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奎妮在聯合車站遇到我的時候，她說：「你還是別那樣叫我了。」
「什麼？奎妮嗎？」我問。
「斯坦不喜歡，」她說，「他說那讓他聯想到馬。」
聽到她說「斯坦」比她讓我知道她不再是奎妮更讓我吃驚，她是莉娜。當然我也不指望她在結婚一年半以後還管丈夫叫馮吉勒先生。在這一年半里，我沒見到她，我剛才在車站等候的人群中看見她時，差點兒沒認出來。
她的頭髮染黑了，在臉周圍爆散開來，那是當時繼蜂窩頭之後流行的什麼髮型，原本漂亮柔順的玉米漿顏色的長髮——面上是金色的，底下是深色的——再也沒有了。她穿著黃色印花裙子，很貼身，還不到膝蓋。眼睛周圍重重地塗了埃及豔后式的眼線，紫色眼影讓眼睛反而顯得小了，彷彿它們故意隱藏了起來。她現在打了耳洞，金色的耳環在耳垂上搖晃著。
我看見她也以驚訝的表情看著我。我想表現得大膽隨和一些。我說：「你屁股上圍著的是花邊還是裙子？」她笑了。我又說：「火車好熱啊。我汗流得像只豬似的。」
我可以聽見自己的聲音，像我繼母貝特一樣親切熱情，鼻音很重。
汗流得像只豬似的。
在去奎妮家的有軌電車上，我忍不住說著蠢話。「我們還在城裡嗎？」我說。高高的建築一閃而過，但是我覺得不能稱這個街區為住宅區。同樣的商店和建築一個接一個——乾洗店，花店，雜貨店，餐廳。一箱箱的水果和蔬菜擺在人行道上，二樓的窗戶掛著牙醫診所、裁縫店和水暖設備店的招牌。幾乎沒有比這更高的樓了，也沒有比這建築更高的樹。
「不是真正的城裡，」奎妮說，「記得我給你看過辛普森一家住的地方嗎？還有我們上電車的地方？那是真正的城裡。」
「那我們差不多快到了？」我問。
她說：「我們還有一段路們才到呢。」
接著她說：「『一段路』。斯坦也不喜歡我說『一段路們』。」
重複的事物，或者也許是炎熱，讓我感覺心焦，很不舒服。我們把衣箱抱在膝蓋上，離我手指幾英寸開外的地方就是一個男人的胖脖子和禿頭，幾撮冒著汗的黑頭髮貼在頭皮上。不知怎麼我想起了馮吉勒先生醫藥箱里的牙齒，奎妮在隔壁的馮吉勒家工作時給我看過。那是馮吉勒先生可以被當作斯坦以前很久的事情了。
兩顆相連的牙齒放在他的剃刀和刮鬍刷旁邊，木碗里盛著毛茸茸讓人噁心的刮鬍皂。
「那是他的橋。」奎妮說過。
橋？
「牙橋。」
「討厭。」我說。
「這些是備用的，」她說，「他戴著其他的假牙。」
「好噁心。它們不變黃嗎？」
奎妮用手捂住我的嘴。她不想讓馮吉勒太太聽到。馮吉勒太太躺在樓下餐廳的沙發上。她的眼睛大多數時間是閉著的，但是她可能沒有睡著。
到站下車之後，我們要走上陡峭的小山，笨拙地合力抬著箱子。房子並不都是一樣的，儘管乍一看它們沒什麼區別。有些屋頂像帽子一樣伸出牆外，要麼整個二樓都覆著牆面板，像屋頂一樣。牆面板是墨綠色、褐紫紅色或棕色的。門廊差幾英尺就連上人行道了，房子之間的間距很窄，人們可以從屋側的窗子探出去互相握手。孩子們在人行道上玩耍，但是奎妮不關注他們，彷彿他們是在裂縫裡啄食的鳥。一個很胖的男人光著膀子坐在前台階上，盯著我們看，他那呆板憂鬱的樣子讓我確信他有話要說。奎妮大步流星地從他面前走過。
上到山腰的時候，她轉而沿垃圾箱之間的一條碎石路而行。一個女人從樓上的窗子里叫著什麼，我沒有聽明白。奎妮大叫著回答：「是我妹妹，來看我的。」
「我們的房東，」她說，「他們住在前面和樓上。他們是希臘人。她幾乎不會說英語。」
我發現奎妮與馮吉勒先生和希臘人一家共用一間洗手間。你得自己帶衛生紙——如果忘了，那裡可沒有。我要馬上去一趟，因為我月經來得很多，要去換衛生巾。那以後很多年，在炎熱的天氣看到城市的街道、棕色的磚和深色牆面板的影子，聽到電車的噪音，都會讓我想起下腹的經痛、臉上一陣陣的潮紅、經血、還有熱昏頭的感覺。
有一間卧室是奎妮和馮吉勒先生的，另一間卧室改造成了小客廳，還有一間狹小的廚房和一個陽台。陽台上的行軍床是我睡覺的地方。就在窗外，房東和另一個男人在修理摩托車。油、金屬和機器的氣味，混合著陽光里熟番茄的氣味。從樓上的窗子里傳來收音機的音樂，尖利刺耳。
