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肯灣房子的名字寫在招牌上——那是克雷格叔叔所為——掛在前面的陽台上，在紅色徽章和英國國旗之間，看起來好像徵募站或邊境上的分界點。過去它曾經是郵電局，還有點兒官方和半公開的味道，因為克雷格叔叔是費里鎮區的辦事員，人們到他那兒領取結婚證或其他許可；鎮議會在他的小房間或辦公室開會，那裡有檔案櫃，黑色皮沙發，大型的拉蓋書桌，旗子，一張聯邦創始者們的相片，另一張是國王、王后和小公主的相片，全部身著加冕禮的華麗服飾。還有一張鑲在鏡框里的原木屋的相片，它曾經就坐落在這間寬敞漂亮的磚房的位置上。這張照片彷彿是另一個國度，一切都比這裡要低矮得多，泥濘而暗淡。污濁的灌木叢、大量長有黑斑的常青樹圍繞著建築，房子前面的路是原木鋪成的。
「就是人們所說的木排路。」克雷格叔叔告訴我。
幾個只穿著襯衫的男人，留著八字鬍，面目猙獰卻不知怎麼透露出些許無助，他們圍著一匹馬和馬車站著。我問克雷格叔叔他在不在上面，這可真是個錯誤。
「我還以為你識字呢。」他說，指著潦草地寫在馬車輪下的日期：1860年6月10日。「我父親那時還是個孩子呢。他在那兒，就在馬頭後面。他到1875年才結婚。我1882年才出生。你明白了吧？」
他對我很不滿意，不是出於對自己年齡的虛榮心，而是因為我對時間和歷史的錯誤認識。「我出生時，」他繼續嚴肅地說，「相片上所有的灌木都消失了。那條路也沒有了。換成了碎石路。」
他一隻眼睛瞎了，動過手術，可還是看不清，有暗影；那眼皮可怕地低垂著。他體形臃腫，臉方方的，皮肉鬆弛。還有一張相片不在他房間里，而是在大廳對面的前屋，照片里，他伸展著身體卧在地毯上，後面坐著蒼老的父母——一個豐滿自足的金髮少年，頭枕在胳膊肘上。格雷斯姑媽和埃爾斯佩思姑媽是他的兩個妹妹，她們劉海捲曲，穿著水手裙，分別坐在他頭腳兩側的厚墊子上。我祖父，也就是父親的父親，站在克雷格父母的椅子後，他死於1918年的流感；一邊是莫伊拉姑媽（那時還很苗條呢！），她住在波特菲爾德，另一邊是海倫姑媽，她嫁了個鰥夫，他們週遊世界，現在在英屬哥倫比亞過著富裕的生活。「看你叔叔克雷格！」埃爾斯佩思姑媽或格雷斯姑媽擦拭相片上的灰塵時，經常說：「他看起來是不是覺得自己了不起，喔，就像一隻舔光了所有奶油的貓！」她們說話的語氣彷彿他還是那個小男孩，躺在那裡，悠閑而傲慢，是她們縱容和取笑的對象。
克雷格叔叔愛發布新聞；有些我感興趣，有些不。我想聽聽詹肯灣這個名字的來歷，它是以一個被樹砸死的年輕人命名的，就在路的上坡不遠處；那時他來這裡還不到一個月。克雷格叔叔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在這裡蓋了房子，開了郵電局，創建了他希望並相信將來會很重要的鎮，並以這個年輕人的名字為之命名。這樣一個年輕人，一個單身漢，有什麼好紀念的？
「他在哪兒死的？」
「就在上面，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
「我可以去看看是哪裡嗎？」
「沒有標記。人們一般不為這樣的地方做什麼標記。」
克雷格叔叔不贊成地看著我，他不會為好奇所動。他總是認為我愛突發奇想，而且很愚蠢，我不怎麼在意；他的判斷中含有某種寬泛的非個人的東西，讓我感到釋然。我的不滿也不會對他造成任何傷害和貶損，雖然他會指出來。這一點是令他失望和令別人失望之間最不同的地方，比如令我母親甚至姑媽們失望。男性的自我中心感能讓他和人們平靜相處。
他告訴我的另一部分新聞和瓦瓦那什郡的政治歷史有關，家庭的忠誠，人們的關係，選舉中發生的事情。他是我所知道的第一個真正相信公共事件和政治的人，而且對自己本身是這些事件的一部分相當篤定。雖然我父母總是聽新聞廣播，無論所聽到的讓他們灰心還是欣慰（多數是氣餒，因為那是戰爭初期），我覺得，對我和對他們一樣，世界發生的一切是我們無法控制的，不真實且充滿了災難和不幸。克雷格叔叔不這樣畏縮。在他自己處理的鎮區事務——通常都是很麻煩的事務——和總理在渥太華處理的國家大事之間，他能看到簡單的聯繫。他對戰爭持樂觀態度，認為那是終將自我耗盡的普通政治生活中的一次大爆發；他實際上更感興趣的是戰爭會對選舉有怎樣的影響，徵兵問題會在何種方面對自由黨有利，而不關心戰爭本身。儘管他是愛國的，他還是掛出了旗幟，他出賣勝利公債。
