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住在弗萊茲路盡頭那邊的房子時，母親還沒學會開車以前，我們經常走路進城。城就是指諸伯利，在一英里外。她鎖門時，我要跑到大門口，看路的兩邊，確保沒有人過來。那條路上除了郵差和班尼叔叔還會有誰呢？我搖搖頭，她就會把鑰匙藏在陽台的第二根柱子下，木頭已經腐爛了，露出一個小洞。她認為會有盜賊。
我們背後是格蘭諾茲沼澤，瓦瓦那什河，還有遠處的山，都空蕩蕩的只有樹木，不是出於地理知識缺乏，有時我覺得那就是世界的盡頭。我們就是沿著最多兩道車轍寬的弗萊茲路，來到了這個盡頭，路中間長著茂盛的車前草和繁縷。我總是想著盜賊的事情。我想像他們只有黑白兩色，憂鬱專註的臉，專業的服裝。我想像他們在不遠處等待著，比如沼澤旁長著蕨類的濕軟的野地，等待著，對我們的房子和裡面的一切一清二楚。他們知道塗金的蝴蝶手柄的杯子；我的珊瑚項鏈，我覺得很難看還扎人，別人卻說很有價值，因為是父親的姑媽海倫環遊世界時從澳大利亞寄來的；結婚前父親買給母親的一條銀手鐲；一隻有日本圖案的黑碗，看起來很寧靜，是結婚禮物；母親白中帶綠的拉奧孔墨水池（鑲在桌上），是高中畢業成績優異的獎勵——那條蛇巧妙地纏繞和遮住了三個男性雕像，我永遠都無法知道他們下面有沒有大理石生殖器。盜賊最想要的就是這些，我明白，但是他們不會行動，除非我們的粗心大意給了他們機會。他們對這些東西的認識和貪婪，讓它們看起來的確具有了價值和獨特之處。我們的世界切實地反映在盜賊的頭腦中。
當然，後來我開始懷疑盜賊的存在，或者至少他們會這樣行事。依我看，他們的方式極有可能是很偶然的，他們的認識是模糊的，他們的貪婪沒有明確的對象，他們與我們的關係近乎無意。當我不那麼相信他們的存在時，我可以輕易地沿著河邊去沼澤，但是好一段時間，我想著他們，懷念對他們的想像。
在我腦海里，上帝的形象遠沒有盜賊那麼清晰、純粹。母親不太願意提起他。我們屬於——至少父親和父親的家族屬於——諸伯利的聯合教堂，弟弟歐文和我小時候都在那裡受洗，顯示出母親這邊令人吃驚地軟弱或慷慨；也許孩子的出生讓她成熟了，也迷惑了。
聯合教堂是城裡最現代、最大也最繁榮的教堂。在教會聯合時，它納入了所有以前的衛理公會派教徒、公理會教徒和一大批長老會成員（包括父親的家族）。城裡還有四個教堂，都很小，相對貧窮，按照聯合教堂的標準來說，都走向了極端。天主教堂是最嚴重的一個。它是白色的木製建築，簡單的十字架，立在城北部一座小山上，為天主教徒舉行特殊的儀式，像印度教徒一樣，他們的聖像、告解和聖灰星期三的聚會都奇異而神秘。在學校，天主教徒是一個雖然很小但並不怯懦的部落，大多是愛爾蘭人，他們不待在教室里受宗教教育，而是被允許到地下室去，猛敲管子。很難把他們的粗暴吵鬧和奇特而危險的信仰聯繫起來。父親的姑媽，我的姑奶奶，住在天主教堂對面，經常拿他們「有點事兒就急著告白」開玩笑，但是他們可以告訴你，他們知道，嬰兒的頭骨，女修道院地板下那些被勒死的修女，是的，肥胖的牧師和妓女，還有黑人老主教，這些可不僅僅是玩笑。這些都是真的，有講述這些事情的書。一切都是真的。就像學校里的愛爾蘭人，教堂建築也顯得與此不符，空蕩，簡單，直接，無法讓人聯想到驕奢淫逸和流言蜚語。
浸禮會教徒也很偏激，但是完全不帶邪惡，倒有些喜劇的味道。有社會地位的要人都不加入浸禮會，所以連波克·蔡爾茲這樣給城裡送煤和收垃圾的人，都能在裡面成為領導人物，成為長老。浸禮會教徒不可以去舞會或看電影。女士不準塗口紅。他們朗誦讚美詩的聲音很大，嬉戲耍鬧，心態樂觀，儘管生活節儉樸素，他們的宗教卻比任何其他教派都更通俗開心。他們的教堂離我們後來在河水街租的房子不遠；很端莊，但也很時髦很可怕，是用灰色水泥磚建造的，碎石砌的玻璃窗。
長老會則由那些剩下來的拒絕加入聯合教堂的人組成。大多是老人，他們反對星期天練習曲棍球，並且唱聖歌。
第四類教會是聖公會，沒有人了解它，也沒有人怎麼談論它。在諸伯利，它沒有威信或資金支持，不像在那些殘存著古老的家庭契約，或者有某種軍事或社會團體維持它的運作的城市。定居瓦瓦那什郡和建立諸伯利的是來自英國北方的蘇格蘭聖公會、公理會和衛理公會派教徒。因此聖公會在這裡不像其他地方那麼流行，也不像加入天主教或浸禮會那麼有趣，甚至不能像長老會那樣有強大的說服力。不過，教堂里有鍾，是城裡唯一的教堂鍾，我覺得鍾是教堂里應該有的好東西。
