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子的憎恨是非常危險的，激烈而熾熱，神奇的天賦權利，像七年級讀物中講的亞瑟王的石中劍。相對來說，女孩子的憎恨，似乎模糊而眼淚汪汪，蹩腳地帶有自衛性質。男孩子會騎著自行車沖向你，堂而皇之地劈開你所處的空間，毫無自責和同情，彷彿他們希望車輪上裝有刀子。而且他們什麼都說。
他們會輕聲地說：「你好啊，小傻瓜。」
他們會說：「哎，你的屁眼在哪兒？」語調開心得令人作嘔。
他們說的話剝奪了你想要的自由，把你降格為他們眼睛中的形象，而那就足以讓他們取樂了。我的朋友內奧米和我彼此叮囑「假裝沒聽見」，因為我們驕傲得不想走到街道另一邊來迴避他們。有時我們會對他們大叫：「回到牛飼料槽里洗洗你們的嘴，乾淨的水你們不配！」
放學後我和內奧米不想回家。我們看萊森戲院的電影廣告和攝影師櫥窗里的新娘子，然後去圖書館，它是市政廳里的一個房間。市政廳大門一側的窗子上寫著「女——息——室」。另一邊寫著「公——閱——室」。缺失的字母從來沒有補上。不過大家都學會了讀懂它們的意思。
門旁邊有繩子，從圓頂塔的鐘下面垂掛下來，一側的褐色標誌寫著：損壞圖書罰款一百美元。農夫的妻子們坐在女士休息室的窗旁，戴著方巾，穿著橡膠套鞋，在等候丈夫來接她們。圖書館裡除了管理員貝拉·費潘，很少有什麼人。她聾得像石頭，因為小兒麻痹症瘸了一條腿。委員會讓她做圖書管理員，因為她幹不了正當的工作。大多數時間她待在桌子後面，用墊子、毛毯、餅乾罐、輕便電爐、茶壺和纏繞的漂亮絲帶組成了一個窩。她的愛好是做針墊。它們都是一個樣式：頂上是一個穿著絲帶的丘比特洋娃娃，給針墊圍了一圈裙擺。她給諸伯利每個出嫁的女孩都送一個。
我曾經問她在哪裡找什麼東西，她爬過桌子，跛著腳艱難地沿著書架走去，拿了書回來。她遞給我，用聾子孤寂的聲音大聲說：「有一本有趣的書。」
那是《芭芭拉·沃斯的勝利》。
圖書館充滿了這類書。它們古老的封面，淺藍、綠色或棕色，已略微變軟變松。前面總是有淡淡的水彩女士肖像，穿著庚斯伯羅繪畫中的服裝，下面寫著：桃樂茜女士獨自在玫瑰園，更適合思考這個神秘信息的地方。（第112頁）
傑弗里·方諾、瑪麗·科里利、《大衛家的王子》，有趣的、讓人懷念的、卑鄙的老朋友們。我讀過它們，不再讀了。我非常熟悉其他書的書脊，書名的每個字母的彎度，但是從來沒有碰過它們，沒有拉出來看看。《鄉間傳教士的四十天》。《女王的和平與戰爭》。它們就像你年復一年每天在街上遇到的人，你對他們的了解只不過是面熟而已，在諸伯利這樣的小城甚至也會這樣。
我很開心待在圖書館裡。印刷的書頁構成一面面牆壁，那是如此繁多的受造世界的證據——這對我是個安慰。內奧米則相反，這麼多書對她是負擔，讓她感覺壓迫和懷疑。她過去經常讀書——女孩子的怪誕小說——但是現在長大了不再讀了。這在諸伯利是正常的，讀書就像咀嚼口香糖，是一種開始成人嚴肅而滿足的生活時，就要放棄的習慣。大多數未婚女士會堅持這個習慣，可對男人來說卻是可恥的事。
我看書時為了讓內奧米保持安靜，會找到一些她根本不相信會寫進書的東西給她讀。她坐在貝拉·費潘從未用過的小活梯上，我給她拿了厚厚的綠色《克麗絲汀·拉芙蘭斯達忒》，找到克麗絲汀生第一個孩子的部分，一小時接一小時，一頁又一頁，寫的都是她的流血和痛楚，蜷伏在稻草堆上。把書遞給她時，我感覺有些悲哀。我總是在背叛某個人或某些人，似乎這是唯一繼續下去的方法。這本書滿足不了我的好奇心。我不想生活在十一世紀，甚至像克麗絲汀一樣在稻草堆上生小孩——當然前提是我可以生活在那個時代——尤其是有一個像鄂倫德那樣的戀人，一個如此不完美的皮膚黝黑的孤獨騎手。
內奧米讀完後找到我問：「她必須結婚嗎？」
「是的。」
「我想也是。因為如果女孩子必須要結婚，她不是死於難產就是九死一生，或者有別的問題。或者兔唇或畸形足，再不就是智力障礙。我媽媽見過的。」
