冷漠平凡的生活和真實忙碌的世界之中。這對大多數人都是一種解脫。內奧米喜歡這樣。
那年三月，她在乳品店找到了一份辦公室的工作。她已經完成了學業。她讓我四點以後去看她。我去了，沒有想我會碰到什麼。我還想著內奧米會從櫃檯後對我做鬼臉呢。我準備裝出老太太顫巍巍的聲音對她說：「這是什麼意思？昨天我買了一打雞蛋，每一個都是壞的！」
辦公室在低矮的灰泥粉刷的附加建築里，建在舊乳品店的前面。日光燈和新的金屬文件櫃和桌子——我本能地感覺到不自在的那種環境——打字聲和計算器的嘈雜聲。內奧米旁邊的兩個女孩在工作；後來我了解到，她們的名字是莫莉和卡拉。內奧米的指甲是珊瑚色的，頭髮整齊而漂亮地盤起，穿著粉綠色的格子裙和粉毛衣。新的。她對我微笑，手指從打字機上最小限度地微微一擺，跟我打招呼，然後繼續飛快地打字，一邊和同事愉快地、不連貫地談話，我聽不懂她們在談什麼。過了幾分鐘，她大聲對我說她五點完工。我說我得回家。我感覺莫莉和卡拉在看我，看我光禿髮紅的手上的墨水、鬆弛的羊毛方巾、蓬亂的頭髮，還有女學生們經常抱著的一大疊書。
我最害怕梳洗整潔的女孩了。我甚至不敢走近她們，擔心我有味兒。我感覺我們之間有本質的差別，彷彿我們是由不同物質構成的。她們冷冰冰的手上不會有斑點，不會出汗，她們的頭髮保持著適合的形狀，她們的腋下從來不會潮濕——她們不了解要把胳膊肘夾在體側擋住衣服上不體面的深色半月形痕迹是怎麼回事——她們從來、永遠都不會感到有一點兒特別的血流的涌動，連高潔絲也無法容納的一點兒血流，會恐怖地流下大腿內側。的確沒有；她們的經期是小心謹慎的，是自然度過的，不會出賣她們。我的粗糙也永遠不可能變成她們的精緻；太遲了，差別太大了。但是內奧米又怎樣呢？她曾經和我一樣：手指上也曾長過流行的疣；也曾患過腳癬；我們同時來月經時，也曾躲在女廁所里，害怕去翻跟頭——一次一個人，在全班同學面前——害怕滑倒和流血，尷尬得不敢請假。她現在塗了指甲油，穿著淺色柔和的毛衣，是要去參加什麼化裝舞會嗎？
她很快和莫莉、卡拉成了好朋友。來我家時或她召集我去她家時，她談論的都是她們的飲食、護膚法、洗髮液的用法、衣服、子宮帽（莫莉已經結婚一年了，卡拉六月份就要結婚）。有時我在她家時，卡拉也過來；她們兩個總是談論洗東西這類事，不是洗毛衣，就是洗內衣或者洗頭髮。她們會說：「我洗了我的開襟羊毛衫！」「是嗎？你是用冷水還是溫水？」「溫水，不過我覺得沒有問題。」「那領子怎麼洗的？」我會坐在那裡，想我的毛衣有多臟，我的頭髮油膩膩的，我的文胸變了色，一條帶子還用安全別針固定著。我不得不逃離那裡，但是當我回到家，我不會去縫文胸弔帶，也不會去洗毛衣。我洗的毛衣總是縮水，領子鬆弛；我知道我沒有花心思去做，但是我有一種宿命論的感覺，無論我怎麼做，它們註定要縮水或鬆弛。有時我的確會洗頭髮，用捲髮夾子把它束起來，以免我睡著；事實上我可以花幾個小時，偶爾，在鏡子前，痛苦地拔眉毛，觀察我的側面，用深色、淺色的粉讓臉顯得有輪廓，突出漂亮的地方，遮掩不好看的地方，像雜誌里介紹的那樣。我只是沒有持久的耐心，儘管一切，從廣告到司各特·菲茨傑拉德，到無線電里恐怖的歌曲——我要娶的女孩要像護士一樣溫柔、粉嫩——都在告訴我，我需要，我必須學習。愛情不是給沒有脫毛的人準備的。
至於洗頭髮：大概這時我開始讀雜誌上的一篇文章，關於男性和女性思維習慣的差異，主要和他們的性經驗有聯繫（標題讓人覺得它實際上能告訴你更多性方面的東西）。作者是紐約著名的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的信徒。他說男性和女性思維模式的差異很容易用坐在公園長椅上看滿月的男孩和女孩來說明。男孩想著宇宙，它的廣袤和神秘；女孩則在想「我必須洗我的頭髮」。這篇文章讓我極其沮喪，我不得不放下雜誌。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不像女孩子一樣思維；滿月在我有生以來從來沒有提醒我要洗頭髮。我知道如果把文章拿給母親看，她會說：「哎，那不過是發狂的男性的廢話，說女人沒有頭腦。」那不能說服我——紐約的心理學家當然知道。