「斯坦不能忍受的一件事，」奎妮說，「就是收音機。」她把印花窗帘拉上，但是雜訊和陽光還是會透進來。「真希望我可以買得起隔板。」
我把帶血的衛生巾包在廁紙里，拿在手裡。她給我拿來一個紙袋，指指門外的垃圾桶。「都扔出去，」她說，「馬上去。你不會忘記，是吧？還有，不要把盒子放在他能看見的地方，他討厭被提醒。」
我試圖泰然處之，裝出很自在的樣子。「我需要買一件像你那樣涼爽的裙子。」我說。
「也許我可以幫你做一件。」奎妮邊說邊把頭伸到冰箱里。「我想喝可樂，你呢？我去了賣散料的地方，花了大約三塊錢就做了這條裙子。你現在穿多大尺寸了？」
我聳聳肩。我說我正在儘力減肥。
「那樣啊，我們也許會找到點兒什麼。」
「我要再婚的那個女人，有個像你這麼大的女孩，」父親說，「這小女孩沒有爸爸。所以你要答應我一件事，你永遠不要因此取笑她，不要對她說任何刻薄的話。到時候有可能你們會打架，像姐妹一樣意見不統一，但是一定不要說那樣的話。如果其他小孩這樣說，你也不要站在他們一邊。」
為了找理由挑起爭論，我說我沒有媽媽，也沒有人對我說什麼刻薄話。
父親說：「那不一樣。」
他全想錯了。我們兩個完全不像同齡，因為父親娶貝特時奎妮九歲，我六歲。後來，我跳了一級，奎妮留了一級，我們在學校關係更親密了。我從來都不覺得會有人對她不好。她是那種每個人都願意交好的人。她先是被選進了棒球隊，雖然她是個粗心大意的球員，後來又被選進拼寫小組，雖然她拼寫很差。還有，我們沒有打過架。一次都沒有。她對我特別友好，我也非常佩服她。我會崇拜她，因為她暗金色的頭髮、睡意矇矓的黑眼睛——僅僅是她的樣子和她的笑容就能讓我對她頂禮膜拜。她的笑甜蜜而粗糲，像紅糖一樣。奇怪的是，儘管她有那麼多優勢，她仍然可以做一個溫柔善良的孩子。
那個早上，我剛一睡醒就發現奎妮不見了，那是一個初冬的早晨，我能感覺到她走了。
六七點鐘，天還黑著。屋裡很冷。我披上和奎妮合用的棕色羊毛大浴衣。我們叫它「野牛比爾」，我們早上誰先下床，誰就搶先穿上它。它的來歷是個謎。
「也許是貝特嫁給你爸爸以前的一個朋友的，」奎妮說，「但是不要說，她會殺了我的。」
她的床是空的，人也不在浴室。我下樓，沒有打開燈，不想吵醒貝特。我從前門的小窗望出去。堅硬的路面、便道、前院平坦的草坪上都閃爍著白霜。那年的雪下得很晚。我打開客廳里的自動調溫器，暖爐在黑暗中翻騰著，發出讓人安心的咆哮聲。這台煤油爐是剛買的，父親說他每天早上還是五點鐘醒來，覺得去地下室生火的時間到了。
父親睡在以前的餐具室里，就在廚房旁邊。他有一張鐵床、一把斷了靠背的椅子，用來堆他的舊《國家地理》雜誌，是預備睡不著覺的時候看的。他通過系在床架上的繩子開關吊燈。介於父親是一家之主，這樣的安排在我看來很自然，很恰當。他應該像哨兵一樣蓋著粗糙的毯子睡覺，散發出令人不適的引擎和煙草的氣味。閱讀，時刻保持清醒，睡覺時也要有所警覺。
即使是這樣，他都沒有聽到奎妮的動靜。他說她一定是在屋裡的某處。「你看了浴室了嗎？」
我說：「她不在那裡。」
「也許和她媽媽在一起。又有點神經過敏了。」
當貝特從噩夢中醒來，或者還沒完全醒——父親稱這種情況為神經過敏，她會從她的房間里跌跌撞撞地走出來，沒法說清楚是什麼把她嚇著了。奎妮必須帶她回到床上。奎妮會蜷縮著貼在她後背上，發出小狗舔牛奶一樣的安慰聲，貝特到早上什麼都不會記得。
我不得不打開廚房的燈。
「我不想吵醒她，」我說，「貝特。」
我看著麵包罐——因為用洗碗布擦得太多了，底上都生鏽了，坐在爐子上的鍋，洗好了還沒有收起來，還有費爾虹乳業提供的座右銘：上帝是我們房子的中心。所有這些東西都在愚蠢地等待這一天的開始，不知道它已經被災難掏空了。
側廊的門沒有鎖。
「有人進來過，」我說，「有人進來帶走了奎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