不為鎮區工作時，他埋頭做兩個項目——整理瓦瓦那什郡歷史和我們1670年在愛爾蘭開始的家譜。我們家族沒有人做過什麼驚天動地的事。他們和愛爾蘭新教徒結婚，生養了很多孩子。有一些沒有結婚。有的孩子夭折了。家族裡有四個人死於一場火災。有一個人的兩個妻子都是死於難產。一個人娶了羅馬天主教徒。他們到加拿大之後，繼續著同樣的生活方式，多數和蘇格蘭新教徒結婚。對克雷格叔叔來說，有必要查到這些人的名字，血緣關係，出生、結婚和死亡三個重要的日期——如果沒有結婚的話，就是出生和死亡兩個日期。要完成這些，他通常要花費很大氣力，還有驚人數量的世界範圍的通信（他沒有忘記家族中移民去澳大利亞的分支），並且用他自己大方而仔細的字體記錄在這裡。他沒有向任何人問過，家族中有沒有人做過比娶一個羅馬天主教徒（女人的信仰用紅筆在名字下標註出來）更有趣的事情；的確，如果有人做過的話，那就會顛覆他所有的記錄。重要的不是個人的名字，是整個牢固而錯綜複雜的生命結構，它支撐著我們的過去。
這和本郡的歷史一樣，它的創建，穩定，發展，直至進入現在緩慢的下降趨勢，只有一些小災小難發生——杜伯敦的火災，瓦瓦那什河的定期泛濫，某些寒冷的冬季，幾起並不神秘的謀殺。郡里只出現了三位著名的人物——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一位考古學家，他在喬治亞灣發掘印第安村落，寫了一部相關的書；一位女士，她的詩歌在加拿大和美國各地的報刊上發表。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日常生活。克雷格叔叔的檔案和抽屜堆滿了剪報、信件，裡面包括天氣的描述、一匹跑掉的馬的記錄、出席葬禮者的名單，那是大量累積的最為平凡的事實，他要把它們按順序整理好。一切都要進入他的歷史，他要讓它成為瓦瓦那什的整個歷史。他不會遺漏任何事情，所以在他去世時才整理到1909年。
當我多年後讀到《戰爭與和平》里有關娜塔莎的部分，我就想到埃爾斯佩思姑媽和格雷斯姑媽。儘管娜塔莎不理解，她還是認為她丈夫的抽象的智力追求非常重要。不論克雷格叔叔是否真的有抽象的智力追求，或者他是否一整天在把雞毛分類，都沒有差別，她們願意相信他所做的事情。他有一台古老的黑色打字機，鍵盤帶有金屬邊，所有長的黑色鍵盤座都露在外面；當他開始緩慢、大聲、猶豫但是很有權威性地打字時，她們都壓低了聲音講話，如果鍋發出撞擊聲，她們會對彼此作出可笑的責備的表情。克雷格在工作！她們不許我到陽台上去，以免我會走到他窗前干擾了他。她們重視男人的工作勝過一切，她們也嘲笑它。這很奇怪。她們一邊絕對相信它的重要，同時又做出判斷，認為從某一點來看，它是瑣碎和無足輕重的。她們從來不會管閑事；男人和女人的工作界限分明，任何超越，任何想要超越的意圖，都會遭到輕輕的、驚異的、令人後悔的高傲的嘲笑。
陽台是她們下午坐下來休息的地方，整個一上午，她們都在忙著擦地板，鋤黃瓜地，挖馬鈴薯，摘黃豆和西紅柿，裝罐，腌制，洗衣服，上漿，噴洒，熨燙，打蠟，烘烤等工作。她們也不是在那兒閑坐著，而是膝蓋上堆滿活計——給漿果去籽、豆子剝殼、蘋果削核。在她們的手中，古老暗淡的木柄削皮刀，以蓄意報復的速度神奇地揮舞著。每小時有兩三輛坐滿城裡人的車經過，通常都會放慢速度招手。格雷斯姑媽或埃爾斯佩思姑媽會以熱情的鄉下方式叫著：「一路煙塵，停下來休息一會兒吧。」車上的人會回應：「有時間一定！什麼時候來看我們呀？」
埃爾斯佩思姑媽或格雷斯姑媽愛講故事。似乎她們不是在對我講，逗我開心，而是反正要講，為了自娛自樂，即使在她們獨自待著的時候。
「哦，父親雇的那個人，記得嗎？那個外國人，他脾氣真是操蛋，請原諒我的用詞。他是幹什麼的，格雷斯，他不是德國人嗎？」
「他是奧地利人。他一路過來找工作，父親就雇了他。母親一直害怕他，她不信任外國人。」
「啊，難怪。」
「她讓他在穀倉里睡覺。」
「他總是用奧地利語大叫，罵人，還記得我們從他的白菜上跳過去嗎？一大堆外國罵人的話，能讓你的血液凝固。」
「等我下定決心我得告訴他。」
「那次他燒什麼來著，在果園那邊點燃了一堆樹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