聯合教堂內部，光滑的金色橡木的靠背長凳擺成帶有民主意味的扇型，中心是講道壇和唱詩班。沒有祭壇，只醒目地陳列著管風琴。彩色玻璃上描繪著行奇蹟的耶穌（雖然不是把水變成酒）或寓言故事。星期天的聖餐禮上，紅酒是用托盤傳遞的，裝在小而厚的玻璃杯里，就像每個人都在吃茶點一樣。甚至也不是紅酒而是葡萄汁。這就是星期天大家統一著裝聚集而來的教堂。獅子會成員也會來，拿著紫色流蘇的帽子。醫生、律師和商人傳遞盤子。
我的父母親很少去教堂。父親穿著不習慣的套裝，顯得恭敬而緘默。禱告時，他會把胳膊肘放在膝蓋上，前額搭在手上，閉上眼睛，禮貌而矜持。母親則一分鐘都不會閉上眼睛，很少低頭。她會坐在那裡謹慎但不加掩飾地東張西望，像一個人類學家在記錄一個原始部落的行為。她聽佈道的時候，身子挺直，眼睛明亮，懷疑地咬著口紅；我擔心她隨時會跳起來，對什麼事情發起挑戰。她很明顯沒有唱聖歌。
我們在城裡租的房子有一個房客叫弗恩·道夫提，她在聯合教堂唱詩班。我會和她一起去教堂。我一個人坐著，是家庭唯一在場的人。父親的姑媽住在城的另一端，不經常這麼遠道而來；反正諸伯利電台上也有禮拜的廣播。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首先，很可能是為了讓母親心煩——雖然母親沒有直接反對——並以此引起別人對我的興趣。我可以想像人們看著我，然後說：「你看見那個約旦小女孩了嗎，每個星期天都是獨自一人？」我希望激起人們對我的興趣，被我的虔誠和堅持不懈感動，因為他們知道母親相信什麼不相信什麼。有時，我把諸伯利人看成一大批觀眾，我的觀眾；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如此；對每個住在那裡的人，城裡的其他人都是觀眾。
但是在我們搬過來的第二年冬天——我十二歲那年——我的理由改變了，或者說是具體化了。我想解決有關上帝的問題。我一直在讀關於中世紀的書，越來越對信仰感興趣。上帝的存在對我來說一直是有可能的，現在我明確地渴望著他，深受折磨。他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需要確信，需要說明他存在的證據。我去教堂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但是我不能對任何人說。
颳風下雨的星期天，下雪的星期天，喉嚨痛的星期天，我都懷著這個不能說出的希望坐在聯合教堂；希望上帝，至少對我，會像一道光亮，耀眼和清晰地出現，出現在現代的靠背長凳上；希望他像一片萱草在管風琴下突然開花。我覺得必須嚴密地藏起這個希望；以熱情的聲調、語言或手勢透露這個希望，會像放屁那樣不妥當。在儀式指向上帝的前半部分（佈道會以時事問題開始），人們臉上引人注意的那種凝聚力很強的表情，是母親尤其反對的，她氣憤而疑惑，彷彿要一下子站起來，質問所有這一切有什麼意義。
在教堂里你從來遇不到上帝是否存在這個問題。唯一的關鍵是他贊同什麼，或通常他不贊成什麼。祝福結束後會有一陣騷動，好像每個人都打呵欠一樣舒服地放鬆下來，雖然實際上沒有人打呵欠，人們站起來，愉快而放鬆，祝賀一般地互致問候。這樣的時候我總是感覺發癢，悶熱，沉重和沮喪。
我沒想過向任何信徒提出我的問題，甚至牧師麥克勞林先生。那會是無法想像的尷尬。同時我也感到擔心。我擔心信徒會支支吾吾地維護自己的信仰，或者解釋自己的信仰，那對我將是一種挫敗。比如，如果麥克勞林先生萬一對上帝的理解還不如我切實，那對我即便不是絕對令人氣餒的事情，也是相當大的挫敗。我寧願相信他的理解很有把握，也不想去試探。
不過，我的確想過把我的問題帶到另一間教堂，聖公會。因為那隻鍾，因為我好奇另一個教堂裡面是什麼樣子，有什麼儀式，聖公會教堂是唯一可以嘗試的。自然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的打算，而是和弗恩一起走到聯合教堂的台階處，在那裡我們分開，她要繞道去小禮拜室換上唱詩班的服裝。她一走開，我就轉身向反方向，走過兩倍的路程，去聖公會教堂，回應那隻鐘的邀請。我進去，希望沒有人注意我。
大門外有遮雨門廊，用來擋風。然後是一個又小又冷的入口，地上鋪著棕色的席子，讚美詩堆在窗子的壁架上。然後我進到教堂裡面。
那裡顯然沒有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