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奧娜住在父母家裡，就在她和格蘭特上大學的城市。那是間大房子，可以望見海灣，在格蘭特看來，顯得豪華而凌亂，地毯在地板上拱著，杯底在桌子的漆面上留下了印子。她母親是冰島人——是個有權勢的女人，有著泡沫般的白髮和憤憤不平的極左派的政治觀念。父親是個重要的心臟病專家，在醫院德高望重，在家裡快樂地服從，帶著漫不經心的微笑聽奇怪的長篇大論。各種各樣的人，不論富有或貧寒，都在發表這些言論，來來去去，不斷地爭辯，協商，有時還帶外國口音。菲奧娜有自己的小車和一堆開司米羊毛衫，但是她沒有參加女生聯誼會，她家裡的這些活動很可能就是原因所在。
她倒不是在乎這個。聯誼會對她來說就是玩笑，政治也是一樣，儘管她喜歡放《四位起義將領》那張唱片，如果她想讓某些客人感到緊張，有時也會放《國際歌》，音量放得很高。有個表情憂鬱的鬈髮外國人在追求她——她說他是西哥特人——還有兩三個很受尊敬、心神不安的年輕實習生也在追求她。她拿他們開玩笑，也拿格蘭特開玩笑。她會怪模怪樣地重複他們的鄉下話。他認為她向他求婚或許也是個玩笑，那是在一個寒冷晴朗的日子，在斯坦利港的海濱。沙子吹打著他們的臉，海浪把一堆堆碎石推到他們腳下。
「你覺得好玩嗎——」菲奧娜叫喊著，「你覺得我們結婚會好玩嗎？」
他接受了她的求婚，是的。他永遠也不想離開她。她朝氣勃勃，迸發著生命的火花。
就在他們離開家前，菲奧娜注意到了廚房地上的印子，是她那天早些時候穿的便宜的黑色居家鞋留下的。
「我以為不會有了。」她有點氣惱和迷惑地說，一邊擦著灰色的印子，看起來像是用油膩的蠟筆塗的。
她說她以後不用再做這個了，因為她沒帶那雙鞋。
「我想我整日都會穿戴整齊，」她說，「或者半整齊，有點像是在酒店裡。」
她洗了剛用過的抹布，掛在門內水池下的架子上，然後穿上金棕色毛領滑雪夾克，裡面是高領毛衣和定做的淡黃褐色寬鬆褲。她個高肩窄，雖是古稀之年，但依然挺拔，整潔漂亮，長腿長腳，纖細的手腕和腳踝，還有那小得幾乎顯得有點滑稽的耳朵。她的頭髮是乳草絨般的淺色，已經從淡金色變成了白色，格蘭特沒有注意是什麼時候變的，她還披在肩上，像她母親一樣。（格蘭特自己的母親為此感到有點吃驚，她是小鎮上的寡婦，在醫院做接待員。菲奧娜的母親留著長長的白髮，這甚至比房子的狀況更能向她傳達，對於態度和政治觀點她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除此之外，菲奧娜骨骼小巧，藍寶石般的小眼睛完全不像她母親。她的嘴微微翹起，現在她塗了口紅來突出自己的嘴唇——這通常是離開家前做的最後一件事。今天她像極了自己——坦率而茫然，甜美而諷刺。
一年多以前，格蘭特開始注意到，家裡貼滿了黃色的便條。那完全不是什麼新鮮事。她總是把東西寫下來——收音機里提到的書名，當天一定要做的工作，甚至早上的行程也要寫下來——他發現時間安排得十分準確、神秘而感人。
7：00，瑜伽。7：30～7：45，刷牙洗臉梳頭。7：45～8：15，散步。8：15，和格蘭特共進早餐。
新的便條內容不太一樣。貼在廚房的抽屜上——餐具，擦碟的干布，刀。難道她就不能打開抽屜看看裡面放的是什麼嗎？他想起戰爭期間在捷克斯洛伐克邊境巡邏的德國士兵的故事。一些捷克人告訴他，每條巡邏狗都戴著「獵狗」的標誌。為什麼？捷克人問，為什麼？德國人說，因為那就是條獵狗。
他正要講給菲奧娜聽，然後又想到還是不講為好。他們總是會因為同樣的事情而大笑，但是假如這次她不笑呢？
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她去了鎮上，從電話亭打電話問他怎麼開車回家。她穿過田野散步，撞進了林子，最後沿著籬笆牆回來了——繞了很遠的路。她說她相信籬笆總會把你帶到某個地方。
真是令人費解。她說起籬笆的事就好像是在開玩笑，況且，她能毫不費力地記住電話號碼。
「我不覺得有什麼可擔心的，」她說，「我想我是精神錯亂了。」
他問她是不是在吃安眠藥。