像母親這樣的女人是少數，我可以看得出來。還有就是我不想像母親那樣，老是帶著處女般的直爽和天真。我想要男人愛我，同時當我看滿月的時候，我渴望想像著宇宙。我被困住了，進退兩難；似乎我要在沒有選擇的地方進行選擇。我不想再讀什麼文章了，但又被吸引回來，就像小時候會被吸引到童話故事書中的一幅畫前一樣：深色的海洋，高聳的鯨魚；我的眼睛緊張地跳過書頁，對這樣的斷言感到震驚：對於女人，一切都是個人化的；沒有任何思想本身對她有意義，而是必須被轉變成她個人的經驗；在藝術品中，她總是看到自己的生活，或者她的白日夢。最後我把雜誌拿到垃圾桶那裡，撕成兩截，塞了進去，試圖忘掉它。後來當我在雜誌上讀到標題為「女性特質——又恢複了！」的文章，或者給青少年的小測試「你想要做男孩是你的問題嗎？」，我會快速翻過去，就像有什麼要咬我似的。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做個男孩子。
通過莫莉和卡拉，通過她作為職業女性的新身份，內奧米成了我們兩個曾不知其存在的諸伯利生活圈的一部分。這個圈子包括在商店、辦公室、兩家銀行工作的女孩子們，還有一些已婚的，最近辭掉工作的女孩子。沒有結婚且沒有男朋友的女孩們經常一起去跳舞。去杜伯敦打保齡球。結婚、生小孩時，她們給彼此淋浴（這後來成了一個新習俗，冒犯了一些城裡的老太太）。她們彼此的關係中儘管有令人反感的自信，但又被各種各樣微妙的禮節所羈絆，表現得謙恭得體。不像在學校；沒有野性、卑鄙、吝嗇，也沒有粗話，但總是有轉彎抹角的爭執所形成的複雜網路，總是潛伏著某種危機——懷孕、墮胎、拋棄情人——這一切，她們都了解，經常談論，但又作為秘密保護著，不讓城裡的其他人知道。她們說的最天真、最給人安慰和討喜的話很可能意味著別的什麼。她們對城裡大多數人認為的道德淪喪很寬容，卻不能容忍衣著和髮型背離潮流，還有人們不切掉三明治的皮這類事情。
一拿到薪水，內奧米就開始做似乎所有女孩子結婚前一直在做的事情。她去逛各種商店，讓人家把東西給她留著，她每月付一部分錢。在五金店，她存了一整套鍋和壺；在珠寶店，存了一盒銀器；在沃克商店，存了毛毯、一套毛巾和兩張亞麻床單。都是為了將來結婚開始操持家務用的；這是第一次我知道她在明確地計畫什麼事情。「你將來也得開始準備了，」她興奮地說，「不然你拿什麼結婚呀，兩個盤子和一塊舊洗碗布嗎？」
星期六下午，她想要我陪她逛商店，付款，看看她未來的財產，像莫莉一樣談論為什麼她贊成無水烹飪，還有如何根據每平方英尺中線的數量來判斷床單質量。她從未有過的乏味和全神貫注，讓我感到大為吃驚和恐懼。彷彿她已經把我遠遠拋在了後面。她去的地方我不想去，但是看起來她願意去；事情在按照她的計畫進展。而我呢，也可以這樣說嗎？
星期六下午我真正想做的是待在家裡聽大都會歌劇。這個習慣是從弗恩·道夫提到我們家來住時開始的，她和我母親經常聽。弗恩·道夫提已經離開諸伯利，去溫莎工作了，她偶爾給我們寫信，模糊而開心地提到去底特律的夜總會，去賽馬，在輕歌劇協會演唱，過得很愉快。內奧米說到她：「那個弗恩·道夫提簡直是笑話。」她是站在她新的優越地位這樣說的。她和所有其他女孩都確定要嫁人的；沒有結婚的老女人，不論是完美的老處女還是謹慎的女冒險家，像弗恩那樣的人，都不能期望得到她們的同情。她怎麼成了笑話了？我想知道，不顧讓她討厭，但是內奧米對我睜著她淺色、明亮、得意的眼睛，重複道：「一個笑話，她只不過是個笑話！」像一個人在給不知所措的異教徒宣講不言自明的信條。
母親不再關注歌劇了。她熟悉了人物和情節，能分辨出著名的唱段；沒有什麼可學的了。有時她外出；她還在賣百科全書；已經買過一套的人要被說服買每年的增版。但是她身體不好。一開始，她染上了一連串不常見的病——農場疣，眼睛感染，腺體腫脹，耳鳴，鼻出血，不明原因的可怕的疹子。她不斷去看醫生。一些癥狀消除了，可另一些又出現了。關鍵是精力減退，衰老，沒有人希望這樣。她的情況不穩定。她偶爾還給報紙寫信；她在試圖自學天文學。但是有時她會躺在床上，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