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娜一下午都在高中的球場上打網球。劉易斯從學校離職後，她有一段時間沒有來過球場了，但那差不多是一年前的事了。她朋友瑪格麗特說服她再去打球——瑪格麗特也是一個退休教師，她的離開是常規和正式的，不像劉易斯。
「可以的時候最好多出來活動活動。」
劉易斯出事的時候，瑪格麗特已經走了。她從蘇格蘭寫信支持他。但是她是這麼有廣泛同情心的人，富於坦率的理解和深厚的友情，她的信本身也許並沒有多少分量。起作用的更多的是瑪格麗特的善良用心。
「劉易斯怎麼樣了？」尼娜那天下午開車送她回家時，她問道。
尼娜說：「沿邊走走。」
太陽已經沉到湖的邊緣。一些樹的葉子還沒有落盡，閃著金光，但是夏天下午的溫熱已經迅速消逝。瑪格麗特房前的灌木叢都用麻袋布條紮起來，像木乃伊一樣。
一天的這個時刻總讓尼娜想起放學後她和劉易斯在晚飯前的散步。天黑下來，必要的短時間散步，沿著城外小路和舊鐵路的路堤。散步雖短，但是充滿細緻的觀察，說出的或沒有說出的，她從劉易斯那裡了解或吸收到很多東西。蟲子，蛆，蝸牛，苔蘚，溝渠里的蘆葦和草叢中的雜亂鬃毛，動物腳印，蛇果，酸莓——混淆每天都澄清一點。每天向冬天邁進新的一步，日甚一日的貧瘠與衰敗。
尼娜和劉易斯住的房子是1840年代建造的，房子靠近人行道是那時候的風格。在客廳或飯廳，你不但可以聽到外面的腳步聲，還能聽到人們的談話聲。尼娜希望劉易斯能夠聽到車門關上的聲音。
她吹著口哨走進屋門，盡量吹得好一些。看，凱旋的英雄回來了。
「我贏了。我贏了。人呢？」
當她還在外面的時候，劉易斯已經不行了。事實上，他一直想自殺。床頭柜上放著四個小塑料包，襯著錫紙。每個裡面有兩片烈性止痛藥。另外兩包放在旁邊，沒有動過，白色的膠囊還在塑料蓋里。後來，當尼娜撿起這些，她看見其中一個的錫紙上有一點痕迹，好像他剛開始用指甲挖進去，就放棄了，彷彿確定他已經吃的夠多了，或者是那一刻他已經失去了意識。
他喝水的杯子差不多空了。水沒有灑出來。
他們曾經談論過這件事。計畫達成了一致，但總是像一件在將來才可能發生和將要發生的事。尼娜設想那時她會在場，而且會有某種正式的儀式。音樂。枕頭擺好，拉過來一把椅子，這樣她就可以拉著他的手。有兩件事情她沒有想到——他特別不喜歡儀式，這種合作的負擔會落在她身上。問題提出來了，意見交換過了，她的風險僅在於作為行動一方。
他這樣做是盡量不給她留下需要掩飾的地方。
她尋找便條。她認為上面會寫什麼呢？她不需要指示。她當然也不需要解釋，更不要說道歉了。便條告訴不了任何她不知道的事情。甚至是為什麼這麼快？這個問題，也是她自己可以弄清楚的。他們談論過——或者說是他談過——忍受無助、痛苦和自我反感的極限，還有意識到那個極限的重要性，而不是省略過去。寧可早點，而不是晚點。
同樣，他似乎沒有什麼還沒有對她說的話了。她先查看了地板，覺得當他最後一次放下杯子時，有可能用睡衣袖子把便條從床頭櫃拂到了地上，或者他會特別小心盡量避免這樣——她又檢查了檯燈底下。然後是桌子的抽屜。他的拖鞋下面和裡面。她拿起他最近看的書，抖抖書頁，那是一本古生物學的書，她認為，是關於所謂坎博里安多元生命爆炸的。
那裡什麼都沒有。
她開始迅速翻看床上用品。她撤掉羽絨被，然後是床單。他躺在那裡，穿著幾星期前她給他買的深藍色絲綢睡衣。他抱怨過冷——他以前從來沒有在床上感覺過冷——所以她出去買了商店裡最貴的睡衣，因為絲綢又輕又暖，因為她看見的所有其他睡衣——它們的帶子，它們散發著或古怪或頑皮的氣質——讓她想到老人，或滑稽劇里的丈夫，失意的洗牌者。它們幾乎和床單一樣顏色，只向她露出他身體的很少的部分。腳，腳踝，脛。手，手腕，脖子，頭。他側身躺著，背對著她。決心要找到便條，她移動著枕頭，從他的頭下拖出來。
沒有。沒有。
從枕頭挪到床墊上時，他的頭髮出某種聲音，比她預想的要大得多。就是那樣，像鋪展的床單一樣明顯，似乎在對她說她的尋找是徒勞的。