「即使吃，我也不記得了。」她說。然後又抱歉地說，這話聽上去很輕浮。
「我確信沒有吃什麼葯。或許是維他命。」
維他命不管用。她會站在門口，努力想要弄清楚自己要去哪兒。她燒菜會忘記開爐子，或忘記往咖啡壺裡倒水。她問格蘭特他們是什麼時候搬到這座房子里的。
「是去年還是前年？」
他說是十二年前。
她說：「那太令人震驚了。」
「她總是有點這個樣子，」格蘭特對醫生說，「一次她把大衣忘在儲藏間了，完全忘了。從那時開始，我們總會去溫暖的地方過冬。然後她說這是刻意安排的，雖然很無心，她說那就像她丟棄的一種罪一樣，就像有些人讓她對毛皮大衣產生的感覺一樣。」
他試圖解釋更多的事情，但都很徒勞——他想解釋，菲奧娜對這一切的吃驚和歉意，似乎像是某種例行的客套，而並非是在掩飾一種私密的樂子，彷彿她沒有預料到會遇上這樣的冒險，或者只是在玩她希望可以跟得上的遊戲。他們總是有自己的遊戲——胡言亂語的方言，他們自己虛構的人物。菲奧娜模仿的一些嗓音，唧唧喳喳或甜言蜜語的哄騙（他不能告訴醫生這些），不可思議地模仿她從來沒有見過或聽說過的他的女人們的聲音。
「是的，那麼，」醫生說，「或許一開始就是有選擇性的。我們也不知道，是吧？在看到惡化的趨勢之前，我們真的說不清楚。」
有一段時間，貼什麼標籤都變得無關緊要了。菲奧娜不再獨自去買東西，格蘭特一轉身她就會從超市裡消失。一名警察在她走在幾個街區以外的路中央時把她帶走了。他問她名字，她爽快地回答了。然後他問她國家總理的名字。
「如果你連這都不知道，好心的年輕人，你真的不應該做這麼重要的工作了。」
他笑了。然後她出了錯，問他是否見過博里斯和娜塔莎。
這是她幾年前收養的兩條俄國狼狗的名字，是從朋友那邊接手的，她用心地照料它們的餘生。她接受它們可能是因為她那時恰巧發現自己也許不能生育。輸卵管堵塞或扭曲什麼的——格蘭特現在記不得了，他總是避免去想那些女性器官。也可能是因為她母親的去世。當她帶它們出去散步時，狗的長腿和柔軟的毛髮、溫柔而不屈服的窄臉和她很相配。那些日子裡，格蘭特自己剛到大學開始第一份工作（他岳父的錢儘管受了政治的污染，但仍然很受歡迎），在某些人看來，菲奧娜是因為另一個突發奇想的怪念頭而與他結婚的，一個已經準備好了想要接受照顧和愛護的念頭。幸運的是，他到很久以後才明白這一點。
超市走失那天的晚飯時間，她對他說：「你知道你得把我怎麼辦嗎？你得把我送到那個地方。淺水湖？」
格蘭特說：「草地湖。我們還沒有到那個階段呢。」
「草地湖，愚蠢湖，」她說，彷彿他們在玩開心競賽，「愚蠢湖。是愚蠢湖。」
他用手抱住頭，胳膊肘擱在桌子上。他說即使要考慮這條路也不會是永久性的安排。一種實驗性治療。休息療法。
有條規定說十二月不收病人，節日期間總有太多情感上的陷阱，所以他們決定一月的時候去。路上開了二十分鐘。上高速公路前，之前潮濕坑窪的鄉間道路現在已經完全結凍了。濕地橡樹和楓樹把陰影投射到明亮的雪地上，像欄杆一樣。
菲奧娜說：「啊，想起來了。」
格蘭特說：「我也在想那件事。」
「只不過是在月光下面。」她說。
她說的是那次他們在夜裡出去滑雪，在滿月下，滑過布滿黑色條紋的雪地，這個地方你只有在深冬才能進入。他們聽到樹枝在嚴寒中開裂的聲音。
那麼如果她能夠生動準確地記得那些，她又會有什麼大問題呢？
他努力控制才沒有掉頭開回家。
院長還向他解釋了另一條規則。新病人第一個月不允許接受探訪，大多數人需要這段時間來安定下來。這條規則實施以前，人們請願，哭泣，發脾氣，甚至那些自願來的人也是如此。到了第三天或第四天，他們開始後悔，請求回家。有些家人會受影響，會把病人帶回家，可情況並未好轉，六個月甚至短短几周之後，所有的麻煩又會重新上演。
「然而我們發現，」管理者說，「如果他們獨自留下，通常最後會像糊塗蟲一樣快樂。你實際上要哄著他們上車去城裡，要他們回家看看也是一樣。那時再帶他們回家就完全沒問題了，待上一兩個小時——他們還會擔心趕不回來吃晚餐呢。草地湖就是他們的家了。當然，不包括那些住在二樓的，我們不能讓他們離開。那太困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