我沒有和她爭辯，儘管我不相信她的話。她媽媽是有經驗的護士。根據她的說法——或者內奧米宣稱是她的看法——我聽說嬰兒生下來有胎膜的會成為罪犯，男人和羊交配生下皺巴巴的有毛小動物，人臉羊尾，死後保存在什麼地方的瓶子里。還有一些瘋女人不知怎麼用衣服架弄傷了自己。我信或不信這些怪事，要看我當時的心情是輕鬆還是恐懼。我不喜歡內奧米的媽媽，她的聲音刺耳，喜歡虛張聲勢，眼睛暗淡而突出——和內奧米一樣——她還問過我是否開始來月經了。但是任何經歷生死，必須目睹、接觸那些事情——大出血、多肉的胞衣、慘死——的人都不得不傾聽，不論這些怪事會帶來怎樣的消息。
「書上有沒有寫到他們做那事兒？」
急於證明內奧米眼神里對文學的渴望的合理性——就像牧師試圖證明宗教多麼有實際作用，並且有趣——我翻了半天才找到克麗絲汀和鄂倫德在穀倉里躲避的情節。但是她並不滿足。
「那就是描述他們做那事兒的場面嗎？」
我指出克麗絲汀心裡的想法：這就是所有歌裡面讚美的事情嗎？
我們出來的時候，天就要黑了，農夫們的雪橇朝城外滑去。內奧米和我搭上了一輛去維多利亞街的雪橇。農夫裹著圍巾，戴著毛皮帽子，就像戴頭罩的古斯堪的那維亞人。他轉身罵罵咧咧地讓我們下去，但是我們賴在上面，像帶胎膜出生的罪犯，因為開心的挑戰而得意；我們靠在雪橇上，邊緣抵著肚子，用腳把雪踢飛起來，到了曼森街角，我們才沖向路邊的雪堤。拾起書喘過氣來，我們對著彼此大喊。
「你們這些小混蛋，下去！」
「你們這些小混蛋，下去！」
我們希望同時又擔心街上的人會聽到我們講粗話。
內奧米住在曼森街，我住河水街，這是我們友誼的基礎。我剛搬進城來時，早晨內奧米會在家門口等我，她家就在我們上學的路上。她會說：「你怎麼那樣走路？」
「哪樣？」我說。她就奇怪地扭來扭去地走，茫然的樣子，下巴縮在衣領里。我不太高興但還是笑了。她的批評只是她個人的。我吃驚而高興地發現，她把我當朋友看。我以前從沒有朋友。朋友干預我的自由，讓我多少變得不誠實，但也擴展了生活並帶來共鳴。這樣叫喊詛咒著，沖向路邊的雪堤，是不能一個人做的。
現在我們太了解對方了，無法不繼續做朋友。
內奧米和我報名管理黑板，放學後留下來擦黑板，把紅白藍的刷子拿到外面，在學校的磚牆上磕掉粉塵，用粉筆擺出扇形的圖案。進來的時候，我們聽到教師辦公室傳出陌生的音樂，范里斯小姐在唱歌，我們想起來了，那是小歌劇。對了。
每年三月，學校上演小歌劇，發動了各方面的力量，暫時改變了一切。范里斯小姐負責，平時她沒有什麼事情干，只教三年級，她每天早晨彈的《土耳其進行曲》，伴著我們走回教室。聯合教堂的風琴師博奧斯先生，每周來學校兩天，教音樂。
博奧斯先生引來了人們的關注和輕視，因為他不同於普通的老師。他身材矮小，柔軟的鬍鬚，圓眼睛濕漉漉的，像吮過的飴糖。而且他是英國人，戰爭開始時，從陷落的雅典逃生過來的。想像博奧斯先生漂泊在北大西洋的救生船上！冬天，即使從停車處跑到學校，他都氣喘吁吁，氣憤不已。他總是拿一台錄音機來教室播放《1812序曲》這樣的東西，問我們對這段音樂有何想法和感覺。因為只習慣於實際的一般的提問，我們就看著地板，咯咯笑，身體顫動著，就像對一個猥褻問題做出反應一樣。他不高興地看著我們說：「我想你們不是沒有什麼想法，而是不用心去聽。」他聳肩的樣子，對於老師來說，過於敏感，也過於個人化了。
范里斯小姐是本地人。她原來在這所學校讀書，她曾經走過這些長長的樓梯——有兩處因為年深日久的踩踏已經凹陷了，那時一定是別人在彈《土耳其進行曲》（因為一開始上課就必須有音樂）。人們都知道她的名字——艾莉諾。她住在曼森街靠路邊自己的小房子里，內奧米家也在那附近，她去聯合教堂做禮拜。她還去滑冰，整個冬天每周傍晚一次，穿著自己做的深藍色天鵝絨衣服，因為她不可能買得起。衣服鑲著白色毛皮邊，她戴著相配的白皮帽子和皮手籠，她的裙子又短又寬，有淺藍色的塔夫綢鑲邊，她還穿白色的舞蹈緊身褲。這樣的裝束暴露了很多，而且不只一個方面。
范里斯小姐也不年輕了。她的頭髮染成棕紅色，束成二十年代的式樣；她總是塗上兩團胭脂和輕率微笑的口紅唇線。她繞著圈滑，讓天藍色條紋的裙子飛舞。儘管如此，她顯得很乾巴，僵硬而天真，她的滑冰更像是學校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