藥片可能是讓他睡著了，秘密中止了他身體器官和組織的運行，所以沒有死不瞑目，沒有面目扭曲。他的嘴微微張開，但是很乾。最後這幾個月他變了很多——到現在她才真正感覺到。當他睜著眼睛時，甚至他在睡覺時，他的一些努力讓人們覺得損傷是暫時的——一個有活力的六十二歲的男人還在那裡，在他發藍的皮膚皺褶下，對疾病的冷漠警惕下，總是蘊涵著積極向上的潛能。從來不是骨骼的結構讓他的臉呈現出兇猛生動的特點——而是深陷的眼睛、抽搐的嘴與隨和的表情，迅速變化的皺紋影響了他表現嘲弄、懷疑、有諷刺意味的耐心和痛苦的厭惡的全部才能。課堂全部曲目——而且並不總是局限於此。
沒了。都沒了。現在，在死亡後的幾小時之內（一定是她一離開他就開始行動了，不想冒險等她回來時自殺還沒有完成），現在，很顯然虛損和頹廢終於勝出，他的臉深深地萎縮了。它被死亡蓋上了封印，疏離，衰老，稚氣——也許就像出生時已死的嬰兒。
疾病有三種發作形式。一種是在手和胳膊上。手指麻木笨拙，很難或根本無法握拳。或者可能是腿先變得虛弱，腳開始踉踉蹌蹌，很快無法抬起上台階，甚至邁上地毯的邊緣。第三種，很可能是最嚴重的一種，是對咽喉和舌頭的侵害。吞咽成了靠不住的、可怕的、令人窒息的戲劇，講話成了煩人的音節滯澀的語流。常常是控制肌肉受到了損壞，一開始聽起來的確沒有那麼可怕。心臟和大腦沒有故障，不會發出有問題的信號，也沒有惡性的人格錯位。視覺，聽覺，味覺和觸覺，最好的是智力，還像從前一樣活躍，強大。大腦忙於調節外部的失靈，合計錯誤和消耗。這不是比其他狀況還要好嗎？
當然，劉易斯說過。不過那只是讓你採取行動的機會。
他的問題是從腿部肌肉開始的。他報名參加了一個老年人健身班（儘管他不喜歡這樣做），看看是否能加強些肌肉力量。頭一兩個星期他覺得是奏效的。但隨後腿就變得像鉛一樣重，總是拖沓和絆倒，不久，診斷出來了。他們剛了解到足夠的真相時就開始談論料理後事的問題。夏天開始的時候，他拄雙拐走路。到了夏末，他就根本走不了路了。不過手還可以翻動書頁，還能很困難地拿叉子、勺子和筆。對尼娜來說，他的講話幾乎沒有受到影響，雖然來的客人聽不清楚。他還是決定不見客了。他的飲食也變了，為了讓吞咽更容易一些，有時一連好幾天都能順利度過。
尼娜詢問過輪椅的事。他不反對。他們不再談論那個全面癱瘓。她甚至想，是否他們——或他——會進入一種她曾在書上讀到過的階段，處於致命疾病中期的人們會發生的一種改變。樂觀的態度變得很重要，不是理應如此，而是整個經歷已經成為現實而非空想，應對的辦法早有定數，並非無稽之談。
還沒有到最後的時刻。活在當下。抓住今天。
這種心境似乎和劉易斯的性格不符。尼娜沒想到他能這麼最為有效地自我欺騙。但是她也從來沒想到他會被身體垮掉而擊敗。現在，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難道其他的就不會發生嗎？發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不是也可能發生在他身上嗎？隱秘的希望，突然的轉機，狡猾的交易？
沒有。
她拿起床頭電話簿，尋找「殯儀員」，這個詞當然是不會出現的。「葬禮指揮」。她總是和他一樣對此類事情感到憤怒。殯儀員，看在上帝的分上，殯儀員有什麼不妥的嗎？她轉頭看著他，發現自己就這樣把他留在那裡，無助地暴露著。撥號碼前她又重新蓋上床單和羽絨被。
一個年輕男人的聲音問她，有沒有醫生在場，醫生還沒有到嗎？
「他不需要醫生。我進來時他已經死了。」
「是什麼時候？」
「我不清楚——大概二十分鐘前吧。」
「你發現他死了？那麼——你的醫生是誰？我打電話叫他過去。」
尼娜和劉易斯正式討論自殺的時候，她記得，他們從來沒有談到這件事要保密還是公開。某種程度上，她確信他想公開。他想讓人們知道，他這樣處理自己的問題是可敬的和明智的。另一方面他也許不想曝光。他不想讓任何人覺得，這是丟了工作的結果，他和學校的鬥爭失敗了。讓人們以為他是因為那個失敗而屈服於此的——這會使他大發雷霆的。
她把床頭柜上的藥包，滿的和空的，都找了出來，衝下了馬桶。
殯儀人員帶來的都是本地人，又高又壯的小夥子，有他原來的學生，無法掩飾的緊張與難堪。醫生也很